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中世纪中后期；南部德意志；城市同盟；
关于南德中世纪后期城市结盟的原因,学术界有过相关研究｡德国历史学家汉斯·巴伦从帝国与城市之间的结盟不稳定性考虑,认为这是城市同盟形成的原因之一｡郝金明先生也从断定没有城市就没有与王权结盟方面阐释过这一问题｡王亚平教授､钱金飞先生认为,由于城市与皇帝各怀鬼胎使城市与王权无法结盟,由此得出城市之间只有相互联合才能寻求自保的结论｡
一､城市条件优越却力量弱小,无法抵御贵族进攻
(一)城市自由,引得诸侯敌视
关于中世纪城市的话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城市的空气是自由的”,而且城市的自由对农奴同样适用,城市不仅接纳苦力,还吸收工匠､雇佣兵､牧师､医生､工程师､建筑师……莱比锡的近郊就以为该城提供苹果和芦笋而出名[1](P596)｡中世纪的城市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即出生率总是略小于死亡率,这样,城市人口自然而然地不断减少[2](P53)｡于是,城市为了增加人口一直改善政策,保卫自己,从而吸引人们进入城市｡在这种情况下,移民潮到来｡小贩､商人､雇工､工匠都往城市经商,诸侯就被完全搁置了｡为此,领主就开始将不停吸引农奴逃亡的自由城市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在黑死病爆发之后,城市由于其优越条件吸引了更多人口,这使本来贵如黄金的劳动力更加稀缺｡领主诸侯的土地没人耕种,逐渐荒芜,征伐随之而来｡另外,城市的土地买卖是自由的,且城市内部和城市之间贸易自由,有利于扩大市场,赚取更多钱财｡而这一切最后以特许状的颁布为标志得以确立｡
(二)城市富裕,引得诸侯觊觎
中世纪的城市由于良好的商业政策和城市内部商人积极勤奋的工作而变得比较富饶,这同样引起了诸侯贵族的窥视｡城市因为自由,所以提供给流浪汉､农奴､下层民众实现抱负的机会｡再加上城市鼓励商业的政策,使其生机勃勃,财富众多｡最初,城市为获得他们想要的特权,往往给领主一笔“令其心动”的巨款,这在一定程度助长了领主的野心｡领主们为持续掠夺城市,将特许状规定了一个期限,过了这个期限,就必须缴纳金钱重获自由,而且所缴纳的税金不断提高｡这样一来,诸侯就在一定意义上控制了城市｡邻近的诸侯看到这种情况后,也纷纷效仿｡久而久之,诸侯形成了联盟,而城市还在各自为战｡“领主向佃户敲诈钱财的方法实在太多了”｡鉴于单独的城市无法对抗诸侯的军队,因而,城市在诸侯领主的逼迫下,为保护自己的财产和赖以生存的自治权,最终在与前者的不断斗争中走上了结盟之路｡以上内容是从中世纪中后期城市结盟的一般原因方面得出的结论,其同样适用于南部德意志城市的发展｡
二､国王对城市支持态度不明
不同于英国和法国的城市,他们与王权结成了坚固的同盟,南德的城市由于种种原因,如与帝国皇帝强盛时间上的错位和皇帝不明确的支持态度,最终错过了与王权结盟的时机｡
(一)王权与城市强盛时间上的错位
由于城市弱小,皇帝在选择结盟对象时的首选目标并不是南部城市(因为北部的城市大多加入汉萨同盟,皇帝与其利益相冲突,无法联合),而是一部分诸侯｡这样反而使诸侯借助皇帝这一护身符实力不断壮大,最后酿成了“大空位时代”和之后的分裂割据局面｡11世纪和12世纪前半期的德国,“国王仍然是最高的有审判权的领主,可使国王法庭受到他本人和他亲自到场的约束｡”而此时的南德城市饱受摧残,力量始终无法得以壮大｡“在990年,欧洲有好几千个国家般的单位,每20个或30个‘国家’可能只有一个10000人口的城市｡”
城市力量上的脆弱和数量上的微小可见一斑｡在整个欧洲尚且如此,经济上并不如英国和法国的帝国南部更是这样了｡另外,当一个还能勉强维持中央集权,并对诸侯有所控制的王朝崩溃时,王权也开始了走下坡路的进程｡“1150年左右,在德意志帝国大约有200个城市,50年之后这个数字增加了两倍｡[6](P47)”1250年,霍亨斯陶芬王朝覆亡｡随后就是持续了一定时间的“大空位时代”｡在这一时期,王朝实力大减,而城市则趁机发展起来｡“城市数目由1242年的900个发展到了1273年的2000个”[2](P56),这一时期可称作城市发展的黄金时期｡城市数量的增多必然会导致其对话语权的要求有所增加｡这样,弱小的王权想要与城市结盟时,城市首先要考虑的是与皇帝结盟能否保证自己获利｡同时,由于彼此不信任,皇帝也不再一心一意支持城市反对贵族｡这种变化不定,使其不可能争取到那些新兴等级一致为自己效力,也使其不能利用这些新兴力量来反对诸侯[4](P471)｡所以,王权与城市的结盟一直都处于一厢情愿的各自轨道上,很难并轨｡而此时的王权已不能很好地统治帝国,也就意味着王权的衰落｡
(二)皇帝为自身利益利用并破坏城市
“把城市视为产乳的奶牛,年年从他们身上收取捐税;或将其抵押以获取金钱”[7](P183-184),这就是德意志皇帝对待城市的方法｡比如,作为皇位觊觎者之一的荷兰的威廉就曾因想要发展自己的商业,承认过莱茵同盟的合法性｡但当他死后,继任皇帝就将这一规定抛之脑后[7](P186-187)｡皇帝路德维希四世在位时,因与教廷关系紧张而转向城市,并多次优待城市,但1356年的金玺诏书却明确表示“不仅不承认城市的身份,而且禁止任何城市间的联盟和同盟;禁止个人间或个人与城市的联盟｡”这一诏书的目的之一是限制城市的发展｡随后,查理四世玩弄权术,既利用城市的财富,又利用诸侯的选举权,目的是让他的儿子顺利登上王位｡为达到此目的,“他先利用城市,后利用诸侯使两者对立,以便诸侯处于有利地位,使其子在选举中稳操胜券｡
为征收贿赂诸侯所需的金钱,他开始敲诈勒索……此后,向城市征收用于帝国选举的苛捐杂税｡为了筹集钱财,皇帝竟至将一些城市抵押出去｡”例如,文策尔获得帝位后,立刻将多瑙维茨城抵押给巴伐利亚的奥托伯爵[7](P193)｡综上所述,王权和城市在不同的时间登上了不同的舞台,因而错过了遇见彼此的机会｡这就间接排除了城市与异己力量结合的可能性,最终选择了同质的城市,联盟因而形成｡
三､城市自身发展的需要
与北部的汉萨同盟不一样,中世纪中后期的南德城市被河流分成了不同的贸易区｡各个区域为了自己的利益,保护自己的贸易地位,组建了城市同盟｡另外,由于强盗猖獗､商路崎岖,保护商路也就成为了各个城市共同的责任｡这也加速了城市同盟的形成｡
(一)城市竞争使然
在商业发展过程中,竞争难免会出现｡城市之间的竞争就是商业竞争的外在表现｡当出现同一目标的敌人时,城市结盟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莱茵同盟就是联合莱茵河周边的城市,以对抗邻近的士瓦本城市同盟｡两者曾因争夺市场而相互对抗｡同样,莱茵城市同盟的建立也是为了对抗北部汉萨同盟的南扩｡随着不莱梅的加入,莱茵同盟的生存空间更加狭小｡总之,由于弱小的王权无力凝聚城市之间的力量而导致城市同盟出现,尤以南部德国城市为甚｡
(二)保护商路的需求
商业发展追求的是最大限度利润,所以城市要开拓更广阔的市场,就需要彼此联系在一起,城市同盟因此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在1500年前的欧洲,木材､小麦､盐和酒已经从很远的地方运来,城市网络擅长运输轻而贵重的产品,像香料和丝绸｡”“大空位时代”“莱茵河上的通行税卡从19处增加到62处”,增长了3倍还要多｡与此同时,强盗也群集于河道之上｡1372年,“城市同盟的盟主乌尔利希伯爵从普法尔茨伯爵普雷希特的宫廷回程途中,受到一些贵族袭击,且被俘擒｡”由于商路频繁受到攻击,各城市之间的贸易往来受到严重影响,为保护商路,尤其是山区众多､盗贼出没､贸易路线曲折､关卡重重的南部德国商路,经济发展迅速并获得一定自治特权的城市彼此相互联络,最终出于共同利益需要结成了同盟｡
四､结语
综上所述,城市之间的联盟既是大势所趋,也是迫于诸侯､皇帝和教廷施加的压力｡城市在恶劣的形势下只能寻求共同利益者的大联合｡只有这样,才能维护自己最珍贵的独立和自由权力,并以此为基石,进一步拓宽交易范围,进而拥有更多资金,为近代资本主义的萌芽提供必要的资本原始积累｡
参考文献
[1]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M].顾良,施康强,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
[2]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1990-1992)[M].魏洪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3]布莱恩•蒂尔尼,西德尼·佩因特.西欧中世纪史[M].袁传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4]赫伯特•格隆德曼.德意志史:古代和中世纪:第一卷(下)[M].张载扬,陈世澄,张才尧,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5]汉斯—维尔纳·格茨.欧洲中世纪生活[M].王亚平,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