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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之中流砥柱——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


2016-10-26    来源:赤峰学院学报    作者:赵长福;赵珊

【摘要】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之先锋队,代表着中国人民的意志。在抗日战争中先后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创建抗日根据地、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及民主联合政府等等重大理论,回答了抗日战争中系列根本性问题,组织、推动伟大的抗日战争,浴血奋战在抗战前沿,成为中华民族统一抗战的中流砥柱。
【关键词】八年抗战;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之先锋队代表着中国人民的意志,在抗日战争中先后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人民战争的路线、创建抗日根据地、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及民主联合政府等等重大理论,回答了抗日战争中系列根本性问题,组织、推动伟大的抗日战争,浴血奋战在抗战第一线,成为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
一、倡导、建立、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凝聚力量,共御外辱自1840年近代开关以来,中华儿女抛头颅洒热血、无惧无畏地抵抗外来侵略,屡败屡战:客观上是我们国力、军力不如人,主观上我们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没有能够拧成一股绳形成合力。“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这个事实难道还不明显吗?”[1]中国革命从此有了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有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思想,沟通了中国革命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联系,有了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的崭新前途。
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从民族大义出发率先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2]。西安事变爆发,中共中央于1936年12月18号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提出“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等条件与主张;19号公开发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3],提出了和平解决方针,并直接参与谈判,促使其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初步建立,进而实现了国共第二次的合作。全面抗战的期间,中国共产党贯彻实施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发展进步势力即发展壮大无产阶级、农民阶级以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争取开明绅士,争取地方实力派,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孤立顽固势力就是孤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我们对付顽固派两面政策的革命的两面政策就是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这样,就有争取时局走向好转的可能[4]。
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倡导、推动、坚定的实践与维护,贯彻实施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确保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到底,凝聚了中华民族之抗战力量,树立起争取抗战胜利的光辉旗帜。
二、实施全面抗战路线及持久抗战的总方针近代以来,古老中华帝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我们要战胜日本法西斯就必须制定、实施以弱胜强的方略方针。
1935年12月,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抗日战争的持久性质:赢得抗日战争胜利和取得中国新革命胜利的事业,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成功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和两国国内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就昭示了这个事业的持久性[5]。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这个纲领全面地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政治主张,是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的具体化,为中国人民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指明了道路[6]。
毛泽东同志于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发表并指导抗战的纲领性文献《论持久战》[7],系统地阐述了抗日战争的特点、前途及其发展规律,阐明持久抗战的总方针。(1)抗日战争具有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的特点,决定了最后的胜利将是属于中国的;(2)科学的预测了抗日战争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的发展进程,坚持持久抗战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3)持久抗战必须正确处理战争与政治的关系,具体阐明人民战争的抗战路线;(4)提出了持久抗战的具体作战方针与指导原则:战略上实施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战术上实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5)创造性地提出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等等。《论持久战》彻底地批驳了亡国论、速胜论及轻视游击战争的错误观点,对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三、开辟、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持久游击战争全民抗战爆发,中国共产党从敌强我弱的国情出发,进行战略理论创新,把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的高度,提出开辟敌后战场、开展持久的大规模的游击战争的策略方针。
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和其他抗日军队,在日军侵略者占领的广大地区内,发动、组织和武装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人民政权,先后建立了陕甘宁、晋绥、晋察冀、冀热辽、晋冀豫、冀鲁豫、山东、苏北、湘鄂赣、鄂豫皖、东北抗日联军、东江、琼崖等19块敌后抗日革命根据地,同时也开辟了华北、华中、华南和东北四大敌后战场,使敌后战场成为抗日的前线,展开长期的、大规模的大敌后游击战争,不断的削弱敌人以壮大自己的力量。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使中国抗日战争呈现出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的战略格局,两个战场相对独立、相互支撑,战略上互相配合,对日军形成两面夹击的有利态势,成为战胜日本法西斯的最佳作战样式。战略防御阶段,敌后战场有力地支援了正面战场的作战,随着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敌后战场逐渐上升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主战场,最后成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定性力量。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及共产党所领导的民兵游击队,经过一段时间的成长,已经取代国民党军,转而成为了抗日战争的主力军。事实上,在这段时期内,国民党几乎已经抗日战线退出了,转而主要进行针对反共的任务,与此同时,相继在国民党的内部出现了投降者和亲日叛变者,因此,日军便完全把主要目标定为消灭和‘扫荡’解放区和共产军作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发明创造出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破袭战、伏击战等等一系列战法,牵制、歼灭大量敌人,敌后持久游击战在八年抗战中共作战12.5万余次,歼灭日、伪军171.4万余人,收复国土100多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约1亿。
四、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与发展“抗日民主根据地是贯彻实施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坚强阵地和战略依托,如果没有这种战略基地的话,任何战略任务的执行和实现既定的战争目的就没有了基础和支持。”因此,中国共产党实行了一系列抗日民主的方针政策,以加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促进其巩固与发展。
(一)三三制民主政权建设在抗日民主政权工作人员分配上实行“三三制”原则,即实行中国共产党党员和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以及中间派各占大约三成左右。“三三制”原则的抗日民主政权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增强了各阶层人们的团结,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领导中国抗战与革命到最后胜利的最好的最有利形式。”
(二)减租减息中国共产党从抗战实际出发制定实施抗日时期土地政策的三项基本原则:减租减息、交租交息和奖励富农发展生产,减租减息。减租减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既调动了他们的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又照顾了地主、富农的利益;推动了国民党参加抗日,使解放区的地主减少了对于中国共产党发动农民抗日的阻力,是取得八年抗战胜利的关键性因素,为之后战胜严重的三年自然灾害和经济困难奠定了的坚实基础。
(三)开展整风运动,加强党的领导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1942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了《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运动的宗旨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经过三年延安整风运动,赢取了极大胜利,对之后中国历史的发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演变的进程产生了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17]。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全党范围内的甚至是全国范围内的一次空前规模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思想解放运动。它彻底揭露、批判和清算了一段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党内经历的数次“左”倾和右倾错误,尤其是王明领导反动的“左”倾错误思想造成的的恶劣影响,进一步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水平。经过这次整风运动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中国共产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八年抗战的胜利以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和群众基础。
总之,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严重困难时期实施了三三制政权、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整风运动等等十大政策,以加强党的领导,发挥抗日军民整体力量,打破了日军严酷的“扫荡”,使抗日根据地得以恢复、巩固和发展,并为转入局部反攻创造条件。
五、共产党员率先垂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把中华民族之解放视为己任,把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抗战作为自己的崇高使命,战时冲锋在前并身体力行,充分发挥了党的模范带头作用。延安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战场的革命圣地和指挥中心及大本营,正确贯彻实施全民抗战路线和持久抗战的策略总方针,全面加强根据地建设,成为革命青年和进步人士向往之地;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推行新民主主义各项建设,呈现出政治民主、政府廉洁、民族团结的大好局面,为全国抗战和民主建设做出了榜样。
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大后方、沦陷区及各条战线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人们抗日武装,不惧艰难险阻、无畏流血牺牲勇于斗争和胜利,共产党人以其崇高的使命感和坚强的凝聚力成为推动抗日民主各项任务的楷模;数以万计的共产党人以生命和鲜血铸就了抗战民族之魂,取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晋绥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第三军分区兼回民支队司令马本斋、华北人民抗日联军副司令员兼冀热察挺进军第十团团长白乙化、冀东军分区副司令员兼13团团长包森、八路军总部野战医院院长王友德等等;新四军四师师长兼政委彭雪枫、政治部宣教部部长朱镜我、第一支队参谋长胡发奎、第二支队司令员周桂生及政治部主任罗化成、新四军江抗第五路军司令朱松涛等等;东北抗日联军杨靖宇、赵尚志、魏拯民、曹亚范、陈翰章、许亨植、冯治刚、张兰生、赵敬夫、高禹民等等,共61万余人之巨。总之,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在战略防御阶段为正面战场给予了有力地配合和支持,战略相持阶段逐步上升为全民抗战的主战场,是战略大反攻的出发地,成为全民抗战的中流砥柱。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4)[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1297.
〔2〕〔3〕鲁振祥,等.内争外患的交错[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408,471.
〔4〕毛泽东著作选读(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402.
〔5〕黄道炫,等.民族存亡的搏斗[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82.
〔6〕中国抗日战争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52.

〔7〕毛泽东选集(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407-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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