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页 > 论文欣赏 >

汉文史料中“唐古特”一词所指族群变迁研究


2017-09-12    来源:兰州教育学院学报    作者:刘少华

摘要:在汉文史料中,“唐古特”一词最初指党项羌族及其所建立的西夏政权,这种叫法一直延续到了清初。在西夏灭亡三百多年后的文献中,“唐古特”开始指青藏地区以及藏族。前人的论著大多注重讨论其民族特性,鲜少有学者对这一指称源流变化进行专门论述,所以本文试对“唐古特”一词的指称演变进行梳理。
  关键词:“唐古特”;西夏;西藏;
  Abstract: in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hanwen, the term "tang gute" originally referred to the qiang ethnic group and its established western xia regime, which lasted until the early qing dynasty. In the literature of the western xia dynasty more than 300 years later, "tang gute" began to refer to the Tibetan and Tibetan regions. Most previous works focus on discuss the national character, few scholars devoted to the alleged origin of change, so this article try to "the ancient" sorted out the alleged evolution of the word.
  Key words: "tang gute"; Xixia. Tibet;
  
  一、“唐古特”一词的来源及指称
  西夏的历史记载关于“唐古特”一词的来源众说纷纭,国内的一部分学者认为此名字来自党项的“党”(tang-)加上蒙古语的复数词尾(-ut),日本的学者认为“唐古特”和党项都是来自图伯特(Tibet)西藏语的复合词,而美国的R.W.邓内尔先生则认为“唐古特”一词为阿尔泰语形,是经过中亚的媒介,来自图伯特人的自称。多种的来源说法再加上不同的“唐古特”民族的名称曾散见于于阗文和粟特文,并且和波斯、阿拉伯、叙利亚文的图伯特或图伯特人的名称形式类似,所以,尽管对名称来源有不同的认识,其必然结论是,“唐古特”这个名称被中亚和北亚人用以称呼北部图伯特人和居住在安多-阔阔淖尔地区的其他部族。[1]现实遗存中有关“唐古特”的记载最早见于公元735年鄂尔浑河畔的《毗伽可汗碑》,其碑载:“十七岁时,我(毗伽可汗)出征tangut。我击溃了tangut,夺得他们的儿童、妇女、马匹和财物。”[2]“tangut”在汉语中的对音是“唐古特”或者“唐兀惕”,由于发音的关系,词尾音“t”常常被弱化或剥落,从而形成“唐古”或“唐兀”的书面记录形式。[3]汉语词汇中“唐古”一词最早见于《辽史》,但是在《辽史》中唐古可分为“北唐古部”和“南唐古部”。这两个大的部中又可以细分为许多小的部族,党项只是唐古众多部族中的一支。
《蒙古秘史》曾直接把党项称为唐古,其记载“成吉思汗崩,后将唐兀惕百姓,多分与了也遂合墩”。当马可波罗到达西夏王朝的境内时,尽管这个王朝已经消亡了,但他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仍然称西夏为“唐古特”,“你在沙漠中穿行30天后,如我所说,便会在其东北和东部之间找到一座叫做沙洲的城,该城属于大汗,坐落在人称唐古特的地区”。[4]后来西方人所说的“唐古特”主要是指西夏。1895年英国学者卜世礼在《唐古特的西夏王朝及其钱币和奇特的文字》中这样写道:“唐古特是中国西北地区一个独立国家,这个名字在中世纪的中亚旅行者中广为人知,唐古特在1227年最终亡于著名的成吉思汗。”从这些文献记载中可以知道“唐古特”曾经的确是西夏的代名词。
  二、党项羌族和西藏关系
  首先从横向上来看,党项和吐蕃的关系,可从藏文、西夏文文献记载中来查找。藏文史籍《贤者喜宴》中记载,吐蕃在松赞干布时代“自东方汉地(rgya)和木雅(mi-nyag即党项)获得工艺与历算之书”,松赞干布在迎娶泥婆罗墀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后,“为了生育王子,松赞干布又娶香雄王(zhang—zhung—gi—rgyal—po)和黎弥佳(li—ming—skya)之女香雄妃黎娣缅(zhang—zhung—bzav-li-thig-man)、弭药王(mi-nyag-gi—rgyal—po)之女茹雍妃洁莫尊(ru-yong-bzav-rgyal-mo-btsun)”,又称“木雅人做工头,于康(khams)地建隆塘度母寺”。[5]其所指的弭药和木雅皆为党项羌族。由此可见,至少在松赞干布时期西藏与党项羌族有着密切的往来。在出土的西夏文资料中也有与之相对应的文献记载。有一首西夏文诗歌曾说西夏的皇族始祖曾娶吐蕃姑娘为妻,后生七子,繁衍为整个西夏王族。[6]这是藏文和西夏文中记载的两个民族之间的往来关系。
  其次可以从纵向上来梳理二者的历史关系,在《新唐书·吐蕃传》中曾载:“吐蕃本属西羌,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潢,江,岷间,有发羌,唐旄等,然未始与中国通。”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得知,吐蕃与西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关于这个问题,顾颉刚先生在《从古籍中探讨我国的西部民族———西羌》一文中说:“到隋唐时,羌人再在西陲建立了一个大国,那就是吐蕃。”这段话清楚的告诉我们今天的藏族即是古之羌族。
  综上,可推知,西藏与古代的羌族在历史源流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这样从纵向和横向上的考察,我们发现党项羌族与吐蕃之间的关系或许真如之前的学者所说的那样“同源而异流”。当然这些只是书中的记载,至于藏羌是否真的是同出一源,我们还需要考证两个民族的风俗习惯以及文化上是否有相似性。
  对此,之前的相关研究中曾列举了六个方面:(1)两个民族都有猕猴祖先说。(2)两个民族皆崇拜“龙神(Klu)”。(3)两个民族都崇拜羊神。据甘州方志记载,甘州城南的忠武王庙乃西夏所祀之神,为西夏王,并称“祷无不应”。这尊神羊首人面,戴羊头冠,状皆羊身。汤开建《党项风俗述略》中认为,甘州西夏所祀之神,就是西夏《文海》中所载的“守羊神”即“羊中守护神也”。《新唐书·吐蕃传》记载“其俗重鬼右巫,事羝为神”。(4)两个民族都崇拜天神。《旧唐书·党项传》载“(党项每)三年一相聚,杀牛羊以祭天”,党项最高首领自称“兀卒”,《长编》释其义为“青天子”,这与吐蕃赞普称为天神之子是一样的。(5)两个民族皆“畜牧逐水草”,“联毛帐以居”。(6)两个民族均衣皮裘,食奶酪,好饮酒,畜牦牛、马、羊。[7]通过上述记载可知,在生活习俗上两个民族也具有相似性,再加上之前的比较,我们有理由相信两个民族“同源异流”说是成立的。三、西藏“唐古特”代称的来源及史料记载清朝早期的文献称西藏为“图白忒”或“唐古特”,清顺治帝时称藏巴汗为“图白忒部落藏巴汗”,称达赖喇嘛为“图白忒部落达赖喇嘛”。《清实录》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六月癸丑条,康熙皇帝命内大臣索额图等传谕达赖喇嘛使人罗卜臧帕克巴格隆等说:“……第巴原系达拉喇嘛下管事人,朕优擢之,封为土伯特国王。”康熙三十六年(1797年)三月庚辰条,康熙皇帝又在给第巴桑结嘉措的敕谕中说:“……兹尔奏言:圣上严旨下颁。……挰尔既知过引罪,朕岂不念达赖喇嘛通使修礼历有年所乎?且朕若不加眷恤,尔土伯特国岂得安其生耶?”这里康熙皇帝多次称西藏为“土伯特”。但是,同是在《清实录》中,早在康熙二年(1663年)就出现了“西藏”一词。康熙二年八月丙申条中记载:“西藏班禅胡土克图故。遣官致祭。”康熙六年(1667年)十月丙申条中又有:“山西陕西总督卢崇峻疏言:‘……又有上年差往西藏之喇嘛……’。”可见,当时“西藏”的称谓还没有固定下来。当人们发现只用“图白忒”或者“唐古特”不能准确的代表藏族时,在清中期基本就把“西藏”一词固定下来,乾隆之后的汉文文献中“西藏”已成为通用的固定名词,“图白忒”或“唐古特”就很少使用了。现在的西藏依方言分为卫藏、康巴、安多。其中“安多”也被称为“唐古特”。据考证,西夏亡后安多藏区曾有西夏遗民,其称呼或与当地的羌族移民有着直接的关系。

  综上可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用一个词来指称不同的民族,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客观因素是藏羌原本同出一源,文化相似。主观因素多为时人对一个民族认识的程度。“唐古特”一词所代指族群的不同或由此种原因造成。

 

  [参考文献]
[1]R.M.邓内尔.唐古特是什么民族———论唐古特的族源和族名[J].亚洲史学报,1984,(1).
[2]芮传明.古突厥碑铭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3]汤开建.关于弥罗国、弥药、河西党项及唐古诸问题的考辩[J].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0,(1).
[4]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M].肖民,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
[5]巴卧·祖拉陈瓦.贤者喜宴———吐蕃史译注[M].黄昊,译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
[6]洲塔.甘肃藏族部落的社会与历史研究[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6.
[7]顾颉刚.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羌族[J].社会科学战线,1980,(1).
上一篇:《诗经》中的助词研究 下一篇:基于王朔小说的现代汉语完句问题研究
相关文章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