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革命、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将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最高的价值评价标准,重视群众的监督主体地位,保障群众的民主权利等思想。在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期,为确保毛泽东人民主体价值观教育可以持续有效地进行,应积极利用网络媒体为其打造新的教育阵地,规范党员干部行为,引导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关键词】毛泽东 人民主体 价值观 教育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毛泽东人民主体价值观教育的逻辑起点
早在1921年1月,毛泽东就在《给蔡和森的信》中明确表述到:“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①。其人民主体的价值观也正是在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在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长期的革命斗争和新中国的建设过程中,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社会存在与发展的主体”这一唯物主义重要观点中国化的科学产物。
立足于唯物史观,充分尊重和肯定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毛泽东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充分肯定人民群众为历史主体,认为对历史起着“真正推动作用”的绝非是所谓的英雄人物和“重大政治历史事件”②,只能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③。
其实早在1920年新文化运动时期,毛泽东就意识到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仅仅通过先进知识分子的觉醒是救不了中国的,广大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革命主体。要拯救中国,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实行“各种民众的大联合战线”④。人民群众的发动与否,才是决定一切革命胜负成败的关键。在1927~1937年的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强调要重视关心群众生活。针对国民政府的的“第五次”反围剿和经济上的封锁,他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指出,“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⑤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⑥在抗日战争时期,面对国民党内出现的“亡国论”、“速胜论”等谬误,在初步总结了全国的抗战经验,冷静地分析了中日两国战争性质与实际战场的敌我状况后,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精辟地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⑦,只有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全民族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抗日战争结束之后,面对美帝国主义扶持下的蒋介石反动集团,阴谋发动内战,向人民解放区发动猖狂进攻的情况下,毛泽东强调,虽然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绝不是胜败的决定性因素,历史是由广大人民群众创造的,真正强大的力量属于人民,所以“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也正是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
对于“人民群众”这一历史范畴的新认识、新发展。毛泽东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这一重要观点的基础之上,对中国的各个阶级、各派政治力量进行了深入地调查和分析⑧,指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包含着不同的阶级、阶层和集团,是一个现实的、具体的、历史的集合体,应该依据现实社会历史的发展状况和阶段性任务,对人民这一价值主体有动态性的把握。在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国民大革命中,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以及北洋军阀的反动独裁统治,毛泽东指出,这一时期农民阶级、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隶属人民范畴。其中农民是“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在1927~1937年的土地革命时期,代表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反动派与帝国主义互相勾结,这一时期进行革命主要的群众基础依然是农民阶级、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正式开始。毛泽东指出:“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农民阶级是战争中的主力军。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在和平谈判的烟幕下迅速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妄图垄断战争的胜利果实。这一时期,他更是敏锐地指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正是由于在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对于人民群众这一价值主体地位的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才使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真正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更是明确指出:在这一新中国面临的历史性的转折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
毛泽东人民主体价值观教育的主要内容
从群众利益出发,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最高的价值评价标准。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情况,深刻地指出:共产党人是以利益的主体—“人民群众”作为价值的“试金石”,“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他特别强调,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不应该是一个空泛的口号,要落实到具体的政策和行动中去解决群众的每一个难题,必须做到一切从群众的需要出发,使“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如何解决群众的生活问题,维护好群众的利益做了相关的详细论述。在抗日战争时期,为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陕甘宁边区先后展开了三次“精兵简政”、“减租减息”,并在毛泽东和中央、各地方领导干部的带领下开荒生产,大力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群众的粮食紧缺的问题,使人民群众认识到我们这个队伍“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在1944年张思德同志的追悼会上,毛泽东阐述了自己的生死观,将死亡与为人民利益奋斗这一价值取向相结合,指出“为人民利益而死是重于泰山的”。新中国成立以后,面对一些新问题,毛泽东告诫党内外一切同志,要摆正个人利益与人民群众利益的关系,清除自身与人民利益不相符的地方,继续做好人民的勤务员,强烈“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
依靠群众,实现人民群众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毛泽东强调人民群众始终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之本和力量源泉,凡涉及人民群众生活的事情,应当和群众商量.不能凭主观愿望办事。但是,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逐步胜利,部分领导干部和共产党人脱离了人民群众,开始了贪图享乐、忘乎所以,将人民群众所赋予的信任和权力异化为了实现个人意愿和谋取私利的工具,严重偏离了革命的初衷,损害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毛泽东明确提出,只有采取自下而上的形式,“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能不会懈怠。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⑨为此,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状况,先后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群众监督办法与制度。在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各个革命根据地建立起了“三三制”政权,推行了“整风运动”,要求各级党员干部不仅要认真倾听党内外人士的正确意见,虚心接受人民群众的批评,还要自觉接受广大“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压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新中国成立后,他更是通过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将国家权力的政治运作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此外,鉴于当时民众之中大多数人的文化水平不高,对于“人民监督”中的“监督”一词还不能够完全准确的理解和把握,毛泽东提出了人民群众可以用“算账”的思想来代替对于“监督”的理解。他认为:“算账才能教会五亿农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公社,监督公社的各级干部只许办好事,不许办坏事,实现群众的监督。”总之,只有依靠群众,深入发动群众来不断加强对于领导干部的监督,才能“反复不倦地铲除官僚主义的莠草”⑩,确保国家权力的人民属性,保证国家不变颜色。
心系群众,最大限度地保障其民主权利。毛泽东始终坚信人民群众是创造、变革社会历史的主体力量,是拥有和行使一切权利的最高主体。所以,从一开始投身革命,毛泽东就以“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为出发点,将解放人民,让人民群众获得最大的民主权利作为始终如一的价值追求。他十分明确地指出:“历史给予我们的革命任务,中心的本质的东西是争取民主”。在中央苏区建设时期,毛泽东就带领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建立了具有“工农民主专政”性质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并在《宪法大纲》中明确规定:根据地的“所有工人农民红色战士及一切劳苦民众都有权选派代表掌握政权的管理”。为了进一步实现人民群众的自主权利,他还在根据地建立了“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不仅为广大人民群众行使民主权利提供了制度性保障,而且还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自觉,充分调动了群众革命的积极性,为日后抗日战争的进行打下了坚实群众基础。在抗日战争时期,面对国民党当局顽固地坚持“一党专政”的立场,毛泽东等共产党人不仅提出了要在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地方性抗日民主政权,实行“三三制”原则,而且还强烈号召共产党应该主动与党外人士进行民主合作,以推动全国政治民主化,扩大抗日的民众基础。在抗战胜利前夕,延安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强调要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解放战争时期,规定在解放区内,除去“为人民所痛恨的反动分子外,一切公民不分阶级、男女、信仰,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关于如何更好地保障人民获得最大的民主权利,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就成为了当前丞待解决的现实任务。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人在政治上,以宪法的形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立为中国政权的组织形式和根本的政治制度,使人民可以通过普选的形式,选择各级人民代表代替自己行使自身的权力。并且还实行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使其他各他民主党可以参政议政,监督和协助协助共产党治理国家。此外,在经济上实行了以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避免了出现因少数人将生产资料占为己有而支配多数人的资本主义现象,从根本上保障了人民主体的切身利益,为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提供了现实的根基。因此,毛泽东常说:中国不仅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开辟了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民主时代,而且“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
毛泽东人民主体价值观教育的实践思考
纠正传统的工具理性主义价值观,引导树立正确的群众观。在中国的社会历史中,虽然历朝历代思想家和政治家都对“民众”的地位、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强调必须重视“民众”的力量。但是,无论是他们提出的“礼以顺人心为本”,还是“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有民而后有君”等思想,都是以实现统治阶级的封建权力和稳固其统治地位为立足点的,并不是为了维护人民真正的实际利益。
针对这种情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实生活中,一些党员、干部出这样那样的问题,说到底是信仰迷茫、精神迷失。”必须紧紧围绕“为了谁、依靠谁”这一根本的价值取向问题,广泛地展开教育引导活动。一方面,要深入开展马克思唯物主义的人民主体价值观的理论学习,通过集中学习、专题报告、分组讨论等形式,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道德水平,纠正“官僚主义”价值错位和工作态度,教育引导他们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和公仆意识。另一方面,鼓励广大党员、干部要主动深入实际、深入基层调查走访,倾听群众心声,了解群众愿望,努力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的实际问题,使他们可以在这一过程中,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增强对人民群众的情感,逐步形成高度自觉的群众思维。此外,还应对党员、干部组织进行如“焦裕禄”、“铁人王进喜”、“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等专项典型模范人物的宣传教育活动,使他们感受共产党人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政治本色,激发他们“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的政治热情。
利用网络媒体,打造人民主体价值观教育的新阵地。在现阶段,应该在准确把握网络活动的特征与规律、充分考虑民意的基础之上,依托互联网技术平台建立诸如“马克思主义研究网”、“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数据库”、“群众路线网”等专业主题网站,让群众能够简便清晰地判定和把握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和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导向。还应根据群众的偏好,充分利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社交平台,进一步开辟图文并茂的网络教育空间,建立以为全心全意人民服务为主题的网络虚拟社区、论坛、博客、微信群、QQ群、手机报等活动交流阵地,吸引公众自觉关注、参与、学习,“润物细无声”地对公众实现渗透教育。此外,要善于利用网络,建立和完善群众利益表达平台和反馈平台,让群众可以通过在线互动及时反映自己的诉求和意见,切实地感受到自身的主体地位,逐步加强主体意识。
(作者单位: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新疆财经大学马列部;本文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新疆少数民族现代化研究中心2014年度招标项目“民族地区现代化与少数民族主体性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XJEDU040114B03)
【注释】
①《毛泽东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6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31页。
④《瞿秋白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53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9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05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11页。
⑧《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05页。
⑨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1页。
⑩《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5页。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二条。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编选》(第1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页。
习近平:《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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