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赋的起源问题上,班固认为诗是赋的源头,他将屈骚定义为赋。身为大儒的班固遵循儒家诗教中美刺的原则,重视赋的“讽喻之义”,并将其作为评价赋类作品与赋作家的标准。对赋的性质与功用,班固看到了文学为政治服务时经世致用的性质,又看到了赋作为文学样式本身具有的抒情性。虽然他的赋学观存在矛盾之处,但总体而言,主导大儒班固赋学观的仍是传统的儒家诗教。
    【关键词】《汉书·艺文志》；诗赋略；班固；赋学观；
    
    汉成帝时,书籍多散亡,朝廷派陈农收集天下之书,诏光禄大夫刘向､任宏等辑校经传､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等书,每书校对完毕后,刘向“条其篇目､撮其旨意,録而奏之”,撰成中国最早的目录学著作《别录》｡其子刘歆在此基础上作《七略》｡班固“今删其要,以备篇籍”,又在《七略》的基础上编成《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本文主要基于《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探讨班固的赋学观｡
    一､论赋及赋类作品
    (一)赋的起源
    先秦文献中的“赋”大致有三种含义｡一者如《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也如《春秋左传·隐公元年》中云:“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这里的“赋”相当于动词,宾语是其后的“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与“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等诗的内容｡二者如《周礼·春官》记载:“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本,以六律为音”,这里的“赋”指的是《诗》中的一种艺术手法,与比､兴同列｡三者,《韩诗外传》中孔子令其弟子作赋:“孔子游景山之上,子路､子贡､颜渊从,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赋｡小子愿者何期,丘将启汝｡’”此处,孔子口中的“赋”则相当于“赋诗”的意思,但是从弟子们的创作中可以发现他们所作并非诗,因为句式既不整齐,也不押韵,而是呈现出参差不齐的特点｡从前两类文献可知,赋的存在离不开诗,赋是诗的一种艺术表现手法｡而最后一类文献展示了“赋”作为一种与诗有别的文学样式在历史上崭露头角｡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是班固论述赋起源与发展的重要篇目,其大序开篇便云:“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点明“赋”具有可诵读这一特征,该特点明显是以诗歌作为参照物,将其与诗歌的特点进行对比后引入赋自身的特点,但这也暗含着诗与赋存在内在一致性｡从班固另一篇阐发其赋学思想的文章《两都赋序》中也可以看出诗对赋的深刻影响｡《两都赋序》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两都赋》是班固的大赋名篇,班固为自己的作品撰序,序中他阐释了对赋源流的看法,“赋者,古诗之流也”｡本文认为,这里班固要阐发的并非仅指赋继承诗的某一方面,而是指作为文体的赋本身便是由诗而来的,它与诗之间的内在与外在联系是千丝万缕的｡
    (二)论赋类作品——以屈原的作品为例
    班固对赋作品的认识,以及诗赋略分类的标准在当今学术界仍争论不休,本文将观点投向“屈原赋二十五篇”,探讨班固对屈原作品文体的认识｡《汉志·诗赋略》赋类记载:“屈原赋二十五篇｡楚怀王大夫,有列传”｡此处,班固将屈原的作品看作赋｡王逸曾称《离骚》为经,其《楚辞章句·离骚小序》云:“屈原执履忠贞而被谗,忧心烦乱,不知所,乃作《离骚经》｡离,别也;骚,愁也;经,径也｡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陈直径,以风谏君也｡”这个“经”字可以理解为王逸推崇屈原,欲将其作品列入经典的行列,固称其为经｡而《汉志》则将屈原作品归入赋这一文体｡班固对屈原作品的认识相较于王逸来说,算是一种进步｡因为能称得上经的作品必然符合儒家思想,而屈原的思想十分复杂,有儒家爱民､选贤举能的成分,也有法家修明法度的元素,他的思想不能完全归入正统的儒家思想｡若再以温柔敦厚的诗教来衡量屈原的作品,其与儒家的要求相去甚远｡
    因此,班固将屈原作品放入诗赋略无疑是一种非常明智的选择｡在赋与屈原作品的关系上,《汉志》将屈原赋列于诗赋略之首,直接将其归为赋｡笔者认为,班固赋学观将屈原作品直接视为赋有其局限性｡随着历史的发展,古人对文体的认识更加清晰明确,任昉的《文章缘起》,单独列出了“离骚”这一文体;刘勰《文心雕龙》不仅单独列出“骚”这一文体,还将“骚”放在文体分类的第一位｡可见,屈原的作品在魏晋南北朝已经开始逐渐脱离赋,以骚这一独立的文体面向世人,这样的认识确实比《汉志》更加合理｡
    (三)论赋的性质功用
    《汉志·诗赋略》大序云:“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此处阐释了一种赋的创作背景,即“贤人失志”｡而失志的贤人一般内心多苦闷,作赋则成为其排解内心忧愁的一种方式,这便赋予了赋抒情的功用｡班固生活于东汉中叶,该时期的封建专制制度已经非常完善,政治压力较重,文人们常常难以走出精神困局｡但在那个时代,文学多为政治服务,真正纯粹抒发文人内心情思的作品少之又少｡除提出赋的抒情性外,班固对赋性质功用的批评更偏向以诗教为主导的赋学观｡
    《汉志·诗赋略》大序云:“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序中对赋的性质与功用的评价有一个关键字是“风”,即讽谏､讽喻,上文已分析过这是诗教传统所致,体现了赋的经世致用｡班固将讽谏作为划分赋作品好坏的标准,对他认为具有讽谏意义的孙卿､屈原之作,是赞扬与推崇的,而对于宋玉､唐勒､枚乘等人的作品,认为水平较低,属于娱乐之用｡值得关注的是,班固一方面强调赋的抒情作用;另一方面,又看中美刺的诗教传统,这种矛盾的心理是由当时的社会环境造成的,完善的封建制度压制文人的话语权,但是,在文人心中涌动的情感却难以克制,班固的矛盾也正是当时文人普遍的心理｡
    二､论赋作家
    《汉志·诗赋略》大序云:“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由该序可知,孙卿与屈原所处的时代相近,孙卿被称为大儒,位列屈原之前｡但在诗赋略中,班固将孙卿与屈原并列而谈,而在孙卿与屈原作品的编次上,班固并没有如序中排次,将孙卿列于屈原之前,而是将屈原作品排在诗赋略之首,孙卿之赋排列第三｡笔者认为,既然序中班固标举大儒孙卿,之后才提屈原,这说明大儒孙卿在班固心中占有重要地位｡班固自身本是东汉的大儒名士,他的身份与孙卿属于一类,站在儒家拥护者的角度,他推崇孙卿也是符合情理的事｡同时,班固还将屈原与孙卿的作品归入具有讽谕意义的一类,用诗教的传统来统一二者作品的特点｡但在诗赋略作品的具体排序上,班固的举动又表现出明显的矛盾｡
    笔者认为,班固赋学观里美刺的诗教传统根深蒂固,主要表现在他尤为重视赋的“讽喻之义”,而孙卿为大儒,则必然要树立他的典范作用,以备后世参考｡若按大序中班固对赋作家批评的逻辑,孙卿与屈原可归入同一类,但班固并没有这么做,可见,班固的内心还有一套分类标准｡但班固在《汉志·诗赋略》中未撰写小序,使诗赋略的分类及编次上存在众多难以解决的疑团,学术界对此各执己见,众说纷纭｡可以补充前人之说的一点是,班固在序中就已经表现出肯定赋抒情性质的态度｡与班固诗教､抒情相矛盾的赋学观一样,此处,班固的观点也是矛盾的｡站在大儒的身份,他提倡美刺､诗教,而站在赋学家的身份,他又看到文学是抒发人情感的载体与渠道｡
    再联系班固对屈原的评价,《离骚赞序》与《离骚序》同出班固之手,但观点却大相径庭｡《离骚赞序》:“屈原以忠信见疑,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其间没有贬责之词｡《离骚序》:“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从这段话可以看出班固对屈原的不满之情,竟称屈原为“狂狷景行之士”,这是班固以大儒的身份对屈原做出的评价,认为其不符合“温柔敦厚”的诗教｡《汉志·诗赋略》中,班固对待屈原的态度又是推崇的,可见,在班固赋学家批评观中,总有不同的标准激烈碰撞,而他多数是站在儒家诗教传统的一边｡班固在《汉志·诗赋略》中以儒家诗教的传统对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等人都做了严厉批评｡班固认为,将赋作家分为诗人与辞人两种,推崇诗人所作的赋,认为他们具备“讽喻之义”,而辞人所用的赋则淫,不足登大雅之堂｡同时,否定了扬雄早期的创作,赞同扬雄批评贾谊､司马相如赋作的“如其不用何”的观点｡
    三､结语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是班固论述赋发展源流及相关理论的重要文献,诗赋略大序文及赋作的分类与排序均体现了班固的赋学观｡从赋这一文体的起源,到赋作的性质与功用的论述,再到对赋作家的批评,均反映了经学繁荣背景下儒家美刺思想的盛行,班固的赋学观亦带有浓重的诗教色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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