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韩非子治理；人性论；思政治理；
战国后期，各国都已到了“不进则退”的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群雄争霸之际，国家实力的强大成为各国君主关注的最主要问题。因此，如何完成“救时弊”的现实政治需要、治理好国家成为思想界主题。《韩非子》就是当时的集法家之大成的一本代表性著作。 《韩非子》中的思想植根于他的人性论判断之中，因此，探究韩非子思想中的人性论基础，从中生发出韩非子的国家治理理念，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对于我们今天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也会有一些借鉴作用。
一、人性判断：人性自利自然休谟认为哲学和科学中充满争吵和无知，而“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或多或少地有点关系 ... 即使数学、自然哲学和自然宗教，也都是在某种程度上依靠人的科学” [1] 。人性论是“这些科学的首都或心脏”，对政治学来说更是这样。人性论是韩非子学说的基础。韩非子的政治主张等其他思想无一不是建构在韩非子对人性的认识上。孟子崇尚性善论，提出了仁、义、礼、智“四端说”，所以他坚持教育的可能性，认为“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 其良知也” （ 《孟子·尽心上》 ） ，赞同曹交所说的“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说法。荀子崇尚性恶论，所以提出“化性起伪”，坚持教育的必然性。政治主张上希望借助圣人的教化，转变百姓的性情。而韩非子的人性论则具有一定的争议性。韩非子是不是一个性恶论者，是《韩非子》研究中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主张性恶论的学者，多着眼于韩非子不择手段巩固君主地位，对臣民严刑峻法、少慈寡恩，如郭沫若认为韩非子的术毁坏一切伦理价值， 是要 “恶到底” ， 熊十力指出： “通观韩非之书， 随处将人作坏物看， 如防蛇蝎， 如备虎狼，虽夫妇父子皆不足信” [2] 张立文说：“中国哲学人性恶的理论，由儒家荀子倡其说，而由法家韩非子立其极，性恶论至此已被推到极端” [3] 。
然而，仔细考察韩非子的学说，尤其考虑到韩非子学说与老子学说的密切联系，可以看出，韩非子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性恶论者。如果把顺情因性的因循思想作为韩子人性思想的最闪光之处，那么韩非子的人性论就跳出了性善与性恶的争辩，成为一种人性自利自然论，这也体现了老子哲学对他的巨大影响。从“道法自然”这个共同源泉出发，韩非子主张用“法、术、势”修剪自然生长的人性， 来为国家主义、 君主服务。 而老子主张 “无为”，任其自由发展，以达到某种自然的和谐。两者的分殊源于理论志趣不同。
把韩非子的人性论确定为人性自利自然论，才能保证韩非子与滋养他本人的哲学思想之间不会发生致命的断裂。 众所周知， 韩非子受老子思想影响重大， 在 《韩非子》中甚至专辟《解老》、《喻老》来对老子哲学加以阐释。韩非子的思想“归本于黄老”，这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因此，韩非子的人性论也必定受到老子哲学的影响。韩非子继承老子思想，给予“道”以本原的地位，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之初”是人尚未进入经验世界的关系之前的状态，在这种被抛状态下， 人性与本源之间是互相联通的，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因此人性也是没有善恶属性之分的。
《韩非子》 中多有对人性自利自然论的文本支持， “夫安利者就之， 危害者去之， 此人之情也” 、 “人皆挟自为心”等。从这些论述来看，韩非子并不简单地用善恶二字来评判世人，并不因舆人盼望人富贵就持“性善”，也不因匠人的行为持“性恶”，相反，他是在用一种平和的、不带感情色彩的眼光来看待“利”和趋利行为，认为这都是人之常情， 无可厚非。 关键是要 “顺性因情” 、 “因循” 。只有人与社会关系发生具体的关联，人性的自然才会遭到破坏，这种情况下才有善恶之辩。善恶之分属于价值，按照现代哲学的定义，价值是人的某种需要同满足这种需要的客体属性的特定方面的交接点。价值的物理学定义甚至认为价值就是对于确定的主体，事物所具有、所释放的广义有序化能量。 因此， 人和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是在现实的人同客体的实际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即在社会实践中确立的。特别在阶级社会中，不同阶级对善恶、美丑往往有不同的评价标准。从这个角度来看，韩非子的人性论是十分深刻的，已经跳出了“性善论”与“性恶论”的狭隘对立，将先秦思想家对人性、价值、善恶的认识推进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上。
二、儒家与法家：圣人教化与顺性因情“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韩非子对人性的犀利的观察，将人世间的残酷赤裸裸的呈现出来，连儒家所最寄予希望的家庭内部都不能幸免，政治领域就更不用说了。“人之熙熙皆为利来，人之攘攘皆为利往”，这就是人世间的运行法则。人性到底能不能被拯救？应该如何拯救？这两个问题成为最重要的问题。儒家认为人性是可以被拯救的，而且应该用仁义道德来拯救。论语中虽然很少谈到“性”（性相近，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 ） ， 但孔子重视教育的作用， 一生推崇 “仁” 与 “礼” ，试图重新建立起周王朝那样的理想社会，又说“性相近，习相远也”，可见孔子强调后天教育与习惯养成的重要作用，对人克服自身的人性弱点持乐观态度。孟子和荀子更是一主性善，一主性恶 ; 主性恶者倡导化性起伪，主性善者主张培养善性，最后殊途同归，分别得出“人皆可以为尧、舜”、“涂之人可以为禹”的结论。可见儒家虽然内部流派不同， 然而都强调仁义道德的重要作用，重视教化和德治。
与儒家的乐观主义相比，韩非子对人性的态度则更为冷峻。 韩非子否定 “仁” “义” “礼” 对政治安定的作用。他通过对“德” “仁” “义” “礼”的分析，对老子的“失道而后失德，失德而后失仁，失仁而后失义，失义而后失礼”作了注解。韩非子认为德是道的功业，仁是德的光辉，义是表现仁的事情，礼是义的装饰。并指出，“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质而恶饰”，批评儒家寄希望于制礼以沟通人们诚朴的内心，却提供了相互责备的证据，导致互相争斗和混乱。
韩非子认为，对于自然的东西来说，用教化的方式是无法拯救的。最好的办法是在承认这样的现实的基础上，想办法利用人性的自然趋势，因势利导，把人性的自利导向于有利于君主、有利于国家富强的方向。因此他提出了“顺性因情”、“因循”的观点。韩非子面对人性的做法，相比儒家的化性起伪、圣人教化等思想，是非常现实的。 当然， 韩非子对人的道德无比失望， 但是，他并不否定人与人通过合作产生符合道德行为的可能性。这是因为人是有一定的理性的。“夫智，性也”，“聪明睿智，天也”。这就足以使人合作实现各自的愿望。
三、政治方面投射及现代意义韩非子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这就为韩非子的人性论到政治主张搭建起一座桥梁。韩非子的关注点其实在于“治天下”，韩非子对人性的讨论，本质上说是为了给其政治主张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韩非子认为，政治活动的目的无非是两个：一是强大国家实力，二是巩固君主权力。因此，对人性问题的两种看法，投射到政治上，就产生了德治与法治的差别。德治既无益于（甚至有害于）国家的强大，又无益于（甚至有害于）君主权力的巩固，所以按照“必然之道”的要求，统治者必须采用法治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手段来达到君权巩固、国家富强的目的。
韩非子赞赏法治， 首先是从历史中汲取了经验教训。齐桓公依靠管仲称霸诸侯， 楚悼王依靠吴起使楚国强大，两人死后齐楚很快衰亡。而秦国依靠商鞅，彻底变法，变法成功后商鞅虽死而秦国依然强大。可见依靠贤人只能取得一时之功，而依靠法治才是长久之策。用法治去德治，符合韩非子的人性论预设。韩非子指出：“当大争之世，而循揖让之轨，非圣人之治也。”。德治见效慢，法治见效快。“ 舜救败 ，期年已一过，三年已三过。舜有尽， 寿有尽， 天下过无已者 ； 以有尽逐无已， 所止者寡矣。”(《韩非子·难一》) 而法治则不然 : “赏罚，使天下必行之”（同上 ) 德治有时候会走向自己的反面。《解老》中谈到圣人制礼反而走向制礼目的的反面，就是较好例证。对仁义作用的怀疑，也是老子哲学的传统。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前期的法家思想也对韩非子产生很大影响。例如商鞅就认为：“仁者能仁人，而不能使人仁”，由此可见道德并不是可教的，用道德感化人是不切实际的。化性起伪、 圣人政治具有空想色彩。 类似于柏拉图的理想国，哲学王是十分难得的。哲学家很难当王，王也很难接受哲学，造成政治上的困境。治理手段的选择要承认大多数人是达不到贤人、圣人标准的，是自利的而且是不可阻挡的，必须把目光投向占有绝大多数的、道德水平低的人群，而这就要求法治。法是按照人性的弱点设计的，法律是最低的道德。在人欲横流的大争之世，依靠人的道德自觉与少数几个圣人君子的教化，远远不如利用规则法律来得实用。
法治的重要手段是采用赏罚机制。人性自利是自然趋势，那么治理臣民就要用刑罚限制人的过分的自利，用奖赏鼓励人利己的同时利他。除此之外，还要用“术”来暗中掌控臣民，用“势”来提高君主的威严。这些手段都是基于人性趋利避害的本性来制定的。在韩非子的眼里，人的行为方式与动物本质上并无不同，人的作恶也仅仅是一种自然，并没有善恶之分。关键是采用何种手段因势利导，将人群的欲望导向利于君主与国家的方向。从这个角度看，“法、术、势”的思想与韩非子的人性论是一脉相承的。
韩非子思想到今天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是“凡治天下，必因人情”的治理思路。就是任何治理者都必须从群众实际出发，遵守治理中的规律，因势利导，不能单方面从政策需要来做出决策。要建立利益博弈机制， 尊重治理主体的切身利益， 树立公仆意识和群众观点，使各方都找到利益平衡点。防止“小事变大、大事变炸”，从一开始就把利益分享机制设计好， 使群众成为拥护者、支持者。二是不尚繁华、清简无为的治理目的。当今社会治理的目标，在于促进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形成政府、非政府社会组织、市场主体、公民的良性互动与共存，促进彼此的发展。而今天很多地方的治理仍然存在着政府缺位、越位、错位，社会组织乏力的问题。这就有必要借鉴韩非子治理目的的思想，推动国家 - 社会关系进行重新调整。不仅仅要通过制度建设、法律建设和各种行政手段进行调整， 还必须促进社会本身的自组织能力、参与意识、合作意识的提高。三是崇尚法治的治理手段。要积极推进依法治国，法治为主、德治为辅。大力宣传法治观念，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明。在吸收西方思想的同时从中国传统法文化中吸取养分，使广大人民成为法治的坚决拥护者。与此同时，也要有选择性地借鉴韩非子理论，摒弃他否定德治的思想，重视道德文化的整合、调和、缓解、转移、凝聚作用。把道德文化的治理功能放在重要地位，“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注重通过规范性的道德对人的行为方式进行引导、规范，注重个人的自省自律。 做到了这些， 才能大大减少社会问题的发生，最大程度上达到社会和谐。
韩非子用法治来引导因循自为人性的“第一自然”，用法术势的力量使社会、政治达到“第二自然”，从而达到君臣自正、不尚繁华、清简无为的政治景象。他的思想影响了中国几千年， 直到今天仍然广泛运用于商战、心战等领域。虽然总体上已经早已不适应封建时代后的政治环境，但他的思想仍然给今天的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带来诸多启示，具有宝贵价值。
参考文献：
[1]休谟 :人性论 [M ]. 北京 :九州出版社 , 2007.
[2]熊十力 :韩非子评论·与友人论张江陵 [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 16.
[3]张立文 :性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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