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来,不少学者就曾指出:莫言获奖,翻译功不可没。笔者为一探究竟,阅读了莫言的代表作《红高粱家族》的原著及葛浩文的英译本,发现葛浩文对其小说做了以下修改:第一,葛浩文的翻译修正了原著中的用词不当;第二,葛译本删节了原著中一些丑恶的描写;第三,葛译本删节了原著中部分冗长的叙述;第四,葛浩文成功运用了"异化"和"归化"两种翻译策略。
【关键词】莫言;《红高粱家族》;英译;葛浩文;节译;异化;
2012年10月,当代作家莫言摘下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此次获奖,不仅表示了世界对莫言个人文学成就的认可,同时也代表了它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肯定。莫言的小说曾被翻译成多种文字畅销海外,而优秀译作的广泛传播也是其获得诺贝尔奖的重要原因之一。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许子东在接受“凤凰网文化”采访时曾谈到莫言获奖的六个原因,其中之一便是莫言的作品拥有很好的英文、法文及瑞典文的翻译者[1]。而著名的德国汉学家顾彬更是犀利地指出:“在中国有许多更好的作家,他们不那么著名,是因为他们作品没有被翻译成英文,也没有葛浩文这样的译者。”[2]由此可见,好的译文也是莫言小说大获成功的关键因素。葛浩文的翻译究竟弥补了莫言小说的哪些不足,又给莫言的小说增添了怎样的光彩,这是本文研究的主题。笔者以莫言的名作《红高粱家族》为例,对该问题进行逐一分析。
一、葛浩文的翻译修正了小说中某些不恰当的用词
我国文学评论家李建军[3]先生早在几年前就说过:“我觉得莫言的语言粗糙而生涩,常犯语法错误,这说明他在文体的经营上,过于随意,用心不够。”笔者读完整部《红高粱家族》,觉得李先生的说法具有一定道理。在整本书中,莫言曾多次出现用词不当的情况。尽管有的学者曾用“前景化”的理论来解释《红高粱家族》中超常规词语的使用[4],但这仍无法完全抹杀莫言“用词不当”的本质。正如评论家陈清义[5]所说:“莫言的有些语言具有心灵辩证法的艺术,语言所表达的思维层次跨度大,跳跃性强;有些语言又明显地违背逻辑常理,使人难知所云。”而在葛译本中,具有“思维跳跃”特点的前景化词语得到了保留,比如,莫言说“华丽的肠子”,而葛浩文也将其直接翻译为splendid前“的谓所的留保被有没些那而。sdranni景化词语”,即“明显违背逻辑”,且大众无法接受的用词,在葛译中得到了一定修正。葛浩文大体上采用两种方法对不恰当的词语进行修正。第一种方法叫做“节译”,第二种方法是替换,现对这两种方法做具体分析。
(一)节译
所谓“节译”,就是译者在翻译小说时,根据实际情况,把小说中的某些内容略去不译。在《红高粱家族》的英译本中,葛浩文为使小说的语言更加通顺流畅,在翻译小说时,充分使用了节译的翻译策略。其对不恰当的词语的节译大体如下。第一,莫言在写到奶奶出嫁时说了这样一句话:“奶奶丰腴的青春年华辐射着强烈的焦虑和淡淡的孤寂。”此句中,“辐射”显然与“青春年华”搭配不当,而葛译在翻译时,直接将这一句删去。第二,还是在奶奶出嫁这一节,莫言描绘雨中的景象时这样写到:“轿夫们肥大的黑裤子紧贴在肉上,人们都变得苗条流畅。”“流畅”显然不能用来形容人,因此,葛浩文在译作中也删掉了此句。第三,在《高粱殡》一章里,当莫言写到为奶奶搭建的席棚巍巍峨峨时,又犯了一个语法错误:小小的席棚不能用“巍峨”这么高大伟岸的词语来形容,因而,葛译同样删除了这个词语。
(二)替换
替换是指翻译时,用正确的英文词汇替换原文中错误的汉语词汇。而替换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直接替换,另一种是译者根据自己对原文的理解,用自己的语言解释原文的词语,而后一种替换又称为是“编译”。
1.直接替换
第一,莫言在描写父亲第一次出征时写道:“骡马的身下,洋溢着尿骚屎臭。”“洋溢”一词通常用来描述美好的事物,用在此句中明显不恰当。葛译用saturate一词翻译,汉语意为“使充满”,比原文恰当了许多。第二,同样是在这一章里,莫言写到:“父亲在梦中听到我家那两头秀丽的大黑骡子在鸣叫。”“秀丽”的一般不用来形容动物,因此,葛浩文直接用handsome一词来替换“秀丽”。第三,再往后,莫言写到:“那个牵狼狗的日本官儿放了一个嘹亮的屁。”“嘹亮”通常与歌声搭配,用以形容“屁”十分不合适,因此,葛译用loudly一词替换改词。
2.编译
第一,在《红高粱家族》最为人诟病的“活刮罗汉大爷”一节里,莫言写到:“罗汉大爷双耳一去,整个头部变得非常简洁。”“简洁”通常指说话、行为简明扼要,没有多余的内容。这里用来形容头部十分不恰当。此外,“简洁”是个偏褒义的词语,整句话具有贬义色彩,用在此处更为不合适。葛浩文将词句编译为:Withoutderramnu,taenaemocebdahdaehsihmehtoval.这句话不褒不贬,客观而详细地陈述了事实。第二,后来,莫言写爷爷的队员在伏击战中一个接一个死去。他这样写道:“父亲扯扯如醉如痴的爷爷。”一个死了队员的颓丧的队长,莫言却用“如醉如痴”来形容,这明显说不通。葛译将其编译为:Fatherdegguton这在.dezylaraproknurdhguohtsadootsohw,daddnarG句翻译中,“paralyzed”一词用得极好,恰到好处地表现出原文所要表达的爷爷那种麻木的精神状态。
二、葛浩文的翻译掩盖了原作中某些丑恶描写
2013年4月,在莫言获奖半年以后,一部由李斌、程桂婷编著,约请了国内学术界40余名学者和评论家撰稿的《莫言批判》问世。这些学者提出了莫言写作的九大问题,其中,有两点是:沉迷于丑恶事物;热衷写酷刑血腥[6](P2)。这两大问题在《红高粱家族》中也表现得较明显。而葛浩文在翻译时,掩盖了这两大缺陷。
第一,“我奶奶要是搞了文学这一行,会把一大群文学家踩出屎来。”莫言运用“屎”这种令人厌恶的事物,使整句话显得非常粗鄙。葛浩文在译作中将其则改为:Ifdluowehs,retirwaemocebevahdluocehshave地妙巧他.emahsotsreepyraretilrehfoynamtup回避了“屎”这一丑恶的意象。
第二,“他把身体紧缩成一团,眼泪、鼻涕、大便、小便几乎是一齐冒出来。”葛译将这句话译为:Hedoubledotgnimeesydobsihnisdiuqilluofehtlla,revopour上盖涵词一”sdiuqilluoF“用文浩葛”.ecnotatuo述所有的污秽物,削弱了原文带来的恶心感。除此之外,《红高粱家族》中也充满了对血腥场景的描写。笔者通过阅读发现,在英译文本中,葛浩文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对血腥的描写进行了少量删节。例如,原文“曹二老爷一口咬破了自己的中指肚子,黑色的血咕嘟咕嘟涌流。”这一句在英译本中被删除。“爷爷双手端着铜盆,腰背佝偻,跌跌撞撞走到厕所的矮墙边,扬臂泼水,空中闪出一道五彩缤纷的瀑布。”此处,爷爷泼的是二奶奶的血水。莫言将血水比喻为瀑布,实在太过荒谬。葛译本删去了“瀑布”一句,减少了血腥感。
三、葛译本对原著中某些冗长的叙述进行了删节
整段删节原作的内容,同样是译者采取“节译”策略的体现。笔者通过阅读发现,葛浩文对莫言冗长叙述的删减分为两种情况。第一,莫言的叙述与小说情节发展没有太大关系,葛浩文对其进行删除。如莫言写到爷爷与花脖子第一次见面,写到爷爷对花脖子又恼怒又恐惧的心理时,他曾用一整段的文字分析了爷爷迟迟不入绿林的原因。莫言说原因有三,一是爷爷此时还受道德的制约,二是爷爷还没有受到生活逼迫,三是爷爷对人生还抱有幻想。但纵观整本书,莫言并没有就这三个原因展开任何情节描写,因此,葛浩文在翻译时,将这一整段都删去了。第二,莫言的叙述对故事情节发展有一定作用,但太过拖沓,葛浩文对其选择节译。如在《狗道》一章中,莫言写群狗之间的矛盾,他先写了黑狗队和绿狗队相互撕咬的惨状,继而又写了绿狗队和红狗队爆发的冲突。葛浩文觉得莫言的叙述有点拖沓,便在译作中删除了对黑狗队和绿狗队矛盾冲突的描写,直接叙写绿狗队和红狗队的冲突。葛浩文的节译不仅使小说的语言更为精炼,也使小说的情节变得更加紧凑,这样的修改无疑是成功的。
四、葛译中的“异化”“归化”现象及“陌生化”效果
(一)异化
“异化”与“归化”是译介学中两个基本的概念。它们由劳伦斯•韦努蒂在其著作《译者的隐形》中提出。所谓“异化”,就是“偏离民族中心主义,压制目的语文化价值观,标示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让读者走出国门”[7](P20)的翻译方法。在《红高粱家族》的译文中,葛浩文也采取了一定的“异化”策略。首先,对小说中部分人物的名字,葛浩文在翻译时尽量保留了中国特色。比如,“成麻子”,葛浩文将它译成Pocky的上身人他以欢喜人国中。gnehC某种特征来给别人命名,葛浩文的翻译保留了此命名的特色。
再如,中国人喜欢按照排行来起名字,如方六、方七两兄弟的名字,葛译将其译为Fang,xisFang。neves除在翻译人名时采用“异化”的方法外,葛浩文在翻译中国的一些成语、俗语及专有名词时,也采用了“异化”方法。比如,他将“三寸金莲”译为twothree—inchdlog为译”叶玉枝金“将,sesutolnedlogbranchfI为译”狗随狗嫁鸡随鸡嫁“将,faeledajroyoudnagodayrram;poocehterahsuoynekcihcayrramyoueldeenehterehW的化欧是不而,lennekehterahsgoes,the。swollofdaerht俄国形式主义者提出艺术的“陌生化”这一概念。形式主义者认为,艺术作品之所以能激起人们强烈的美感,原因就在于它们是以一种陌生的形式呈现在人们面前。因此,在文学翻译中,保留源语语言文化的异国情调,也会给读者带来一种“陌生化”的强烈美感。笔者认为,葛浩文在《红高粱家族》英译本中保留的“异国情调”给美国读者带去了一种新鲜、奇异的美感。
(二)归化
葛浩文对异化策略的成功运用固然使译作增添了不少色彩。但同时也应看到,在大多数译文中,葛浩文采取的仍是归化翻译策略。所谓“归化”,其意与“异化”刚好相反,它要求“从民族中心主义出发,使原文屈从于目的语文化价值观,将作者带回本国”。关于《红高粱家族》中的“归化”策略,宁波大学的梁兰芳、于善志教授已在其论文《文化信息处理中的异化和归化策略——以<红高粱家族>英译本为例》[8]中作了较详尽的阐述。笔者在此仅对他们没有提出的问题进行补充。
正如梁、于二位先生所说,葛译本回避了东西方宗教的矛盾和一些敏感的政治话题,使西方读者更能从情感上接受这部小说。但是,梁、于两位先生只提到了某些方面,葛译本绝不仅仅是为了处理这两种信息才采取归化策略的。笔者认为,即使在翻译具有中国特色的成语、俗语及其他专有名词时,葛浩文也只是对其中的一部分进行了“异化”处理,另一部分仍采用归化手段进行翻译。比如,葛浩文将“黄花姑娘”译为a)意之爷老天青(”天青“将,reganeetlanigriv译为Upright这,etaitnecil为译”才秀“将,etartsigaM些翻译都符合西方人的语言表达习惯。梁、于两位先生认为,葛浩文采用的“归化”策略有得有失。但在笔者看来,葛先生的归化策略是得大于失。
从葛浩文采取归化策略的原因来看,大概有两个。其一,在当今世界文化圈里,中国文化处于弱势地位。译者对本国的文化抱有较强的优越感,因此,在翻译时,便不由自主地“用译语文化‘吞并’了原著文化”[9](P77)。其二,从读者的角度考虑,目的语读者对异国文学作品的接受能力明显有别于源语读者,为了使目的语读者能更好地理解作品,葛浩文采取了更加靠拢于目的语读者的翻译方式。正如上述翻译的那样,它们虽然流失了一些“中国味”,却便于美国读者理解原文的内容。因此,葛浩文的归化翻译法符合美国读者的阅读需求,同时,它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红高粱家族》在西方社会的传播。
五、结语
综上所述,葛浩文的译作在一定程度上修饰、美化了莫言的原文,其不仅修正了原著中的用词不当,掩盖了原作中对丑恶事物的过度描写,删节了原著中过于冗长的段落,而且还成功运用了“异化”与“归化”的翻译策略。在德国学者顾彬[10]看来,“莫言的英文版小说应该有两个作者,一个是莫言,一个是葛浩文。”然而,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说莫言之所以能获诺奖,完全是由于译者对其作品的出色翻译。不得不承认,译者可以对莫言的语言进行修饰,却绝不能改变作品的思想。更何况,葛浩文在译作中仍大量保留了原文中对血腥酷刑场景的描写。莫言获奖,还有其更深层次的原因。由此,有的学者[11](P392)便提出质疑:“莫言作品中展示的诸如弱智、变态、借种、乱伦、滥情、情杀、虐杀、酷刑、血腥、丑陋、肮脏及黑暗的男权制与家长制是否如‘麻风’一般引发了外国人的格外兴奋?这些并非哪个民族独有的痼疾,一旦放到中国人身上是否满足了某些外国人的‘窥视癖’和‘乐祸’心理?”还有的学者说:“他们(诺奖评审)的文学观是很成问题的,用他们的文学观挑选出来的作家作品,很多都经不起实践检验。”
但也有学者坚定地赞美莫言,认为“莫言的文学世界非常真实、丰富、生动地表现了中国经验,在全球化的语境下,莫言的小说文本既提供了一个想象乡土中国的完整文学图景与方式,同时又融入了世界文学元素,体现出世界性的眼光与视野。这是莫言此次能够获取诺奖的重要原因。”暂且不论上述说法是否正确,至少它们都透露了同一个重要信息,即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审和西方世界的读者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莫言作品的思想价值。而莫言的作品为什么能被西方文学界较好地接受,这是一个需要人们持续探讨的话题。
参考文献
[1]许子东.莫言获奖的六个原因[EB/OL].(2012-10-12)[2016-02-01].
[2]王丹阳.作家和翻译谁成就谁?葛浩文译本被赞比原著好[EB/OL].(2012-11-02)[2016-02-01].
[3]上海青年报.文学评论家李建军批评作家莫言语言“不过关”《檀香刑》不分“的地得”[EB/OL].(2006-01-05)[2016-02-01].
[4]佘月月.《红高粱家族》中前景化语言的翻译[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13.
[5]陈清义.论莫言小说的得失[A]//李斌,程桂婷.莫言批判[C].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
[6]李斌.莫言可以批判——在文学圭臬的衡量下[A]//李斌,程桂婷.莫言批判[C].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
[7]劳伦斯•韦努蒂.译者的隐形——翻译史论[M].张景华,白立平,蒋骁华,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8]梁兰芳,于善志.文化信息处理中的异化和归化策略——以《红高粱家族》英译本为例[J].现代语文,2013,(4):15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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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莫言作品《红高粱家族》的英译魅力
2016-10-28 来源:开封教育学院学报 作者:叶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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