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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相思,两处闲愁—苏轼《江城子》与弥尔顿《悼亡妻》的对比


2016-10-28    来源:开封教育学院学报    作者:李超

【摘要】中国诗人苏轼的《江城子》和英国诗人弥尔顿的《悼亡妻》都是通过梦境的形式抒发自己对亡故妻子的深深思念之情。这两首诗词分别被称为中西方悼亡诗的代表,两位诗人的人生际遇也有相通之处。本文主要从写作风格、感情格调和亡妻意象三方面对比分析这两首诗,为读者更准确地理解诗歌内涵提供借鉴。
    【关键词】苏轼;弥尔顿;《江城子》;《悼亡妻》;
  
    一、背景介绍
    苏轼(1037-101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市)人,北宋文豪,“三苏”家族成员之一,“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词、赋和散文,均成就极高,且善书法和绘画,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罕见的全才,也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被公认的文学艺术造诣最杰出的大家之一。他的诗词以豪放见长,开创了我国“豪放派”的先河。但《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却以质朴婉约见长,以自己对亡妻的怀念追思为主,描写了对妻子离去,诗人心中难以割舍的深深怀念之情。弥尔顿(JohnMilton)是英国17世纪著名诗人,他的代表作《失乐园》(ParadiseLost),《复乐园》(ParadiseRegained)和《力士参孙》(SamsonAgonistes)等长诗,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在欧洲文学界几乎与莎士比亚比肩。他的这首怀念亡妻的诗《悼亡妻》(OnMyDeceasedWife)以缠绵悱恻的情感令无数读者感动。
    二、苏轼《江城子》与弥尔顿《悼亡妻》的对比分析
    (一)写作风格的对比
    两首诗词虽然主题相同,但写作风格截然不同。苏轼的《江城子》短小精炼,质朴含蓄,意味深长;而弥尔顿的《悼亡妻》词句优美,浪漫奔放,用典颇多。苏轼的这首《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运用非常质朴含蓄的语言,表达自己对妻子难以割舍的情感。“十年生死两茫茫”,妻子去世已经十年之久,这种阴阳相隔的痛苦,只有他自己在默默承受。“不思量,自难忘”,看似矛盾的两句话,却写出了诗人这些年的坎坷经历和无奈。妻子逝世后的十年间,东坡因反对王安石的新法,政治上受压制遭贬谪,生活困顿,心境悲愤,仕途上和生活上的压力已经让他喘不过气,哪能年年月月、朝朝暮暮都把逝世已久的妻子挂记在心上。不经常挂念,并不是已经忘却。恰逢妻子十年忌辰,压抑许久的感情终于找到了出口。
    可是“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妻子被葬在眉州,而诗人却遭贬谪去了密州,相隔千里,连祭拜都没有地方,心里的凄凉无处可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这里诗人把现实和梦境混合起来,妻子不可能死而复生,但诗人却假设如果妻子还活着,也认不出自己了吧。十年间,诗人命运坎坷,四十岁就已经“鬓如霜”了,这些年自己的辛苦遭遇,跃然纸上。词的下阕才正式开始记梦,“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妻子正在小屋的窗前梳妆,依稀当年模样。本来应互诉衷肠的时候,却“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
    别离后的种种遭遇,却不知从何说起,这种“一切尽在不言中”的悲凉和沉痛,被诗人表现得淋漓尽致。“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短暂的相逢只是一场梦,作者料想长眠地下的妻子,此时此刻也会柔肠寸断吧。不同于苏轼质朴真挚的语言,弥尔顿的《悼亡妻》则更加热情浪漫。“我仿佛看见了我那圣洁的亡妻/好像从坟墓回来的阿尔雪斯蒂/由约夫的伟大儿子送还她丈夫/从死亡中被抢救出来,苍白而无力”,诗的第一句诗人就开门见山地表达了自己对妻子的想念之情。诗人引用典故,把妻子比作阿尔雪斯蒂(Alcestis)。阿尔雪斯蒂是费拉亚国王阿德墨托斯(Admetus)的表妹和妻子,非常爱她的丈夫。阿波罗(Apollo)是阿德墨托斯的保护神,当他发现阿德墨托斯死期将至,向命运三女神求情。女神答应只要有个人能心甘情愿代替阿德墨托斯去死,阿德墨托斯就能活命。
    于是,阿尔雪斯蒂自愿受死。后来她被约夫(Jove,宙斯的别称)的儿子大力赫拉克勒斯(Hercules)从冥府带回人间。这里诗人不仅歌颂妻子品格的高尚,而且她的勇敢善良让宙斯的儿子把她带回了自己的身边。这里,诗人沉浸在与妻子相聚的欣喜梦境中。第二节中,诗人又使用了圣经中的典故突出妻子肉体的圣洁。在梦中,诗人看到妻子出现于天堂,光彩夺目。第三节描绘了妻子在梦中的样貌,“全身雪白的衣裳,跟她的心地一样纯洁/她脸上罩着薄纱,但在我幻想的眼里/她身上清晰地放射出爱、善和娇媚/再也没有别的脸,比这叫人更加喜悦”。在弥尔顿看来,妻子就是爱情和善良的化身,一袭白衣,清纯高雅,即使戴着面纱仍然光芒四射。但梦终归是梦,“可是,啊!当她正要俯身抱我的时候/我醒了,她逃走了,白昼又带回我的黑夜”。这里的“白昼”“黑夜”有不同的象征意义。“白昼”本来代表的是光明,但诗人却又陷入了“黑夜”。现实生活的残酷和梦境生活的美好的强烈对比,写出了诗人对自己境遇的感伤。
    (二)感情格调的对比
    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苏轼的《江城子》和弥尔顿的《悼亡妻》对待逝去妻子的感情不同。中国人信奉人死不能复生,再无相见的可能,所以中国的伤逝悼亡诗在格调上低沉悲伤,如泣如诉。而西方受宗教色彩影响深厚,认为人死后会接受末日审判,好人会进入天堂,幻想自己终有一天会和自己的亲人朋友在天堂相会,所以悼亡诗的总体基调是伤而不悲,凄而不泣。苏轼的《江城子》诉说了诗人这些年与妻子不能相见的痛苦,以及自己这些年无比坎坷的仕途遭遇。全词字字泣泪,让听者感伤。“茫茫”“千里孤坟”“话凄凉”“泪千行”等意象,都向我们诉写着他对妻子的深深怀念。无奈的是,自己与妻子天人永隔,再无见面的可能,只能通过这首词表达自己内心的痛苦。
    “千里”“孤坟”这两个意象,则表现了诗人与妻子在空间上、距离上的差距,烘托出两人生死别离,难以相忘的悲情感伤。苏轼对自己妻子的离世,更多表现出来的是不舍、是痛苦,这是中国传统思想“人死神灭”“再难相见”的体现。而弥尔顿的《悼亡妻》则更多地表达的是自己妻子的美好形象,以及自己终会与妻子在天堂相会的美好希冀。诗的开头,他就把妻子描写成“Saint”(圣女),拥有高尚的道德品质。然后又说妻子如阿尔刻提斯一样,因为善良被宙斯之子带回了人间。这里诗人创造了与妻子相逢的浪漫场景,令人感动。而后,他又通过圣经里的故事来表现妻子的纯洁。在朦朦胧胧中,诗人仿佛看见了妻子穿着白衣,浑身散发出的爱、善良和娇媚,这怎能不令诗人欣喜。
    《悼亡妻》中有大量关于诗人妻子漂亮容貌、纯洁善良品格的描写,一方面说明诗人敢于大胆描写妻子的身体和灵魂的美;另一方面,又表现了诗人的浪漫主义情怀。在西方的文化里,人生下来就是有罪的,就要受到惩罚。人死了之后灵魂是永存的。好人可以去天堂,坏人就要下地狱。诗人认为,终有一天他会和妻子团聚,所以并没有因为失去妻子而太过痛苦。
    (三)亡妻意象的对比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男尊女卑”“相夫教子”的女性思想占据主导地位,这一思想也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得淋淋尽致。在苏轼的《江城子》中,诗人用“小轩窗,正梳妆”这两句描写妻子在窗前梳妆的场面,而诗人对妻子的怀念也更多地都停留在家庭生活层面。诗人忘不了妻子与自己在家中一起生活的场景,更加想念自己与妻子感情交流的瞬间。妻子梳妆打扮的依稀模样,令诗人念念不忘,刻骨铭心。在悼念妻子的同时,更多表达的是诗人失去妻子后痛彻心扉的情感。而在西方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往往是宗教哲学思想,宗教思想的影响也深深体现在西方的文学作品中。
《悼亡妻》中,弥尔顿用很多宗教典故或故事描写亡妻的形象。从诗句刚开始的“圣人”“阿尔雪斯蒂”“宙斯的儿子”到妻子“洗净了产褥的污点”等意象,都体现着基督教的思想观念。妻子不仅灵魂高洁、善良和温柔,而且肉体也纯洁无瑕。“全身雪白的衣裳,跟她的心地一样纯洁/她脸上罩着薄纱,但在我幻想的眼里/她身上清晰地放射出爱、善和娇媚/再也没有别的脸,比这叫人更加喜悦”。妻子虽然已经去世,但她纯洁、高贵、美丽、善良的形象却永远留在了诗人心里。诗人也相信这样的妻子必能与自己在天堂相见。
    三、结论
    全文主要从三方面对比苏轼的《江城子》跟弥尔顿《悼亡妻》的不同之处,分别是写作风格、感情格调和亡妻意象。从根源上来说,这些不同点与两位诗人所处的文化背景有很大关系。但作为中西方悼念亡人的名篇佳作,他们都将爱情与悼念完美结合在一起,这种写作风格和写作特色也对后来的诗人产生了巨大影响。

    参考文献
[1]飞白,辜正坤.外国诗歌名作欣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郭启琴.迥异的笔调,同样的哀曲[J].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12,(1):63-65.
[3]侯梦欢.弥尔顿《梦亡妻》与苏轼《江城子》之对比[J].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5,(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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