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湖北在近代是云南省际贸易的中转站和重要市场之一。本文主要分析"川滇路"至湖北方向的商品贸易,经贵州去往湖北方向商品贸易,经广西、湖南去往湖北方向的商品贸易的三条主要贸易路线,并分析这三条贸易路线的贸易情况,为学者研究近代鄂滇贸易的情况提供参考。
    【关键词】云南；湖北；贸易；路线；

    鄂滇之间的贸易路线存在已久｡春秋时期,楚国曾以“楚丝”与云南地区所产黄金进行互换贸易;汉代,一条自荆楚､巴蜀多路汇集于滇西叶榆,入哀牢,至伊诺瓦底江,抵达印度的“南方丝绸之路”被打通｡清代,“滇铜京运”从云南出发,经过汉口,到达北京,加强了两地的经济交流｡到了近代,国内出现了大规模的商业贸易交流,而且随着抗日战争爆发,国内的对外贸易,转向从云南出口,加强了云南与湖北两个市场的经济合作｡但在众多关于云南地区经济的研究中,学者们关注更多的是云南与东南亚区域的经济情况,如滇黔､滇桂､川滇､滇藏等,而对鄂滇间经济的考察在《云南通志》《中国旧海关史料》《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等文献资料中,只是略有提及,并没有进行深入研究｡因此,本文详细考察了鄂滇之间的商品贸易情况,探索近代鄂滇贸易的具体路线｡经研究发现,近代鄂滇之间,贸易路线有数条,贸易的商品种类丰富,其中,云南输出的商品主要是矿产品､茶叶､药材､烟土等传统农副产品;输入的主要是布匹､瓷器及从上海运来的国外洋货,国内经上海转口输入的土货等｡
    一､“川滇路”至湖北方向商品贸易
    (一)“川滇路”至湖北方向商路
    在近代,云南与四川的贸易路线有三条:经邛州､雅州､清溪､建昌､会理至云南元谋为其川滇西线;经五尺道､石门关入滇东北肩负京铜､川盐等运输的为川滇中线;经泸州､叙永下南道入乌蒙承担大量川盐和黔铅运输的为东线｡中､西两线由于“回乱”相继衰落,东线成为川滇之间的主要路径｡商品到达叙州后,船运经泸州､重庆､宜昌等地,最后到达武汉｡
    (二)“川滇路”至湖北方向商品贩运
    此路输入云南的商品包括盐､棉花､土布,从云南输出的货物包括矿产､药材及茶叶等｡“云土”的贩运｡云土,俗称云南出产的鸦片烟｡光绪十九年(1893),云南每年有将近五万担鸦片,运往湖北､湖南销售｡据《云南文史资料选辑》中记载了云南本地商号“福春恒”,在20世纪20年代,低价在滇缅边界和缅境麻栗坝,收购鸦片然后到汉口贩卖的经过｡“将所收卢比汇款全部用来购烟,运到下关以后,与在内地所购之烟合制为‘汉庄’烟,转运四川､汉口销售,将售出之款,接济四川丝厂｡”[1](P55-56)还有一部分鸦片,沿长江经汉口,运往上海销售｡
    《1872年上海港贸易报告》中记载,国外鸦片在近5年间“其进口量始终停滞不前,1872年则确见下降｡与此同时,中国鸦片的产量却已是原来的四倍还要多”[2](P257),其中,这些鸦片中大部分是川､滇两地的鸦片｡作为回货的则是上海的洋货,各种洋纱､洋布和五金制品的输入,由上海输入的进口商品,历经汉口､宜昌､重庆等地转输,运抵昭通上市,以致在昭通形成了“商店里的洋货颇多,全部来自四川”[3](P1106)的情况｡土布又称“粗布”“家织布”,多采用全棉织造而成,其是湖北销往云南的主要商品｡土布产自湖北沙市,通过长江水路,从滇东北的昭通运入,数量之多,伯恩估计每年为8万包,320万匹;而纳维力和比尔则讲原来“每年约30万包,1000多万匹,1897年左右降为年输入6万包,234亿匹｡”[4](P259)以至于,在滇东北的昭通､东川二府的全部居民以及昆明以东大部分居民皆穿沙市土布｡总之,“川滇路”至湖北方向的商品贸易种类丰富,满足了云南地区生活用品多样性的需求,也促进了云南与内地市场以及沿海港口的经济交流｡
    二､经贵州去往湖北方向商品贸易
    (一)云南经贵州去往湖北的贸易路线
    在近代,云南经贵州去往湖北的商路,被称之为“湖广大道”｡《新纂云南通志》记载:“以汉口为起点,经过洞庭湖边之岳州,穿湘､黔而入滇,全部系陆路运输｡自汉口至昆明,约需时四十日｡商品多由牲口付驮｡”[4](P107-108)因经过广西及进入云南之捐税极重,陆运之路途又长,所以,在云南开埠前,这条商路是云南省外贸易的重要通道,也是连接上海,进行国际贸易的重要通道｡
    (二)经贵州至湖北方向商品贩运
    鸦片也是此路上贩运的重要商品｡清代,咸丰同治年间,湖北､湖南､江西等省商人,来云南贩运鸦片的人数不胜数｡鸦片的数量没有明确记载,但根据贵州省鸦片与百货的厘金税收,“计全省土药厘金通年比额钱数为444”串016502为厘货百｡串040[5](P432),可以看出,土药厘金是百货的两倍有余｡安顺和贵阳是贵州鸦片的集散中心,湖南人“由湖南西部衡州府一带携来洋货及银子,运回去鸦片作为交易｡”[1](P1554)湖北的土布､江西瓷器､笔墨等,也是此路销售的主要商品｡在《布莱克本商会访华团报告书》中就有记载:“由汉口输入的商品则逆向沅江销往镇远､贵阳等地,大宗货物有洋纱､洋布和掺用洋纱织成的土布”[1](P1429),其数量为,“总计全年销数两万一二千筒(二十至二十四匹)｡”至于瓷器和笔墨,则是江西､湖南人在贩卖云南的矿产､药材､茶叶等过程中,作为回货卖给沿途街市｡木材的贸易量也较大｡1899年岳州关报告称:“木料系贵州自沅江两旁山岭出产,运至常德河洑码头,报完厘金,由河洑分排,绕道至湘阴之林子口,再成大排过洞庭湖,出大江,每年价值可六百万两”[6](P150)木材顺清水江､沅江,水运进入湖南､湖北销售｡
    三､经广西､湖南去往湖北方向商品贸易
    (一)经广西去往湖北方向上的商路
    此路路程可参照清代湖北“宝武局”
    采买滇铜的路线｡“计云南剥隘地方起运,自百色至梧州府系下水,自梧州至桂林府省城系上水①｡”再从桂林出发经兴安灵渠,沿湘江顺流而下,经永州､衡州等地进入长沙,然后继续沿湘江北上,经岳州到达武昌｡参照“庆正裕”商号的贩运路线,发现此路基本没有发生太大变化｡
    (二)经广西至湖北方向商品贩运
    进入近代,记载从云南出发,经广西､湖南去往湖北方向商品贩运的史料不多｡在20世纪30年代,云南“庆正裕”商号,于此路贩卖鸦片到湖北｡“各栈办付大烟,运到昆明后,另行收拾包庄｡如蒙化､弥渡､楚雄､三街等地之货,颜色较好,做成‘纸皮货’为汉庄,每包关秤50两,由广西付长沙,汉口销售｡”四川赋税过重,而广西､湖南赋税较轻是选择此路运销鸦片的主要原因｡四､其他云南去往湖北的贸易商路除上述几条贸易路线外,鄂滇之间的贸易路线,还有从云南出口到香港或海防,然后转运到上海,再输入汉口｡如民国期间,张泽万在汉口创办的“恒盛公”香号,就是通过此种途径采购麝香｡“货源最初只是云南,其后有来自印度的,并有上海就地采购｡在上海就地采购的,其来源亦不外云南和印度｡”[1](P22)可见,运用转口贸易,也是云南商品销往湖北的方式之一｡上海是近代云南省际贸易的主要对象,蒙自开关后,“仅通过蒙自—香港之间的口岸贸易就占到了云南对外贸易总值的60%左右”[7];而内地商品在汉口开埠前都是在上海进行进出口,由此沟通了汉口和云南的商品贸易｡
    五､结语
    鄂滇省际间的贸易路线,之所以交流频繁,首先是因为汉口作为华中腹地的交通枢纽,是云､贵､川等地商品进入京师腹地或长江下游地区贩卖的必经之地;其次,1861年,汉口正式开埠通商,承担着内地农副产品的出口和外国洋货输入内地的责任;最后,湖北市场与云南市场在商品结构､商品需求上互补的特点,也是两地经济联系不断加强的重要原因｡可见,近代云南与湖北市场之间商业联系密切,经济上的交流联系,促进了两个不同地域市场的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政协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云南文史资料选辑[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
[2]李必樟.上海近代对外贸易经济发展概况: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1854-1898年)[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
[3]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新纂云南通志编纂委员会.新纂云南通志[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25.
[5]罗东玉.中国厘金史[M].香港:大东图书公司,1997.

上一篇：施莱尔马赫与伽达默尔阐释学对比研究 下一篇：简述明朝的民族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