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构筑新乡贤文化是我国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充分发挥民间儒学的功能，采取多种途径，培育新时代的乡贤，使之引领乡土文化，提升乡土文化内涵，才能让人留住“乡愁”，推动乡村建设。

【关键词】民间儒学  乡贤文化  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G123    【文献标识码】A

重新培育乡贤文化，目的并非是要简单还原或恢复历史上的乡绅传统，更多的是借其正面的功能，利用当代社会条件下可能产生的新乡贤，反哺乡村新文化的建设。

当经济发展体现出文化的品格时，一个国家才能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

对于中国农村社会而言，尽管还有少数地区没有实现“脱贫”，但今天大部分乡村农民的物质生活较之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要好得多，亦是不争的事实。扶贫攻坚、精准扶贫，也让我们预期“脱贫”在几年内就能达到。经济的“硬件”指标相对容易完成。关键在于，无形的精神、文化层面，一方面，很难去用外在的标准衡量；另一方面，发生物质富裕、精神贫困、道德滑坡的现象也不是不可能。

对于文化精神的满足，一般采取两条途径：一是“仓廪实而知礼节”，富后知礼，富然后教。先发展经济生活，后重视更高层次的需要，固然有其道理，因同时伴随处在“为满足日常生存而竞争消费品”的阶段，确实是无法兼顾其他的。二是“同步说”，在重视物质生活的同时，也照顾到精神生活的调剂。其实第二条途径在发展的初期往往很难去实施，但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比如，在接近小康或者实现了小康之后，就必须考虑了。当前，中国进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而此时，文化建设更应优先发展。只有当文化体现出比物质和资本更强大的力量时，当经济发展体现出文化的品格时，一个国家才能走出低迷徘徊的状态，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推进，不只有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的累积，还要有文化价值等软实力的引领。文化的进步，更多是消除附着于其上的旧的意识形态痕迹，嫁接新的生命活力。走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社会主义文化成为整体“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而新社会形态的文化，是和五千年悠久文明传统的基因联通起来，同时，汲取外来积极因素，努力锻造出创新、包容的新形式、新内容。

新乡贤文化的培育要避免功利化

在传统社会中，经过千百年的濡染，以儒家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华文化，既有精英和朝堂层面的认可、传承，亦有民间和在野层面的流传、沿袭。作为农业补充的手工业、商业等经济形式，并没有动摇农业为核心的立国之策。古时的城镇生活，更多地延续、放大了农业社会的余绪。置产置田、告老还田、耕读传家等风尚，使开明的乡绅士人在私塾、乡校、书院等略带制度性的教化配合下，升平之时，浸润陶冶，通过乡规民约、戏剧传唱、祭天祭祖等多种形式，沁入心灵，变成习俗、信仰。

建立和培育新乡贤文化，一个重要前提是农村和农业需要一定数量的劳动力来维持，这些劳动力能随着时代进步不断提升其文明素质。新时期的乡贤分为三类人：第一类是“离土乡贤”，就像笔者这类小时候在乡下长大，后来长期在外地工作的文化教育工作者，由于父母亲属的关系，逢年过节回家看看，影响虽远且间接。第二类是“在土乡贤”，有点文化基础，长居乡间，人品较好、威望较高。第三类是，生于乡下，后来求学、招工、招干后就在当地为官或工作，经常返乡，办事方便，照顾更多，影响近且直接。这种划分或许对于物色人选有一定启发意义。当然，新时期的乡贤，大部分接受了现代知识的灌输，不一定都那么有“恋土”情结。然而，基于“乡里乡亲”，多少也会有感情的因素。只是日久天长，隔膜亦深，旧人不见，新人不识，如果不是有意识对之加以沟通和关注，“第一故乡”渐渐淡出视野也有可能。

文化需要人作为载体一代又一代的接续，且亟待有文化责任感的贤能之士将之“演示”到生活实践中，否则即使有，也成了纯粹的“物文化”“死文化”。一方面，衣食住行的温饱生活满足之后，许多人对精神世界的渴望急剧上升，对深层的信仰尤为关注，正在寻找他们可以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如果不去正确地引导，那就有可能造成这个“市场”或被功利化经济“拖曳”至歪斜之路，或被外来的宗教文化所侵蚀；另一方面，我们一直认为，人们拥有一定的物质条件后才能去关注内心，其实有时候恰恰相反，那些还不富裕或是边缘弱势人群似乎更需要精神的慰藉。

新乡贤文化的培育与建设，既要有一定的经济效益等市场鼓励措施调动积极性，同时，又要避免完全的功利化。提升乡土文化内涵，除了热心的志愿者外，还要发挥专业文化队伍的作用。仿效国外有关经验和做法，采取一定措施，比如，纳入对教师的年度服务社会事业考核机制，支持高校教师抽出一定的时间做这方面的相关培训等，使时代的新乡贤真正从中孕育而出。

民间儒学和新乡贤文化

新乡贤是在当代文化氛围的陶冶下产生的，甚至具有一定的世界眼光。同时，我们不能忘记，其中的乡贤源于深厚渊源的传统，与当地积累的乡土文化有着一定的联系。自然，如果确实存在“处处有历史、步步有文化的小镇和村庄”，那是再好不过的。如果不具备这些物质载体条件，一方面，可以“后补”，即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规划和重建一定要融入文化的气息；另一方面，更要重视唤醒、发掘嵌入在老百姓生活中的风俗、饮食、节日、医药等特色“活态”文化。在快速流动的信息社会，相对稳固的乡土以“时空”整体的集中方式凝结、延续了各种不同的传统“单元”，启示喧闹中的心灵获得走向未来的智慧。

当我们把历史的元素恢复和嫁接到现代的发展理念上时，我们发现，根植深厚、质朴而又顽强的乡土，似乎“记忆”的复原迅捷得多。千百年来，传统不只是保存在官学、庙堂之上或正史中，也深深地体现在“日用而不知”的民间私学里。这证明，以儒家为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传统本身在向上“意识形态”空间伸展的同时，也以强有力的生命力延续在底层。时代的转换使儒学不可能整体进入主流，那样就会与形成的新传统指导意识抵牾不少。生活儒学、民间儒学等大众儒学、实践儒学的产生与流行，说明在学理上构筑一条群众的路线是非常可能的。因此，我们要有意识地培养各个方面的新乡贤，使之在构筑“良性乡村文化生态”中起到潜移默化的功能。

我们的文化，它在小农经济时代乃至于当今的乡土文明建设中有相通相融之处，被引伸至城市社区、现代企业，“创新性转换、创造性发展”显得必不可少。总之，必须“接地气”，融入现代生活。新乡贤文化的建设，正是要起到这样一个联通古今中外的功能。

（作者为国防大学教授，中国实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参考文献】

①《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新华网，2017年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