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延安整风时期；批评与自我批评；时代因由；
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之一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它也是中国共产党抵御各种政治灰尘和腐朽思想侵蚀的有利武器。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一次整风运动，也是灵活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典范。
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内涵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对批评和自我批评做出了明确的解释，所谓“批评”：指出所认为的缺点和错误；所谓“自我批评”就是指为了能将自己思想与行为中的错误与缺点而对自己进行的实事求是的检讨。两者有着相同的主体，只是针对的对象不同，前者针对的是他人，而后者针对的却是自己。批评别人首先要做到弄清事实，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有针对性地具体地指出别人的错误和不足，做到有理有据，而不能捕风捉影，模棱两可，甚至是发展为人身攻击或是人格侮辱。批评的目的是帮助他人改正不足，是善意的；批评是信任，是支持，是为了达到交流思想、增进了解、促进工作的目的，所以应该避免造成同志间的互相猜忌。对于党内的批评而言，更是要慎之又慎，我们既不能遮遮掩掩、含含糊糊，也要避免伤害同志间的感情，应该是和风细雨、以理服人，批评的目的是把党内的邪风与错误倾向给予揭露并纠正，从而使党组织能巩固得更牢，使党具有更强的战斗力，并非为了整人，这种批评是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作为根本原则，并通过摆事实和讲道理进行的[1]。自我批评，亦即自我反省、自我反思，早在《论语·学而》中就有：“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其中的“省”，就是反省，反思，也包含着自我批评、自我批判之意。自我批评不能讳疾忌医，掩耳盗铃，也不能妄自菲薄，而是实事求是的认识自己，正确的分析事件的历史背景以及当时自己的考虑角度，找出错误的根源及改正的方法，是“有根据的指出缺点、错误，分析产生的原因并提出克服的意见。”[2]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上，“批评”与“自我批评”一词，最早是恩格斯提出来的，1847年12月他在《路易.勃朗在第戎宴会上的演说》一文中说：“各国民主主义者的团结并不排斥相互之间的批评。”[3]后来还提到“这种无情的自我批评引起敌人极大的惊愕。”[4]恩格斯给出的观点是，在党内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能让很多人不舒服，这是肯定的，但与任何物批判的恭维比起来，它更有益于党。”[5]
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辩证关系从辩证法角度看，批评是外因，是通过他人的指正来提高自我思想认识的外在动力；自我批评是内因，是人们进行自我教育的内在动力。不论是哪种事物，其发展都受到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一是内因，事物的发展变化是以内因为依据的；二是外因，事物的发展变化是以外因作为条件的，也就是说只有在内因的作用下，外因才能将其作用发挥出来。不论是批评还是自我批评，它们有着一致的出发点和归宿，那就是改正错误，重新统一产生矛盾的对立方。只有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才能使党的肌体更为健康，从而使党的战斗力更强。批评可以使错误得到更好的揭露，使矛盾得到解决。而自我批评可以使错误得到更好的认识与改正。所以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同等重要的，两者都要给予重视，不能偏向任何一方。同时也应看到，如果没有自己内心的深刻反思和醒悟，即使来自别人的批评再正确、再多，也很难从根本上纠正自己的错误或缺点。“批评的目的是为了使自我批评能得到启发，而启发程度是通过批评效果体现出来的。”[6]一个人的进步与落后，最终取决于自己。就像恩格斯看待工人阶级进步一样，“从自身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是一种最快的学习方法”[7]。“工人运动是离不开批评的，我们不能要求别人把言论自由给我们”[8]研究和分析过去所犯的错误，并且尽量不使小错误变成大错误，尽量不重复已经犯过的错误。正因为无产阶级敢于并善于从失败的经验中学习，所以，无论无产阶级犯过多少错误，无论我们的敌人怎样幸灾乐祸，革命的车轮和历史的脚步仍然一往无前，不可阻挡。敢于并善于从失败的经验中学习的党和人民，较之犯了错误不敢承认，或以不犯错误而自夸的庸人们，要伟大得多，进步得多。所以党员干部应该像毛泽东所要求的，“要启发人家批评，要听人家的批评。自己要经得起批评。应当采取主动，首先做自我批评。”[6]
三、延安整风时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时代因由延安整风运动发生前，国内外形势紧迫，中国共产党处境危机四伏。国际上，法西斯同盟国节节胜利，步步紧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谷；国内，日本加紧对中国进行侵略，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国民党政府掀起多次反共浪潮，我党根据地范围缩小，困难重重。同时，党内主观主义思想根深蒂固深深影响着党的正确路线方针的实施；大批新入党的同志也需要改造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一场全党范围内的思想改造运动势在必行。
（一）延安整风时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客观要求我国的抗日战争于1938年10月份便进入到了相持阶段，当时日军把根据地作为重点进攻对象。“1938年、1939年、1940年的抗击日军数分别为40万、54万和47万，在当时的侵华日军总数中所占比例分别为58%、62%和54%”[9]。从1941年3月到次年4月短短的13个月期间，在华日军为了“扫荡”华北根据地，对其连续实施了5次“治安强化运动”，这可以说是一场规模庞大的运动，由过去的短期、分散、线式、分区围攻、长驱直入、无组织的“扫荡”转变为长期、集中、纵深、分区清剿、铁壁合围以及有组织的“三光”政策的大“扫荡”。凡日军到过的地方，连一只牲畜都不会留下，其悲惨可以用“无村不戴孝，处处闻哭声”来形容。
为了达到侵华这一目的，日本政府采用了政治诱降政策，这一政策可谓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第一，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在这一政策的诱惑下成立了伪国民政府，公开投降，并配合日军共同战斗。第二，国民政府领袖蒋介石也采取了积极的响应政策，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先后掀起三次反共高潮，在全国各地制造了无数次反共摩擦，并派出几十万大军包围封锁中共中央的所在地陕甘宁边区。除了采取了思想进攻和军事进攻之外，还对根据地的经济采取了封锁政策，当时扬言“不让根据地流进一粒粮和一尺布”，从而使得本来就贫瘠的根据地更加困难重重。根据地人口由1亿降到不足5千万，军队由50万减少到40万左右。毛泽东回忆时提到，那时候，我们的困难真是太大了，曾经到了几乎“没有饭吃，没有衣穿”的局面。
在这种形势下，党员是否具备深厚的理论修养和坚定的理想信念，中国共产党能否制定和贯彻正确的方针政策并有效实施？能否领导全国人民渡过难关，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这是摆在共产党面前的一个严重考验，也是党员通过深刻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执政能力的必然要求。
1940年到1942年，是世界反法西斯势力最为猖獗的时期。德、日、意法西斯紧紧勾结。1940年9月，在柏林签订了三国军事条约。在欧战爆发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德国法西斯相继占领了丹麦、荷兰、比利时、法国等11个欧洲国家；1941年6月，德国单方面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发动了对苏联的全面进攻。同时，日本也加紧了他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步伐，积极进行“南进”政策，并于1941年12月偷袭了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从而把侵华战争扩大为太平洋战争。之后，为了遏制并消灭法西斯势力，有26个国家联合在一起共同签订了一个宣言，即《联合国家宣言》，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反法斯西联盟，这意味着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争有了更多的支持和帮助，意味着我们建立了国际范围的反法西斯同盟，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必须具备更高的执政能力，协调好国内外各方面的关系。
从共产国际方面来看，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指挥中心，共产国际在当时已经转变了出发点和目的，中国能不能继续将日本拖住才是共产国际真正关心的事，他维护的只是自身利益，对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很少做考虑，包括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与援助。有历史资料曾这样写道“共产国际在这个阶段，虽然在组织和内部事务上还是对中国共产党有所干涉，但相比于共产国际初期和中期，这种干涉少了很多，战争打起来之后，这种干涉就更少了”[11]。减少了共产国际的干涉和盲目指挥，中国共产党具有了较大程度的自主性，可以根据本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制定出相应的策略和政策，可以避开伪马克思主义者的领导，有利于党内整风运动的实施，也使得党员干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更加理性免受干扰。
（二）延安整风时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主观要求从成立到一步步走向成熟这段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曾经被主观主义统治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在“左”倾错误和右倾错误的指导下，中国革命遭受了严重的创伤和损失，尤其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王明一直自诩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诬蔑毛泽东是“狭隘经验主义”、是“土包子”，认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他忽视甚至不相信工农民众的抗日力量，错误地估计了抗战爆发后的国内形势，把共产国际的指示神圣化，把马克思主义严重教条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因“左”的错误以失败而告终，当时，这次战争给红军根据地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损失。直到1935年1月，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政治局召开的遵义会议中基本结束，而且会议还将正确路线的领导确立下来，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领导。虽然“左”倾错误已经基本结束，但这些错误思想仍然影响着全党，这主要就是因为当时正处于战争时期，战局不稳，不能从思想上清算“左”倾教条主义。
譬如，在很多问题上观念都比较模糊，更有甚者会简单的以为理论家就是记住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词句的人；还譬如，一些学校教员在知识的传授上只是照本宣科，不能做到灵活运用等。在“左”倾错误上，党的一些高级干部对其性质的认识也很浅显，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同志也曾做过批判，他提到“什么叫马克思主义？那时的党中央领导者，实在懂得很少，或者一窍不通，闹了多年的大笑话”。这种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死的马克思主义，是假的马克思主义，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也因两者的混淆而得不到更好的贯彻与执行。若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依然存在于党的内部，且任由它们去支配，这必将会严重影响到党的发展。因此，毛泽东指出：“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矛盾，一个绝大的困难。在这种情形下，如果不进行一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即整风运动，我们还能顺利地前进吗？显然是不可能的。
参考文献：
〔1〕〔2〕郑永廷，等.思想政治教育方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曹尚龙.批评是为了启发自我批评[J].讲点辩证法，198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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