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难得的全能型天才艺术家,其不仅在文学创作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书、画等方面亦是达到了超然的境界。笔者仅从苏轼散文的审美情趣来探究苏轼之为人品性和风度,并结合苏轼一生的经历分析苏文风格个性的形成原因。
    【关键词】苏轼；散文；个性；

    苏轼的散文涵盖甚广,审美意蕴丰富多元,审美方式不拘常态｡他以独到的审美视角,在平常之事､之物中挖掘常人不能发现之美｡苏文之独特审美与苏轼之独特个性之间存在密切联系｡本文将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初步探究｡
    一､历史对苏轼的评价
    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说过,自夏商周三代以来的诗人中,没有人能比得过庄子､陶渊明､杜甫和苏轼四人｡这四人若没有文学的超然成就,凭其人格亦可以千古留名｡所以,有高尚伟大人格的人,才能写出高尚伟大的文章｡可见,王国维对苏轼的为人品格高度赞扬｡诗僧参寥所写《东坡先生挽词》中也曾高度赞扬苏东坡之为人品性｡
    从史料和苏轼的行文风格中,也可看出苏轼就是这样一个人,为士刚直凛冽､浩气长存;为人潇洒随性､超然通脱｡从竹林七贤到吴中四才子,他们都因潇洒狂放的品性而知名于世｡在中国文学史上,潇洒通脱,才智斐然之辈不胜枚举｡但所有的狂士中,独有苏轼一人千百年来被历代骚人墨客与百姓推崇､爱戴｡林语堂说中国人一提起苏东坡,脸上都会现出亲切而钦佩的微笑｡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曾提到,单从苏轼的文艺成就本身来看,并不算最高,但他对中国文艺却具有巨大影响｡
    李先生还认为,苏轼是中国美学史上最重要的人物,这正是因为苏轼的个性混合了中国文人秉性中最鲜明的基因,他独特的个性特质与融会贯通儒释道三家之说的思想蕴质,促使他形成了独特的审美视角｡他是中国博大文化融会贯通的典范,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延续至巅峰时代的集大成之代表｡有学者说,苏轼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宋代比其他任何时代都更能代表中华,而苏轼又比其他任何一位文人都更能代表中华文化之风神｡至今,我们仍然能从他的文学作品中,领略到他的超然风神｡关于苏轼,家喻户晓的就是他创作的“豪放词”,然而,若单从文学成就方面看,其在散文方面的造诣更高于他的诗､词｡“苏文如海”就是对苏文的美誉｡他批判地继承了前人的文学观念,形成了“新古文”,完成了北宋的文学革新｡他的散文众体兼备,具有独特的审美蕴质,不仅平易畅达､善于议论说理,还融议论于写景,平易自然,浑然天成,潇洒随性｡
    二､从苏文之美中看苏轼个性
    (一)苏轼的智性人生
    苏轼的散文论点奇僻､思绪飞扬､才气纵横､风格流荡｡从其数量繁多的奏表､文书､政史论文中,不难发现苏轼具有文人中少见的机敏､睿智,即能从对一件事情或一个人物的寻常议论中提炼出极奇僻鲜明的观点｡他的散文纵横捭阖,汪洋恣肆,意念､论据､典故信手拈来,而其立意高远精警,出人意表且又厚重不可驳斥,文脉流荡充沛,气韵生动,是为大智之人才能写出的文章｡常人论张良受书,多带神异和命运色彩｡而苏轼在《留侯论》中的精论在于,将“人”这个概念扩大,甚至扩大到与神灵比肩｡因此,此文说黄石公“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
    纵观苏轼散文,可以发现其文整体的神异色彩较少,较多的却是道佛两家的高僧道士,这是宋人思想的一个重大历史变化,正体现于苏文中｡故而苏轼不仅将黄石公拉下神坛,赋予其世外高人的灵魂,又将张良之受书和成功归之于人性的智慧｡这在当时,不得不说是一个令人浩叹的想法,足令风头正劲者蓄敛锋芒,而使身陷低谷之人读罢此文顿觉浩气充溢｡可见,苏轼重视人的概念并具有人性的智慧｡苏文多是哲理性的,平静中显露锋芒,将儒､道､释､法､纵横各家的精髓融汇其中,还有一些市井人文,交错纵杂,经他点染,流露出一种独特的风致｡文学作品本就是作者内心之气的外在固化,因此,从苏轼的哲理散文中就能看出,苏轼本人就是一个智者｡他独一无二的为仕经历和阅读体会就是智慧的来源,而他本人的经历和行为无不验证他的智慧所在,这是他独特人格魅力之一大源泉｡
    从著名的《贾谊论》就能看出苏轼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悟出的人生哲学｡文章议论宏富超绝,摒弃传统的观点,认为贾谊的人生悲剧“非汉文之不用”,使其“不能自用其才”｡于是,分而论其不能“待”和“忍”｡这种观念,一方面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特别是儒家的为人修身观念,既要审时度势,待天时地利人和而发动,更要“处穷”“以待其变”｡另一方面,这篇史论与前一篇《留侯论》的核心论点一致:主张磨砺做人的意志和气量｡纵观苏轼一生,他始终在践行这一人生哲学｡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在这一生的“处穷”与“待时”中,他并不是消极的,无论境遇如何,总是对人生和世事抱着一种积极的心态,这充分说明苏轼睿智中透着豁达,懂得逆境中宠辱不惊的哲理｡综观苏轼的散文,可以被称作一部人生智慧的指南,仿佛是一位睿智的百岁老人耐心地给孩子讲述他历尽沧桑的一生｡
    (二)苏轼的旷放哲学
    苏文中最为后人所称道的就是抒情散文｡其中,绝大部分的写作意图是排遣其被贬后的心情｡苏文的整体格局一般分为两部分,两部分前后可颠倒位置｡首先,记一地或一人,其地可为苏轼被贬之地,其人可为苏轼旧友或推崇之古人｡然后以回忆重组､宾客对答､直接议论等方式升华哲理,这些哲理多为对宇宙浩瀚人生短促之慨叹､对世事无常随遇而安的认可､对功名富贵现世浮华的摒弃｡第二个主题在之前文人的作品中几乎从未有过,可谓是苏文中独具之精神,后人多称之为旷放､豁达｡其旷放与陶潜的消极不同,在出世逍遥的基础上有着对世事民族的热切关怀;其随性也与李白的不羁不同,在入世的基础上对人生的任何一种际遇都能表现出“超然物外”的淡然和从容｡
    苏轼的这种精神,正是中国古话所讲“大丈夫能屈能伸”的写照,是一种建立在中国“杂文化”传统上的宠辱不惊｡虽然我们说“陶渊明是中国士大夫精神上的一个归宿”,苏轼也推崇陶的为人和诗品,但他还是比陶高明许多｡陶偶尔的入世,是无奈之举｡而苏轼之出世,却是建立在入世之上的潇洒随性｡苏轼的为人可谓汪洋恣肆､旷放不羁,流泻到何处,便在何处自得其乐､酣畅淋漓,具有一种独一无二的豪情｡在应当直言诤谏之时绝不含糊其辞,在遭遇世间不公待遇时亦不会多有怨愤,总能随遇而安｡
    三､从苏轼其人看苏文之美的成因
    苏轼的一生,经历了一个中国古代文人所能经历的一切光荣与不幸｡他的一生都在莫名其妙的政治斗争中沉浮起落,而落的时间占多半,但恰恰是在流落天涯的这些时间里,他的个性和才情获得了陶冶和诠释｡
    (一)传统道德和宗教对其个性的塑造
    透过苏轼的散文,结合他的经历,不难发现苏轼是一个善良真诚的人｡他在苏杭任职时,带头抗击洪灾,不顾其他官员的冷漠,独自一人上书请求赈灾和防止饥荒;他任职徐州时,黄河洪水暴发,组织全城军民抗灾,结庐于城墙之上;他整治西湖水患,为百姓解决河道淤塞问题,还建立公立医院,预防流行疾病泛滥;他贬官黄州期间,手中并无实权,但当得知当地有溺婴的习俗时,他痛心疾首,给太守写信希望改革此陋俗,还成立民间救儿会,并亲自拯救了许多弃婴;他在某地买了一套大宅,花光了积蓄,但第二天遇到了一位痛哭失声的老妇人,说那大宅是她儿子抢去卖给他的,于是他当场交还了这祖宅,且分文未取,于是他一贫如洗了｡无论任职的地方还是京师,苏东坡一心想要改革弊政,关心百姓的生死与安危｡这样伟大的心灵必然源自于中国传统道德和宗教的洗礼,也只有中国传统的儒家信念和佛道两家的融会才能造就苏轼这样善良而真诚的人,这也是苏轼文中那种随时彰显的智慧之源｡
    (二)儒道与不同宗教信仰的交融点染
    苏轼极其重视自身修养问题｡他的美学思想中,“养浩然之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在此基础上他又做了“苏式”的杂糅处理｡苏轼对道佛两家有相当深入的了解和兴趣,所结交的朋友有很多是高僧道士｡他和道士､和尚相处得相当愉快,常常结伴游山玩水､参禅礼佛｡这是人心内在的修为,是用宗教信仰､禅宗佛理来排遣寂寞､陶冶性情｡苏轼对佛道两教的理论都有极大的吸收,还亲身练习打坐和吐纳之功｡
    从《后赤壁赋》中对仙鹤和仙道的处理就能看出他对道教有非同一般的感情｡贬居黄州后,一穷二白的他亲身躬耕筑屋,且乐此不疲,日夜诵读唱和陶诗,苦中作乐｡他写给孔平仲的诗就写他农耕时的情境:“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农桑三百尺｡今年刈草盖雪堂,日炙风吹面如墨｡”于是,时间一久,无论贬居何方,他总能从日常的小乐中见出大快,达到随遇而安的心境｡在日常的躬耕､建筑､欢饮聚会､游山玩水,甚至打坐､入定中,他的心态平静如一湖浑融的秋水,加之宗教信仰给他以精神的力量和宽慰,从而形成苏文中那豁达灵动的心境｡空灵､淡然､潇洒､从容,是岁月留给他的智慧｡
  
    参考文献
[1]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2]苏轼.苏轼选集[M].张志烈,张晓蕾,选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3]冷成金.文学与文化的张力[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
[4]林语堂.苏东坡传[M].宋碧云,译.武汉:武汉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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