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靖难之役中,方孝孺因践行圣贤之道而拒绝为朱棣草拟即位诏书,遂被灭族。通过考察他个人的成长和求学经历,本文将他维护圣贤之道思想的形成,以随父任济宁知府和从师宋濂为标志性事件,分为三个阶段。 
    【关键词】 圣贤之道； 方克勤； 宋濂； 

    方孝孺有唯一现存著作《逊志斋集》，凡二十四卷，根据著作中他自己的叙述，本文将他护道思想的形成以其随父亲任济宁知府和从师宋濂为标志性事件，分为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从出生到随父去济宁方孝孺生
    于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年幼时即精敏绝伦，“孝孺幼警敏，双眸炯炯”［1］，有很高的读书天分，又很好学，所以，六岁便作出生平第一首诗:栋宇参参逼翠微，/路通犹恐世人知。/等闲识得春风面，/卧看白云初起时。方孝孺癖好读书，不惯于流俗往还，因此受到乡里人的非议。有的诋毁他高傲，有的讥笑他迂腐。他说:“习静既久，不能效时俗往复语言文饰之事，不复能鸢肩羔膝，卑声诡笑，曲身俯首，称诵人美，而求其喜悦。居则直情任意，简默而已。是以士君子见僕，多不相合，或哂僕为愚，或抵僕为傲。”显然，对于这种诋毁和哂笑，他并没有落入俗流，而是执持着“与道合，以天准”的原则，拔出流俗之上。但他的父亲觉得他是个可塑之才，特意对他进行培养。他说:“少之时，邻里见其癖于学，多指目以为迂，虽姻连密迩者皆然也。独先人见奇，以为可教。”
    二、第二阶段:从随父去济宁到父亲被诬去世
    洪武四年(1371年)，方孝孺随父知济宁，玩索濂洛关闽之书，被父传授性命之说。“自十五六从先君学经，读古人文字，颇思究其端绪。”有疑问便质诸父兄。除此之外，父亲的忧世闵民的情怀也刺激了他:“自从先君学经，匪圣人之言不敢存于心，匪生民之利害，无所用其情恨。”因为父亲的关系，他见到了许多儒学界和政界的名流，他说:“闽士郑君礼贤丞曲阜、叶君孔昭知嘉祥，待余尤厚。郑君端方温直而长于《诗》，叶君慈良和惠而明于《易》，余心尤敬爱焉。二君每至，先君屏去崖岸，相于道性命之理，谈政事之要，以相娱乐……”并且，父亲的朋友对方孝孺很是赞誉，曹国公李文忠更将他期为国士，他说:“……愚有所述，多出以示人，称誉如侪辈。先人之意，自谓庶乎见其有成也。”“游行四方，考征生民之利害，揣度风俗之盛衰，综核古今治乱之由至详矣。……间以告于先公，先公忻忻焉，如不知其骏陋，盖深意属之。”
    洪武九年(1376年)，发生了历史上空前的惨案:空印案。方孝儒之父方克勤被仇家诬陷至死，方孝孺这样回忆当时的痛苦:“生七年而丧母夫人，又五年而继母复卒，又七年先公奄捐馆舍。盖二十而丁三艰，质素薄苦多病，重之以悲哀割心摧腑，殆不能人。”父亲含冤而死，他没有因此变成一个愤世嫉俗的人，也没有因此悲观辍业，而是立志扬先人之善，从学于宋濂。他说:“先人之亡，宗族老人皆惩前事，劝其辍业。某重叹先人功名既不显于天下，苟又无人继而扬之于来世，岂先人所望哉!故益刻心励行，从学于太史公。”他拾掇采集父亲先前的善言懿行，请宋濂做了铭文。他说:“盖某年二十而先人亡，前之十年幼且愚也，未有知;后之十年宜有知，而性质愚鲁，于先人之善言懿行，不获纪载。”“掇拾耳目所见闻，即书之。十年以前之事，则询诸父兄，采诸遗文。近而宗族，远而乡里之人，无所不征。请铭于太史公。”
    三、第三阶段:从师宋濂———宋濂对他的诱拔
    (一)拜师方孝孺和宋濂结识之前，宋濂希望“斯文有传”，而欲得天下英才训饬之;方孝孺也表现出想从游于当世圣人的想法，并且早已闻得宋濂的大名，对宋濂仰慕已久。在济宁，他“历邹鲁之故墟、览周公孔子之庙宅，求七十二子之遗迹，问陋巷舞雲所在。”感叹自己虽不如颜回，对樊迟、冉求辈皆当仁不让，如果当世有圣人出，他必从而学之，必定能与颜闵不相上下。洪武九年(1376年)，方孝孺的父亲被贬江浦，留方孝孺的哥哥方孝文待命，派方孝孺往京师去见宋濂。方孝孺和宋濂第一次见面便很投缘，相谈近三个小时，方孝孺让宋濂看他所做的文章，宋濂很是欣赏，收他为门人。
    宋濂说:“洪武丙辰，予官禁林。宁海方生希直以文为贽，一览辄奇之，馆置左右，与其谭经，历三时乃去。”《送方生还天台诗》云:“古者重德教，非惟弟子之求师，而为师者得一英才而训饬之，未尝不喜动颜色……”方孝孺也回忆，“某年二十时，获见先生于翰林，遂受业于门……为齿甚少，为势甚孤，京师之士莫不易之，翰林太史公独见许，以为奇士。”方克勤被贬江浦期限将满，会空印事起，吏又诬及，遂死。方孝孺和方孝闻回宁海为父亲守丧。宋濂表达了不舍以及希望再次见到他的愿望:“四海皆兄弟，知己独难遇。伯乐倘不逢，盐车厄骐骥。”当时宋濂已决心归隐，所以他希望明年自己回乡后，方孝孺能来找他继续完成学业。“明年二三月，萝山花正开。登高日盼望，迟子能重来。”方孝孺回到宁海老家，“奉丧归天台，伏山泽间，目不见士大夫之容，耳不闻文章道术之言。”因而，“思得名世之士而依之，以究道德性命之端绪，求圣贤君子之用心而委身焉。是以祥禫未终，趋五六百里从太史公于金华，虽流俗訾笑以为迂，而某行之不顾者也。”当方孝孺从宁海又去金华找他时，宋濂很是惊喜:“丁巳，予蒙恩谢事还浦阳，生复执经来侍，喜动于中。”感叹斯文有传:“丁巳之春，公归金华。六月载途，公归于家。公曰美哉，子来孔时。斯文有传，非子谁宜。”“晚遇小子，自贺有得。”“晚得天台方生希直，其为人也，凝重而不迁于物，颖锐有以烛诸理，间发为文，如水涌而出。喧啾百鸟中见此孤凤凰，云胡不喜!”并且以圣贤之道期望方孝孺:“古人为学，惟道是明。系我望子，岂以文名。”
    (二)宋濂对他的发现以及诱拔虽然方孝孺在从师宋濂以前经学功底扎实，文章也写得很好，但是他性格耿介，不惯与流俗交接，因而来到京师，不被人认同，但宋濂作为伯乐发现了他:“数年之前旅游京师，为齿甚少，为势甚孤，京师之士莫不易之，翰林太史公独见许为奇士。”置于宋濂馆下后，他系统学习了理学，“既孟宗韩，沿洙遵洛。”对于他的学习状态和学识提高，他自己说:“释公之言，服公之德，从公三年，忘寝与食。”“在金华时，日接当世名人说论，恒见所未见，悟所未知，孳孳穷日求以达之。苟快然有得，著于文辞，美恶可否，辄有能辨而正之者，心诚乐之。
    客寓数年，不肉而肥，姿状情趣自觉大异于众人。”老师宋濂这样评价方孝孺的进步:“凡理学渊源之统，人物绝续之纪，盛衰几微之载，名物度数之变，无不肆言之，离析于一丝而会归于大通。”对于自己学生的进步，宋濂很是欣慰，带他见了自己的很多同道朋友。“浦阳，万家邑也，其业儒者亦众矣。”“自居金华太史公之门，当世士大夫多获见之矣，凡能文有名者皆得而观之矣。”尤其是胡翰和白鹿子。因为他们相互欣赏，所以成为道合使然的朋友，常有书信往来，互相努力，共进斯道。对于方孝孺的《正统论》，别人常予以讥笑，但胡翰和宋濂却很是欣赏，并且鼓励方孝孺躬行圣贤之道。在他们的诱拔下，方孝孺窥得圣贤堂序，以为圣贤之道可行，也以此作为对师恩的报答:“既而人之见者必有问，问着必以执事告之为言。……诚若执事之言，勉而获至于道，大有以泽诸人，小有以善其身，报德之心乌敢忘也。”在宋濂和胡翰的点拨下，方孝孺二十三岁，已经知道“吾道之有余而无待于外物……夫儒者之道，内有父子君臣，亲亲长长之懿，外有诗书礼乐制度文章之美，大而可以治天下，小而以之治一家。秩然而有其法，沛然其无待于外，近之于复性正心，广之于格物穷理，以至于推道之原而至于命，徇物之则而达诸天。
    其事要而不烦，其说实而不诬，君子由之，则至于圣贤，众人学之，则至于君子。未有舍此他求，而可以有得者也。”四、结语方孝孺是一个性格很戆直又执拗的人，他不像有佛教家庭背景的人那样圆融，也不像受过道教熏陶的人那样，人生遇到不如意能躲一时清净。他的家族世敦儒术，父亲是元末明初践行圣贤之道的真儒，在这种家风的影响下，他从小就有行必端正、倾慕前修的志向。他的天资被父亲发现，在其教导下开始读圣贤之书，十五岁随父去济宁，教他伊洛关闽之说，他历览周公孔子庙宅，追索七十二子遗迹，并且见到很多儒学界和政治界的名流，这些人对他的赞赏，更加坚定了他成圣成贤的志向。
    父亲去世后，他从父亲的乡里、朋友处采集关于他的善言懿行，编成《先府君行状》，研读父亲的经历，加深了他对圣贤之道的理解，由先前的倾慕圣贤和以道修身、反思政治秩序，到慢慢理解儒家的君臣大义。他没有辜负父亲对他的厚望，在见宋濂以前，方孝孺不知道圣贤之道能否实现，遵父命拜师宋濂后，他学到了儒家君臣、父子、长幼、夫妇的彝伦攸叙;礼乐典章制度和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术，因而他说他自己二十三岁已经窥得成圣成贤的堂序，知道“吾道之有余，无待于外物。”以此为标志，他的圣贤之道学成了。
    参考文献
［1］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张绍谦．方正学先生年谱［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3］方孝孺．方孝孺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

上一篇：汉赋与小说之叙事艺术共通性探微 下一篇：农村老年人人格、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