关键词：吴虞;打孔家店;打倒孔家店;
Abstract: In 1921, Hu Shi praised Wu Yu as "the old hero of the shop in Sichuan province." But after the 1930s and 1940s, Hu's evolution of this praise for Wu Yu became "the old hero who knocked down the hole shop" and called it one of the central slogans of the May Fourth New Culture Movement. Contrary to historical facts. Although the "fight" and "down" only one word, but from the show to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attitude is very different. This change of praise has been widely disseminated, mainly due to the 20th century, 30 years Chen Boda and others initiated a new Enlightenment, and the new cultural movement of the individual participants consciously or unconsciously also used the "down hole shop."Keywords: Wu Yu; punch shop; down hole shop;
分类号：I206.6
吴虞,原名永宽,字又陵,四川新繁县人氏,1872年出生于成都,主张反孔非儒,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思想家｡20世纪初期的中国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变动,专制的清王朝被推翻,建立了民主共和制度｡除政治制度变动外,中国的思想道德界也发生了剧烈变革｡时代的变动,促使人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掀起了对传统思想道德的批判｡因为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吃人与礼教》《说孝》等一系列反儒非孔的文章,吴虞走在了反儒阵营的前列,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名健将｡吴虞凭借自己的著作享誉国内外,且胡适的一句赞誉使吴虞的名号广为流传,即“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时至今日,该名号成了吴虞的标签,但标签的内容却有所演变,变为“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孔子及其代表的儒家学说在中国古代一直受到统治者的提倡与重视,直至新文化运动时期开始受到怀疑与批判｡但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知识阶层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以及关于批孔的程度问题,在学术界一直存在着极大争议｡这时,吴虞是打孔家店的老英雄,还是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这个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打”与“打倒”虽然只有一字只差,但透露出来的态度与内涵差别巨大,打是批判之意,说明孔家店存在问题需要改进,其仍有存在的必要;而“打倒”却是完全否认,认为孔家店一无是处,需要推翻的意思｡对此问题的梳理,关系到吴虞､胡适及其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健将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打孔家店”变为“打倒孔家店”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该变化的广泛传播说明了近现代中国知识阶层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
一､最初的打孔家店
在吴虞的人生历程中,1921—1925年在北京大学讲授诸子之文时期,是其文人道路上的顶峰｡虽然在此之前,吴虞通过《新青年》杂志这个平台已经名扬全国,但始终是在四川这个区域范围内活动｡来到北京,吴虞有机会与当时学术界一流的人物接触｡并且在到京初期,吴虞与胡适频频接触,在胡适的推荐下,吴虞文录才得以出版｡1921年,上海亚东图书馆集中出版了三本书,分别是《独秀文存》《胡适文存》与《吴虞文录》｡《吴虞文录》是吴虞早年作品的汇集,其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的文章大都包含在内,集中体现了吴虞反封建专制的思想｡
在《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说孝》《吃人与礼教》《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等文章中,吴虞对儒教展开了猛烈抨击｡在宣传中,亚东图书馆把吴虞放在了与陈独秀､胡适同等的高度,可以看出,这是对吴虞在反孔非儒方面所做贡献的肯定｡吴虞对于儒家学说的态度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其早年曾入著名的尊经书院读书,但戊戌变法之后,吴虞开始追求西学,并于1905年前往日本学习法律｡通过中西文化的对比,吴虞逐渐产生了“反孔非儒”的思想｡吴虞著文对孔子和儒学进行了猛烈批判,且与反对专制制度结合起来,认为其对于中国社会危害深远｡吴虞认为,儒家主张“在家言孝,在朝言忠”,其利用伦理主张为封建制度服务,儒家思想成为专制统治者统治人民的工具｡基于此,吴虞强烈反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反对封建专制制度｡
胡适把《吴虞文录》推荐给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并亲自为之写序,对吴虞抨击儒家礼法制度大加肯定,称赞吴虞是攻击孔教的有力健将,是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清道夫｡在序末尾,胡适写道:“我 给各位中国少年介绍这位‘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又陵先生!”[1](P4)这是胡适对吴虞最原始的赞誉,最初吴虞对于这个称谓并不太重视｡对此,吴虞日记中有所记载,在1921年6月17号,吴虞拿到了胡适为之所著的序,但吴虞对胡适的这个赞誉并没有提及,反倒记述了胡适称其为思想界之清道夫｡从中可以看出,相较这两个赞誉,吴虞更倾向于认为自己是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对于“打孔家店的老英雄”这一称谓,吴虞后来有所解释｡1924年5月2日,《晨报》副刊发表了吴虞本人的《致<晨报>记者》一文｡当时,吴虞陷入因逛妓院引起的舆论风波中,这篇文章是吴虞针对钱玄同质疑的回复,钱玄同认为吴虞不配称作“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认为这是胡适因读《水浒》而发表的一句戏言,不能代表自己对孔子的学术观点:“时适之先生方阅《水浒》,故有打孔家店之戏言｡其实,我并不尝自居于打孔家店者,浅陋昏乱,我原不必辞｡不过,蔡孑民､陈独秀､胡适之､吴稚晖他们称许我皆谬矣｡”[2](P4)吴虞与父亲发生了家庭纠纷,其父曾以“不孝”的罪名将吴虞状告至当地审判庭,吴虞因此受到攻击,甚至不得不躲避官府的批捕｡由于自己特殊的家庭经历,吴虞深受旧道德的迫害,所以有强烈的反孔非儒情结｡吴虞对其虽然持反对的态度,但并没有全盘否定｡正如对待孔子,吴虞其实并不反对真实的孔子,反而高度肯定孔子的价值,甚至认为孔子是当时的伟人,其反对的只是被统治者打造出来的孔子,反对的是被利用的孔子｡吴虞主张批孔反儒,但并不赞同对其完全否定｡然而,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后,吴虞成为“打倒孔家店”的第一人,这一说法的流行与陈伯达公开提出､宣传“打倒孔家店”有关｡
二､陈伯达宣传打倒孔家店
新文化运动以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9月起改名为《新青年》)为开始标志,胡适1921年称赞吴虞是“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已属其中后期｡无论是胡适还是吴虞,两人虽然都批判传统思想文化,但都不赞同将其摧毁的极端态度｡况且,整个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公开口号是“民主与科学”,在当时的刊物文章中,“打倒孔家店”并没有成为其口号,这可能是由后人衍生出来附加给了新文化运动｡陈伯达是中国共产党内的活跃分子,其与“打倒孔家店”口号的流行有关主要是因为其发起了新启蒙运动｡1904年,陈伯达出生于福建惠安,1924年入上海大学读书,新文化运动进行时期正是其青少年阶段,所以他并没有参与､经历新文化运动,但他却发动了第二次新文化运动｡
作为一名中共党员,陈伯达192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4月至1937年8月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宣传部部长一职｡由于抗日民族斗争的需要,当时的共产党人在思想文化界发起了新启蒙运动,号称是五四启蒙运动的继续和发展,被称为第二次新文化运动｡陈伯达是新启蒙运动的重要发起者之一｡新启蒙运动的纲领是“反对异民族的奴役,反对礼教,反对独断,反对盲从,破除迷信,唤起广大人民之抗敌和民主的觉醒”｡为实现这一纲领,新启蒙者列出了应该进行的一系列工作,其中主要的一项就是“接受‘五四’运动时期‘打倒孔家店’的号召,继续对中国旧传统思想､旧宗教作全面系统的批判”[3]｡对于中国的传统思想,他们看到的都是消极方面的影响,认为其外仁义而其内极为残忍,认为其在同胞中起着类似于鸦片消磨人们意志的作用,甚至认为是这种思想导致叛卖民族人物的出现｡对于传统思想,他们持深刻批判的态度,这与新文化运动时期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但此时人们行动的目的是唤起民众的抗战和民主意识,对于传统思想则是彻底的批判｡他们自认为所倡导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并且响应“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在《论新启蒙运动——第二次的新文化运动——文化上的救亡运动》这篇文章中,陈伯达认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口号之一是“打倒孔家店”,此时,吴虞成为打倒孔家店的始祖｡新启蒙运动的另一主要发动者艾思奇也持相似的观点｡20世纪40年代后,有关吴虞称号的学术著作中,都普遍称其为“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对比胡适的最初称谓,可以很明显地发现两点变化:第一,前面的地域范畴“四川省”基本上被无形地抹杀掉,使吴虞反孔非儒突破了四川这一省域范围,并成为全国性质的事情,也为该错误口号的广泛流传铺平了道路;第二,“打”变成了“打倒”,表明对待传统思想文化的态度更趋激烈,同样,该口号也极具感染性与煽动性｡当然,这一口号的流行与人们对于吴虞的认知也有极大关系,吴虞本人不是一个温和派,其言论与行为在“五四”时期都体现了坚定的先锋者形象｡20世纪3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发生于抗日民族斗争开始之际,其宗旨是为抗日战争服务,适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所以得到社会各阶层的响应,并引起广泛讨论｡我们现在已经无法判断陈伯达是在何种用意下使用“打倒孔家店”,也无法判断他是否清楚胡适最初“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的说法,但可以肯定的是,陈伯达对传统文化持批判乃至否定的态度｡文革期间,这一思想得到了全面体现,陈伯达认为孔子的功绩仅限于教育这一方面,甚至做出了“孔坟可以挖掉”的批示,出现了孔坟被掘的极端行为｡“打倒孔家店”的流行与陈伯达的公开提倡有密切关系,但陈伯达并不是第一个提出此口号的人｡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与经历者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更早地使用了“打倒孔家店”｡
三､郭斌龢与陈独秀提及打倒孔家店
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形成了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打孔家店与以南京高师(东南大学)为中心的护孔家店的南北对峙局面｡1920年,南京高师升格为东南大学,1927年一度改名为中央大学｡1935年,时任中央大学教授的郭斌龢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二十周年纪念会上曾言:“当举世狂呼打倒孔家店,打倒中国旧文化之日,南高诸人独奋起伸吭与之辨难｡曰中国文化决不可打倒,孔子为中国文化之中心,决不可打倒｡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南高师生,足以当之｡”[4]1935年,郭斌龢任教的中央大学,与新文化运动时期维护传统文化的南京高师(东南大学)是一脉相承的｡郭斌龢回顾当时北方新文化运动时期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认为其呼吁“打倒孔家店”｡自胡适1921年提序称赞吴虞是“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14年之后,郭斌龢是材料上能够找到的第一个提出“打倒孔家店”之人｡但郭斌龢这一提法并不是完全出于胡适话语的角度,更多的是北方新文化运动学者们对待旧传统(孔家店)的态度｡虽然陈独秀､吴虞等学者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并不是完全否定,但持批评立场,认为历经二千多年专制制度的传统思想文化有太多需要改造的地方｡与之相反,以南京高师(东南大学)为代表的学者们对于旧传统持基本肯定的态度,认为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并不赞成北方学者们对其的激烈批判｡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著作及宣传中,“打倒孔家店”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纲领性口号,甚至目前仍有部分著作延续这一错误说法,其实这不符合“五四”新文化运动主流代表人物的文化主张,陈独秀､鲁迅､胡适､蔡元培､李大钊等人均未有此提法,且无此文化主张｡此时的文化健将在青少年时期都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在中西方文化相互作用的时代背景下,他们试图剖析传统文化存在的弊端及改革的方法｡以陈独秀为例,“陈独秀并未‘全盘反传统’,其反儒家的言论,重点放在破坏孔教､礼法､旧伦理(忠､孝､节)､国粹､贞节,反对文言文,大部分属于文化本身的制度和物质层面,而对儒家学说中的精神层面,如仁､义､心､性等问题则很少提到”[5]｡但陈独秀本人后来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化主张却有完全不同的解读｡1937年,陈独秀在《东方杂志》发表《孔子与中国》,回顾新文化运动时期其对于孔子及传统文化的态度,虽然肯定了孔子在那个时代的价值与作用,但认为当时的参与者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主张｡由此可见,20世纪30年代批判传统文化的态度仍然十分强烈,陈独秀这一错误可能受到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
四､余论
“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只是胡适对吴虞的一种戏剧化称赞,并不代表胡适本人的文化主张｡1948年,胡适再次谈到“孔家店”,他对于以孔子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儒家思想并不主张武断地抹杀,并且充分肯定了孔子的历史功绩｡胡适是吴虞“打倒孔家店”称号的制造者,但其对于传统文化并不主张全盘否定｡梳理这一口号被误传的过程可以得出,“打倒孔家店”并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张与纲领性口号｡同时,吴虞名号被误传并得以广泛传播的本身也是一种值得研究的历史过程,它深刻反映了近代中国学者对于孔子及以其为中心的传统文化的态度｡近代中国的发展逐步落后于世界,在国际舞台上处于弱势地位,且一直遭受列强欺辱,而中国知识分子往往从传统文化方面来寻找原因,希望通过变革传统文化探寻国家变强的方法,这样形成的一种错误认识,导致对于传统文化的评价有失客观｡
参考文献
[1]胡适.吴虞文录[M].合肥:黄山书社,2008.
[2]赵清,郑城.吴虞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3]陈伯达.国防总动员特辑:哲学的国防动员[J].读书生活,1936,(9):24-26.
[4]郭斌龢.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二十周年纪念之意义[J].国风月刊,1935,(2):1-4.
[5]孙熙国,路宽.论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对中国文化发展的贡献[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6,(13):46. 上一篇：《雾都孤儿》中南希的悲惨命运探析 下一篇：代际创伤与《人性的污秽》中主人公科尔曼·希尔克的种族身份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