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中国崛起的理论解读存在诸多模式，主要表现为新自由主义理论模式、西方中心主义理论模式、中国历史独特性理论模式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模式。从马克思《资本论》的世界历史语境出发，阐发中国道路的普遍人类历史意义，是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方向。这既能辨识和批判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和理论，打破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发展话语霸权，又有助于建构有“中国气派”的中国话语，从而提升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关键词】中国道路　《资本论》　 世界历史　理论自信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目前，关于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的研究汗牛充栋，这类研究一方面反映出该问题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学界对这一问题有不同的理解。在众多解读中，我们认为如何结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语境，从《资本论》及其手稿的世界历史理论中重绘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及其普遍性显得尤为必要。本文首先梳理国内外学界关于中国道路各种观点，并结合《资本论》的世界历史理论，试图勾勒其对中国道路的理论意义与当代价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简称中国道路）正在创造出中国在现代世界历史进程中的空前崛起。它的崛起既具有民族复兴的意义，又具有社会主义世界历史的意义。因而对中国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研究正日益成为中外学者共同面临的课题。与众多偏重于外在经验性的描述性论证不同，从马克思《资本论》的世界历史语境中研究中国道路，更能够实现从历史发展的内在本质入手去理解和把握中国道路的民族特殊性和世界历史普遍性的目的，从而揭示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

解读中国道路的四种理论模式

面对中国的崛起，国内外学者提出了“中国奇迹”、“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中国秘密”、“中国经验”、“中国力”、“中国道路”等概念，意图理论化和哲学化它的经验和原则。而总结起来，国内外对中国道路的解读大致分为四种理论论述模式。

第一种是新自由主义理论。表现为对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的迷思，尤其推崇市场经济自发性力量原则，认为中国正是在引入市场经济和私有利益概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否定国家和其他要素的综合性作用。基于这种立场，一方面，他们认为中国发展奇迹并非奇迹，是中国撘了西方世界已经建立好的技术体系、世界秩序和市场制度顺风车的结果，是顺应世界大势而已，完全重复了东亚模式。另一方面，他们承认国家对市场经济的控制作用，但把国家污化为专制威权。同时，还割裂中国前后30年的历史关系，否定前30年建设成就的历史意义。

第二种观点是从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下看中国崛起的原因和世界历史意义，这种观点包含不同理论面向。雷默总结了中国崛起的四大因素：国家自主探索、社会主义融合市场经济、政策的人民性和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统一，认为这种“北京共识”正代替“华盛顿共识”。英国学者马丁·雅克指出中国的崛起表征了另一种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模式，同时它还不仅仅改变世界经济格局，还将彻底动摇西方人的思维和生活方式。世界体系论者阿里吉认为中国崛起是资本发展周期（资本生产具有从实体资本生产为主转向金融投机资本为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实体资本生产为主的地区将代替金融投机资本为主的地区）导致资本主义核心区转移的结果，中国崛起以非西方暴力掠夺的方式出现，表现为“以自我为中心、以市场为基础的发展，无剥夺积累，人力而非非人力资源的流动，以及民众参与政策制定的政府等。”①而中国崛起的世界意义在于它倡导国家间平等和相互尊重，在于为世界开创出生态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西方左翼学者德里克把中国崛起看作非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另类现代性过程，它是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现代性的地方现代性，为世界提供了基于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替代道路。

第三种观点是从中国独特传统文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创新性结合角度探索中国崛起及其世界意义。潘维从中国道路挑战了西方市场与计划两分、民主与专制两分、国家与社会两分的固有见解出发，提出中国道路模式的“中国学派”解释，即各有四根支柱构成的经济模式、政治模式和社会模式。张维为则从宽阔的世界文明比较视野总结中国道路的独特性，指出中国的崛起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具有“四超”与“四特”八个特征，同时提出“中国政治话语”的八大理念与超越西方的四条经验。沈云锁、邹东涛等从中国道路中提炼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作为中国道路模式理论基础。汪晖、黄平、姚洋等强调自主性强势国家在中国崛起之路中的主导发展作用。胡鞍钢提炼出中国道路历史主体四大选择性特征：非依附的自主性、非盲目的自觉性、非奴态的自信性、非自弃式的自强性，指出中国道路对于打破美国独霸世界、西方主导的全球格局具有极其深刻的意义，对于促进新兴市场国家力量步入上升期具有十分积极的国际意义。

第四种观点是从马克思世界历史的层面推出中国独特的社会主义实践在人类历史上的普遍意义。有学者认为创造出中国崛起的社会主义道路意义重大，对它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内在本质认识而非进行外在经验反思是把握中国社会现实的根本途径。中国道路“五位一体”全面建设从各个层面塑造一个新的社会现实，这种社会现实既具有中国特性又具有世界历史意义。有学者则从中国道路对人类文明贡献、对发展中国家示范效应、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复兴三个角度阐释了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有学者指出应从马克思《资本论》的历史本质论和历史运行论出发，以国家学说为基础来探讨中国道路所具有的社会主义性质创新性建构的时代意义。还有学者提出中国发展道路要放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的层面去对待，既反对新自由主义者单纯幼稚的纯市场作用观，也要反对过于强调中国特色的观点。而要在“中国奇迹”之上面对各国共同面对的课题，即“是否能够探索一条既能让市场发挥调节功能又不至于使其成为主导人们行动的自发力量的道路”②，从而凸显出中国道路在人类世界历史层面上的创造性意义。

《资本论》世界历史理论与中国道路的关系

面对中国道路，中外学界力图使其理论化和哲学化，总结提炼出中国道路的一般人类意义。马克思曾指出：“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他们的全部价值仅仅在于：每个民族都为其他民族完成了人类从中经历了自己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使命。”③同样，中国道路以自己60多年的历史实践，为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探索完成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型发展道路，它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而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手稿为我们探究和思考这一问题提供理论借鉴，我们需要从《资本论》出发结合中国道路探讨中国发展的普遍性话语，面对各种理论，我们要从马克思的《资本论》世界历史理论中去把握中国道路。

《资本论》的世界历史理论是指马克思从人与自然之间物质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出发，通过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演进，尤其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机制运演阐释必然走向人类解放和自由个性普遍实现的历史过程的理论话语，包括“三大社会形态”演进理论、资本文明化及其界限理论、国家专政性与相对独立性理论、世界多样性与共产主义跨越发展理论。如果把中国道路的具体历史进程和创新性制度放置于《资本论》世界历史语境中加以透视和把握，就能够深刻展现中国道路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人间正道”性。具体而言，把“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与中国改革开放前后30年的转折发展联系起来，揭示出两个历史阶段的历史正当性和连续性；把资本文明化及其界限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联系起来，展现出公有制主导下市场经济与宏观调控相结合的超越资本性质的制度创造性；把国家专政性和相对独立性理论与人民共和国国家制度联系起来，显现出劳动第一、人民至上社会主义国家观的历史进步性；把世界多样性和共产主义跨越理论与中国和平发展的国内和谐社会和国际和谐世界建设结合起来，显露出超越资本暴力性专制统治历史的社会主义和平性世界历史发展观。

《资本论》世界历史理论的揭示再次说明，人类历史是连续性与发展性的统一，中国道路同样如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历史整体，我们不能割裂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不能因为改革开放巨大成就就彻底否定前三十年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成果，没有毛泽东时代所奠定的工业基础，改革开放的经济成就是很难实现的。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历史地看待中国道路的发展，任何政策都有其具体历史时代性，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考量历史，也不能用过去的历史评判当代，功过必须历史地评价。同时，我们更要看到历史深处的生产力发展，从根本上说，这种发展奠定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基础。《资本论》曾从“劳动期间”的角度论述现代性社会生产的物质基础应通过什么样的资本组织方式去建设的问题，“在资本主义生产不太发达的阶段，那些需要很长劳动时间，因而需要在较长时间内大量投资的企业，特别是只能大规模经营的企业，例如筑路、开凿运河等等，或者完全不是资本家经营，而由地方或国家出资兴办（至于劳动力，在较早的时期，多半实行强制劳动）。或者那种需要较长劳动期间才能生产出来的产品，只有很小一部分是靠资本家自己的财产来生产的。”④马克思的论证已经为后来的发展中国家的正反历史经验所证实。在新中国一穷二白的土地上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来集中全国的物力、财力和人力，而不是所谓的私有市场经济，中国才能最快和最有效率地奠定现代化机器大生产所必须的物质基础。而当这样的生产基础奠定后，快速提升的社会生产力生产出大量的产品，这种产品的社会分配和交换就倾向于市场经济制度。因而，改革开放的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就成为必然的选择。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生产关系的变革，一种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出现了。因此，任何一种具体的制度模式都是那个时代的人民的选择，是那个时代的现实条件所赋予的可能性选择，它既不应成为超越历史条件的激进理论的兴奋点，也不应成为新自由主义污名化的理由。中国道路的形成是连续性和发展性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下，在“中国梦”指引下，面对新的历史发展任务，我国正在全面推进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把中国发展推向更高的历史阶段，这也是连续性和发展性的统一。

《资本论》的世界历史理论再次说明，中国道路形成是发展与变革的统一体。纵观中国道路，我们不仅要看到辉煌的历史成就，同时要看到道路的曲折性。这种辉煌和曲折恰在明示了历史选择主体在历史过程中的主体能动性和自觉变革性。这亦说明，中国道路是不断发展积累的。一方面，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总是力图把现实发展和理论发展统一起来，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反思性，将自身置于历史大潮的最前沿和最高点，既前瞻又反顾，既能果断的告别错误，又能明智的选择正确方向。所以，中国共产党才在理论的不断更新中向前发展。通过党的历史，我们看到，每当历史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都能及时地进行自我反思、自我革命，重新创造出一片新天地。中国道路是从改革开放开始逐渐清晰的。所以，改革成为中国道路形成的关键。但是，改革不是空口号，不是拍着脑袋的盲目行进，它必须是基于社会发展规律与中国的现状而进行，对于中国道路而言，它是发展与变革的辩证统一体。单纯地发展可能会忽视发展道路中的根本制度问题，它或者空喊改革口号，或者不立足中国现实，这都可能导致中国道路盲目躁动，甚至会使我们已经取得的成果前功尽弃。但是，中国发展确定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方向，它指向了人类解放的远大目标，而非新自由主义单纯市场经济的狭隘目标。这是中国道路发展性与变革性的统一。

《资本论》的世界历史理论中的空间理论也说明，中国道路是单一性与多样性的统一。《资本论》的世界历史理论开启了空间研究的方向，因为马克思不仅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现代化是一个历时性的历史进程，也同时是空间性的生产联系的地域展开，人类也必将从狭隘的孤立封闭空间走向普遍联系的统一性空间。而中国道路的发展，在这种空间化的发展中当然体现了单一性和多样性的统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自有其特有规律，首先在发展中产生出空间的多样性和发展形式的多样性。中国地域广阔，各地区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发展程度不同；中国经济社会制度虽然具有单一性，但是在具体制度方面却具有巨大的差异性。因而，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多种发展方式同时存在，但是同时在单一的根本制度中共同竞争性的合力发展，有力促进了中国道路的形成。当然，马克思也曾指出城市化是世界历史发展中大生产集中所必然导致的人类生产生存形式，只不过没有深入论述。这一理论质点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得到重点关注。我们看到，在当前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对《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研究非常重视“再生产”理论。特别是美国著名新马克思主义学者戴维·哈维，其从空间生产角度重述资本空间生产理论。这对于中国而言，理论和现实意义巨大。当前，中国正进入城市的阶段，中国城镇化过程中空间发展的多层次是当前中国城市问题的主要原因，城市问题一方面带来生态、交通等问题，另一方面也带来发展的机遇。因此，中国政府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空间生产的大局出发，提出京津冀一体化、一带一路建设等空间建设规划，赋予其各自功能，既从空间生产角度重绘中国道路的空间多元性，又在经济发展布局中保证了社会主义空间的单一性。由此看出，中国道路是多样性和单一性的统一。

《资本论》的世界历史理论再次说明，中国道路体现社会发展规律的同时也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资本论》的核心虽然是揭示资本主义发展的独特运转机制，但是其中贯注着浓烈的超越狭隘资本利益的共产主义价值倾向，而共产主义的一个特征是注重对人的目的而言的使用价值，而非资本主导下的交换价值。中国道路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这就决定了它的发展不是一味地追求GDP，不是像西方学者概述的，是发展私有制的，而是以中国人民每个人幸福与发展为目的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富分化更不是中国道路，中国道路始终把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放在发展第一位。多年来，中央一号文件以农村发展为主要内容，就是考量工业化发展中农村发展和农民的利益。我们加大社会保障、医疗和教育的财政投入，就是希望把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成果让全体中国人民来共享。因此，中国道路就是《资本论》贯注着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当代中国修正版。《资本论》不是一本教人发展致富的心灵鸡汤，更不是挣钱的理财读物，马克思从一开始就把视野放在全人类的发展上，他的“剩余价值”不同于古典经济学家的“利润”，而是为了凸显劳资对立、资本剥削，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体现历史发展必然性与革命性相统一的概念。剩余价值概念在当代中国道路中因为社会主义价值观而具有了新的非资本的制度性维度。

《资本论》的世界历史理论再次说明，中国道路是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扬弃与发展。《资本论》揭示了资本的内在矛盾，并指出以新的共产主义制度代替之前的理论设想。这种设想在今天的中国道路中得到现实的实践性制度创造。当代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必然与资本主义国家共同参与到世界经济生产体系之中来，既竞争又合作。这种竞争表现为中国以社会主义制度较资本主义的优越性而赶超的趋势，这种赶超的趋势已经令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感到了恐慌，企图以TPP和TTIP孤立中国。合作则表现为中国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进行不含价值观前提的经济合作，提出合作、发展、共赢的理念。而一带一路和中国世界高铁计划更是中国与世界加强经济、文化、人员交流往来的宏大规划。中国的崛起是中国道路的历史性结果，因而中国道路的发展再次证明中国可以走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并能扬弃资本主义发展中的问题。不仅在宏观国家间的关系中，中国道路秉持社会主义的制度取向，而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从《资本论》关于生产资本、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的积累循环中获得有益的教益。这种教益表现在生产资本创造了包含剩余价值在内的价值，商品资本在市场售卖中获取利润，增殖的货币资本重新购买生产资料和支付可变资本进行再生产。而当货币资本在流通过程中相对独立而成为银行资本或者今天的虚拟金融资本时，其货币资本诸形式的各类资本自我繁生的虚幻性就产生了，从而出现脱离实体生产资本的投机性资本交易，最终产生出类似美国“次贷危机”与华尔街“金融危机”的大灾难。中国道路正基于《资本论》研究成果，正确把握了资本尤其金融资本的发展规律，自觉地为其设立界限和范围，使其尽可能地服务于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而不是脱离实体经济的魔鬼式的虚假积累狂舞。中国道路下的中国发展形势已经成为当下世界经济一片萧条中的奇迹。

结语

总之，《资本论》的世界历史理论再研究，不仅说明《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当代理论价值，更说明其与中国道路的密切关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引发的世界历史的巨大变革过程中，基于西方阶段性主导世界历史发展基础之上的西方中心主义话语首次遭遇到了现实的巨大挑战，在激烈的东西方话语霸权的冲突中，在中国发展话语越来越具有坚实深厚的历史条件下，一种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勃勃然而生长了出来。在这种人类历史发展多样化彰显的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需要自觉、自信并勇敢地发出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的声音，展现中国道路的自信。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方向，就要抵御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认真研读《资本论》及其手稿，坚持科学方法论，从中国发展中找到问题的根据，坚持理论与立场的统一，重思中国道路的普遍性意义，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中，重述《资本论》世界历史理论与中国道路的关系。

但是，在目前我们的研究中，对中国道路的探讨，常常脱离《资本论》的世界历史语境，甚至抛弃《资本论》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单纯从各种西方思潮中思考中国道路，这实际上又回到马克思所批判的古典经济学语境。因此，面对中国道路，我们不仅要研究《资本论》及其手稿，还要比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高度重新思考中国道路的历史性和普遍性问题，结合中国悠久文化传统，开创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学术思想话语。

因此，从这种现实需要和理论变革出发，人们应该努力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特别是《资本论》及其手稿的角度去透视中国道路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特殊性，从中国道路特殊性上去透视它对社会主义发展的世界历史的普遍性。我们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不仅一方面能够有效地辨识和批判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和理论，打破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发展话语霸权，另一方面又能有助于建构具有“中国气派”的中国话语。在此基础之上，才能有助于实现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更能坚定我们走中国道路的信念和决心。

（本文系教育部2015年社科专项课题“《资本论》语境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研究”和中央高校校长基金“《资本论》及其手稿正义理论研究”阶段性成果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5JD710042、ZK114）

【注释】

①［意］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路爱国、黄平、许安结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92页。

②胡大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民族创新”，《科学社会主义》，2012年第1期。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257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二版，第2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