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复性书》开宋明理学本体论之端,宋代理学家们以此为基础,把人性论提高到本体论的高度,为儒家伦理道德找到了本体论上的依归。其“性情二分”、“性善情恶”以及重视《中庸》的学术观念,对理学家们完善各自理论起到了启发作用。 
    【关键词】 《复性书》； 理学； 本体论； 
    
    一、《复性书》基本思想
    (一)“性”、“情”二分“性”和“情”是李翱复性思想的基本观念，是他对人性本质的思考。在李翱的人性论中，认为人有“性”和“情”两个方面。其中“性”是根本，“情”是“性”的具体表现。“情”是“性”的派生，是从属于“性”的。所以李翱说:“无性则情无所生矣，是情由性而生，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性，因情以明。”［1］一方面是说“性”和“情”的依存关系，另一方面是说二者一体两面的关系，但需要强调的是，这种一体两面的关系本质是体用关系，本质与现象的关系。
    (二)“性”善“情”恶在“性”的道德标准上，李翱明确提出“人之性皆善”，［1］无论圣人凡人其本质“性”都是至善无恶的。至于“情”，则是“情有善有不善”，［1］他所谓的“情”虽是圣人之“情”，但圣人之“情”是超越凡人喜怒哀乐的，“虽有情也，未尝有情”，［1］这不是他所强调的“情”。在李翱处，“情”是指的凡人之“情”即“不善”之“情”。“情者，性之动也，百姓溺之而不得其本者也”［1］这句话能说明两点，“性”、“情”的主从关系和凡人沉溺于“不善”之“情”，李翱又说:“情者，妄也，邪也。”［1］“性”和“情”的显隐，既圣凡之别。
    (三)去“情”复“性”消灭“情”，以恢复本来清净的“性”，所以叫“复性”。李翱说:“妄情灭息，本性清明，周流六虚，所以谓之能复其性也。”［1］能尽“性”者就能成为圣人，这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人皆可以及乎此”。［1］也就是说，人人都能成圣，这种观念在儒家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二、复性思想对宋代理学各派的影响
    (一)本体论李翱在论述“性善情邪”的过程中说:“圣人者，人之先觉者也，觉则明，否则惑，惑则昏，明与昏皆谓之不同，明与昏，性本无有，则同与不同二者离矣。夫明者所以对昏，昏既灭，则明亦不言矣。”［1］首先，说明“性”和“情”不是彼此独立的范畴，而是一体两面;其次，圣凡对于“性”的不同关照程度，对“性”来说都是外在的，其本身与是非善恶的判断无关，着眼于人性的客观实体层面，即本体论的萌芽。“与之后的宋明理学从天理观上说明的人性，从实体说明主体是一致的。换言之，李翱之说的依据实际含有本体论的理据。”［2］理学各派均以本体论为理论核心。究其源头，儒学本体论的肇始，必从李翱处。
    1．濂学的“无极”本体论周敦颐作为宋明理学的开山祖师，其学术上最大的功绩是为儒学建立了一个宇宙论体系，“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3］《太极图说》完整地论述了一个由“无极”一步一步化生到圣人的道德完善过程。使儒家伦理能够纳入宇宙论中，既是“人道”纳入“天道”的体系中考察，使儒家的伦理道德有了本体论上了依据。
    2．洛学的“天理”论周敦颐等人为儒学创立了宇宙本体，但这个本体如何与儒家伦理道德沟通，是个问题。二程“天理论”的最大的贡献即在于此。程颢说:“故道有理，天人一也，更不分别。”［4］把“理”作为自然万物和人类社会的普遍法则，才能贯通宇宙本体与儒家伦理。二程说:“有物必有一理，一物须有一理。”［4］这是说天地万物都有各自的本质和法则。又说:“服牛乘马，皆因其性而为之，胡不乘牛而服马乎?理之所不可。”［4］说明儒家的伦理道德符合社会生活的规范。如此“理”就成为了一个存在于世间万事万物中最普遍的法则，支配着自然和人类社会。二程说:“天者理也”［4］因其主宰地位，又可以称“理”为“天”，构造了一个基于儒学的形而上的宇宙本体。
    3．关学的“太虚即气”本体论张载结合《易传》、《孟子》中“气”的概念，创立了“太虚即气”的本体论。使“性与天道”统一在“气”的基础上，为儒家肯定现世的思想寻找宇宙本体的论证做出了极大贡献。张载肯定宇宙是由“气”构成的，“气聚则离明得施而有形，气不聚则离明不得施而无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谓之客?方其散也，安得遽谓之无?故圣人仰观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无之故’。”［5］阴阳就是“气”，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客观实在，气聚气散的原因在于“幽明”而不是“有无”，使得“天道性命”之学有了实在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张载又提出了“凡象皆气”的理论，进一步强调了“气”本论思想。他说:“凡可状，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5］因为气的性状处在不停变化的状态下，所以，张载在“气”之外，增加了一个“太虚”的概念，解释了气凝聚时成万物，气消散之后是什么的逻辑问题。“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5］自此，“太虚”成为了“气”的本体，成为了宇宙的本源，其通过一系列运动变化而产生了宇宙万物。4．闽学的“理”本论在本体论上，朱熹秉持“理”为宇宙本体世界本源的观点。朱熹认为，“理”就是世间万物，社会生活中的自然而成的事物和合理的道理，“至于天下之物，则各必有所以然之故，与其所当然之则，所谓理也。”［6］“理”虽然普遍存在于万物中，但不能直接感受到它的存在，因为“理”是一种无形无相的存在。“形而上之道，本无方所名状之可言也。”［7］朱熹强调“理”不仅是人类社会的主宰，也是宇宙的本源，“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8］这个本源支配着宇宙万物和人类社会，同时也是天地万物化生的根本。
    综上，从濂、洛、关、闽四大理学流派关于本体论的观点中不难发现，其思维方式都是讲人性客体化、纯粹化，并在本体论的连接下，将这种客体化了的人性和儒家伦理道德与宇宙最高法则相沟通，以证明其合理性。而李翱的“性善情恶”论也是着眼于人性的客观实体层面，显然理学在本体论的构建思维方式上受李翱“复性”说的影响。
    (二)“性情二分”产生的影响在探讨传统人性问题的时候，李翱将“性”和“情”分开，认为“性善情邪”。直接影响了宋明理学的“天理人欲之辩”，与李翱“去情复性”思想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对张载“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观点也有影响，“湛一，气之本，攻取气之欲。口服于饮食，鼻舌于嗅味，昏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属厌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未丧本焉尔。”［5］“天地之性”指“太虚”的本性，“气质之性”指人对外欲求的自然本性。张载尝试从“太虚”中引出人性，并将之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以讨论本源和人性差别的问题。其思维方式不能不说受到了“性情二分”说的影响。
    (三)“正思”思想产生的影响在说明具体如何“复性”的时候，李翱提到了以“弗虑弗思”的方式达到“正思”的境界，这是一种并非石木无知，而是了了分明的状态，“物至之时，其心昭昭明辩焉，而不应于物者，是致知也，是知之至也。”［1］这种思想对程颐的“主敬”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程颐认为，进学在于“致知”，涵养则在于“敬”。内心涵养不是屏去绝圣弃智的禅那，而是在于交感万物的思虑中能使心有所主。“如何为主，敬而已矣”、［4］“所谓敬者，主一之谓敬”，［4］“一者无他，只是整齐严肃，则心便一”。［4］整理思虑，保持自觉的状态，心就可以定于一而不为外物所影响，心有所主，于事物上能明其是非。
    (四)重视《中庸》李翱在论述如何复性成圣的时候说:“……知本无有思，动静皆离，寂然不动者，是至诚也。”［2］这个“诚”即是《中庸》所说的:“诚则明矣”。“去情复性”之后就是圣人的境界。在李翱处，“诚”已经成为最高成就，可见其对《中庸》是极其推崇的。“《复性书》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是《中庸》的义理展开。”［2］周敦颐的《通书》全书展示了以“诚”为中心的思想，体现了他对《中庸》的重视。“‘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纯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诚之通;利贞，诚之复。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9］周敦颐继承李翱的论证方法，以《周易》和《中庸》相互诠释的方式论证了“诚”是“天道”的本质属性，为儒家的道德本体论找到了一个本体上的依归。张载在解释“理”、“气”关系时将“诚”与“理”相结合，“天地之气，虽聚散，攻取百涂，然其为理也，顺而不妄。”［5］“理”不仅是天地万物的普遍规律，而且在社会伦理方面也具有普遍性。他又说:“天理一贯，则无意、必、固、我之凿，意、必、固、我，一物存焉，非诚也。”［5］“理”具备了“无意”、“无必”、“无固”、“无我”等特点，这也是“诚”的品质，所以“诚”与“理”是可以相沟通的。服从“诚”的规则，就是遵循宇宙本体的客观性。进而“至诚则顺理而利，伪则不循理而害”［10］“天理”是和“诚”相联系的，人只有做到了“诚”才不会违背“天理”。张载反反复复强调“诚”的重要性，《中庸》对其的影响可见一斑。朱熹也非常强调“诚”，“理一也，以其实有，故谓之诚;以气体言，则有仁义礼智信之实;以其用言，则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类。故曰，五常百行非诚非也。”［10］“诚”是对天理的概括，他用“诚”把“天理”和道德伦理联系起来，使“天理”具备了道德的内涵。如此，朱熹“性即理”的天人关系得以成形。
    三、结语
    宋代理学家们以李翱“性善情恶”论为基础，把人性论提高到本体论的高度，提高了儒家的理论水平，使儒家有了与佛教、道教抗衡的资本，重新成为封建社会的主导思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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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程颐，程颢．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5］张载．张载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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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朱熹．朱子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8］朱熹．晦安先生朱文公文集［M］//朱子全书．上海:上海书店，1989．
［9］周敦颐．通书·周子全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10］朱熹．朱文公文集·答何叔京［M］//四部丛刊．上海:上海书店，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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