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殖民者积极利用中国传统宗教毒害东北民众,在此过程中,由日本人一手创办的《大北新报》积极配合殖民宣传,通过刊载新闻及文艺作品的形式大肆宣扬宗教思想,妄图借助宗教教义中的消极因素,消除东北民众反抗日伪政权精神动力,最终从精神上彻底征服东北民众,实现殖民统治的长治久安。 
    【关键词】 伪满洲国； 宗教； 大北新报； 殖民宣传；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日本侵略者为了从精神上征服东北民众，最终将生活在东北地区的中国人改造成绝对服从“满洲国”的“顺民”，自“建国”之初就不断利用传播宗教的方式消磨民众的斗争意志、弱化民众的反抗精神，正如伪满政府1933年出版的《满洲国文教年鉴·宗教说》中所述:“世之用以维系人心者，有三，一曰宗教……”［1］《大北新报》作为伪满时期由日本人控制的重要报刊媒体，在配合伪满政府大力提倡各种宗教活动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宣传，与所谓的官方言论遥相呼应，以期与之共同构建消磨民众斗争意识的舆论环境。
    一、日本殖民者对中国传统宗教的利用与宣传
    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虚幻的、歪曲的反映，要求人们信仰神灵、因果报应等超自然存在，并将希望寄托于所谓天国或来世，从而解除人们精神上的武装。正如《满洲国文教年鉴·宗教说》中对于宗教信仰作用的阐述:“宗教者，即所以使人有所遵守有所希望也，平凡之人则遵守信条，希望天国;非常之人，则遵守教义，信仰主义。”“苟不用宗教以范之，则其危险之钜，将如洪水泛滥，溃决横流，不可制止。其不敢为恶者，非心惮于法律，乃恐神灵之暗察也。因其平昔长存祸福之念，故其行为或能稍知谨恪。”［2］东北地区的宗教信仰情况比较复杂，“九一八”事变前，在东北地区，不仅传统的佛教、道教、萨满教有着广泛的信徒，西方传入的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等也占有一席之地。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殖民者为了利用东北地区的各种宗教巩固殖民统治，一方面逐步控制了东北地区原有的各大寺庙和宗教组织，与此同时还积极培植各种亲日的宗教团体，将宗教组织变成日本殖民者直接掌控的宣传教化的工具。
    与此同时，日本为了扩大宗教在东北民众中的影响力，还到处兴建宗教庙宇，举办各种宗教祭祀活动。除了以上列举的传播宗教的传统方式外，日伪还通过组织各种形式的宗教教化宣抚班，到各地宣传宗教思想，以消磨当地民众的反满抗日情绪，使其甘做伪满的“顺民”。在传播于东北地区的各种宗教中，日本最为重视对佛教和道教的利用。日本殖民者肆意曲解并鼓吹佛教“众生平等、皆可成佛、大慈大悲，忍辱无争”的教义，以及佛教中“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的思想，向东北民众宣传面对日本殖民侵略、民族危难应该“忍辱无争”，即使今生受苦也不应反抗，而应该将希望寄托于来世。日本殖民者还利用对佛教中“不问何籍居民，需焕发大慈大悲之胸襟”的教义，［3］宣扬对侵略者也应怀有慈悲之心，面对残暴统治也不使用武力的思想。相对于佛教深奥且富于哲理化的教义，殖民者认为诞生于中国本土的道教更容易为一般民众所接受。因此，日伪在利用佛教控制东北民众思想的同时，还特别注重对于道教的利用，如积极宣传道家的“任其自然”“无为而治”的思想，进而提出日伪统治是合乎“自然”合乎“道”的，因此中国人要听凭日本统治，要“顺其自然”“清静无为”。除了利用佛教、道教进行奴化宣传外，对于伪满建立前已经拥有一定数量信众的外来宗教如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殖民者也进行了积极利用，如歪曲基督教《新约》中道德训诫中的重要内容“顺从”，将其顺从的对象由上帝和天命落实为对现实的服从，即服从日本殖民统治等等。总之，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殖民者为了从思想上控制东北民众，肆意篡改宗教教义，并利用各种宗教的社会影响力进行奴化思想的宣传。在此过程中，由日本人直接操纵的《大北新报》因其在奴化宣传中的积极“表现”而成为日本利用宗教思想开展殖民宣传的“急先锋”。
    二、《大北新报》围绕宗教庆典、宗教组织开展的宣传活动
    《大北新报》利用东北地区传统宗教开展的殖民宣传，首先表现在对于伪满境内各种宗教庆典活动、宗教组织发展情况的极力鼓吹和详细介绍。在宗教庆典的报道方面，《大北新报》对于各种佛事活动的报道最为集中。该报经常对于各地举办的佛经宣讲、祭祀等活动进行详细报道，以突出佛教活动影响力以及场面的壮观，吸引更多的民众参与此类活动。如该报1935年5月17日第二版刊载的新闻《新京护国般若寺开光传戒道场皇帝陛下赐金万元》报道了5月3日开始的“新京护国般若寺，举办开光传戒、祈祷世界和平道场”，新闻特别指出，由于此次宗教活动规模庞大，故而得到伪满皇帝溥仪“赐金千元，作筹备费。”［4］由此表现出了佛教在伪满洲国的特殊地位，以便进一步扩大佛教的社会影响力，吸引更多的信众。另外，《大北新报》还通过刊载新闻的方式极力渲染佛教信仰群体的庞大，以吸引更多社会关注目光。据该报1933年5月6日第二版报道，极乐寺庙会，“善男信女之烧香者”不在少数，就是在寺庙附近贩卖“香烛纸马”的小贩，“三日之间，闻其收入租金一百余元”。足可见其生意兴隆，也可见信众之多。
    除了佛教之外，《大北新报》对于基督教、回教的情况也进行介绍，如该报1933年11月25日第二版报道的《吉林基督教中外牧师策动》，1934年1月27日第二版报道的《省垣设立回教分会》等，都是通过介绍各种宗教组织的情况，吸引更多的民众参与到宗教活动中，以扩大宗教的社会影响力，进而借助宗教的传播麻痹民众的斗争意志。关注各种宗教活动的同时，《大北新报》还通过报道带有宗教性质的慈善机构宣传宗教理念，例如该报对于黑龙江五教道德院的报道。所谓的黑龙江省五教道德院，创办于1934年1月30日，是一个儒、佛、道、耶、伊五教合一的宗教慈善机构。《大北新报》对该机构的报道主要集中于宣扬其宗教功能和社会影响力，增加东北民众对其关注程度。如1934年1月31日第二版刊载的新闻《五教道德院礼举行落典成》，报道了黑龙江省“五教道德院之落成典礼”详细情况。文中称，黑龙江五教道德院落成典礼参加者众多，“江城各界参加者，如警备司令部赵参谋长，杨市政局长、李龙县长、刘中央银行理事、王商务会长等均莅场外，其他善男信士，不下三四百人。”意即场面十分壮观。同时该新闻还详细介绍了五教道德院的建筑及藏书情况，“其建筑之雄伟，佛堂之宏广，亦均极尽壮丽，而其藏书楼，并藏有三教经道佳经、金刚经、孝经、无缘善提经，此外更有日华绝版充裕之佛光、正法华经等各一藏”。
《大北新报》在这一时期围绕宗教组织、宗教活动展开的报道中，除了阐释发挥宗教原本的一些消极的避世思想外，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在其宣传中将“日满一体”的理念融入宗教的宣传之中。如该报报道的1933年11月12日(伪)新京佛教会在护国般若寺举办的冥阳道场的新闻中，特别突出了此次活动目的是“祈祷国家及世界和平，并荐拔建国以来，日满阵亡将士及殉职公员”。［5］总之，伪满时期的《大北新报》正是通过对各种宗教组织、宗教庆典的报道，以扩大宗教对东北民众的影响力，吸引更多民众步入宗庙神寺，进而彻底沦为日本殖民者完全掌控的精神傀儡。
    三、《大北新报》对宗教教义的鼓吹与宣扬
    为了激发东北民众对各种宗教的兴趣，《大北新报》在对宗教庆典、组织积极追踪报道的同时，还将各种宗教理念甚至是教义直接插入新闻报道中，拉近宗教与东北民众的距离。如该报1933年10月28日第二版报道黑龙江佛化宣讲堂宣讲佛经的情况时，不仅详细报道宣讲堂创设及讲解佛经的具体细节，还简略介绍了很多佛教信徒需要了解的基本知识，如对“佛五时说法”的解释，“佛五时说法，普利群生，见诸三藏经典者，涵义至为广博，称扬赞叹所不能尽者也”。“闻法棊难异说朋兴，各立门户，学者于先入之说，徘徊歧路，莫衷一是”。新闻甚至直接引用《华严经》经文:“华严所谓，一一舌根出一一音声海，一一音声出一切言辞海。”另外，新闻还在结尾处发出:“务希各界有缘善信，即风兴起，袂联偕往，同兴盛会共沾实益”的号召，以吸引民众参与此次宗教活动。
    《大北新报》刊载的另一则新闻《首都佛教会举办冥阳道场祈祷和平———荐拔幽魂》，则借助了新闻报道的形式，向民众介绍了新京佛教会此次冥阳道场楞严坛、大悲坛、金刚坛、瑜伽坛、净土坛每日宣讲的内容，如“大悲坛每日诵大悲普门品，观世音菩萨圣号，消灾化劫，增福延寿以期感应。”“净土坛每日全体诵弥陀经念阿弥陀佛圣号，回向西方，期于将来同生佛国，常享安乐。”如此等等。在此基础上，新闻还直接宣扬了信众通过宗教程序或追求自身的内向约束来实现自己理想目标的做法，“四方善士，欲为先人亲友亡灵，超拔妄生，脱却轮回者，届期可到寺，供设黄色牌位，求在堂父母及己身增长福寿者，供设红色牌位”，如此一来“佛力加彼，俾生者以顺，死者以安。”即使不能亲自到场供设牌位祈福，也可以在此期内，“戒杀、素食、放生、念佛者，福报及功德尤大。”［5］此外，《大北新报》还积极宣扬佛教“轮回转世”理念，如该报报道1936年9月海拉尔盂兰盆会时，详细介绍了该会“届时诵经虔祷，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普渡为国捐躯之英灵，或受水火刀兵之孤魂等诵经虔祷以脱轮回”等活动。［7］由此可见，《大北新报》经常将宗教教义融入日常的新闻报道中，增加东北民众接触、信仰宗教教义的机会，以配合日伪对宗教思想的大力宣扬。
    除了通过日常的新闻报道宣传宗教思想，该报文艺副刊版面刊载的诗词歌赋也成为向民众渗透各种宗教观念的重要途径，如该报刊载的《参观极乐寺盂兰会感赋杂咏》一诗即十分具有代表性。诗歌主要抒发了作者在参观极乐寺盂兰会后的各种感想，其中的“人间何处无生死，大限终归极乐天，恩怨到头全自了，盂兰盆会弔年年。”和“南北东西宦比邻，少亡老死总堪伤，佛门一视同仁恻，法鼓金经咒百祥。”等等一些诗句完全体现出了佛教中“众生平等、皆可成佛”的教义。作者在该诗后所附一副对联则更加显明地表现了诗歌的宗教色彩，上联是“皮囊幻生灭，六道轮回之地，无非造物灵魂，说甚么黄白弱强，阴阳寿天。”下联为“人世闹恩仇，一登极乐之天，邸作佛门弟子，问谁是宗邦亲族，敌国寇仇。”［8］该诗歌与对联以文学的形式解释了作者对于佛教中“众生皆平等”、“大慈大悲，忍辱无争”以及在这种佛教教义基础上得出的“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的理解。另外，该作品的殖民宣传色彩也十分明显，正如文中所写的那样，作者倡导的是东北民众不必关心“谁是宗邦亲族，敌国寇仇”，也无须在意“甚么黄白弱强，阴阳寿天”，只要看破世间“皮囊幻生灭，六道轮回之地，无非造物灵魂”，皈依佛法“作佛门弟子”，便可以避免世间的纷扰得到真正的解脱。
    值得注意的是，诗歌在宣传宗教思想的同时，还明确提出了“亲日”观点，如“日满联欢结弟兄，敢于同死始向生，防变御侮捐身躯，愿得江山庆共荣。”“民众安居都乐业，全由将士大牺牲，英魂此会应含笑，默佑千山四海平。”［8］总之，伪满时期，在日本殖民者极力鼓吹各种宗教思想的过程中，《大北新报》积极配合殖民宣传，通过刊载新闻及文艺作品的形式大肆宣扬宗教思想，妄图借助宗教教义中的消极因素，将东北民众引向期望得道成仙或来世享福等虚幻的精神追求上，进而对残酷的现实保持一种忍辱无争的麻木态度，最终达到麻醉东北民众、消除其反抗日伪政权精神动力的罪恶目的。
    参考文献
［1］［日］大谷湖峰．满洲宗教调查报告书(中译本)［J］．长春文史资料，1988，(4):11．
［2］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K］．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1539．
［3］刘兆伟．日本侵华对文教的摧残与掠夺［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5:27．
［4］新京护国般若寺开光传戒道场皇帝陛下赐金万元［N］．大北新报，1935－5－17(2)．
［5］首都佛教会．举办冥阳道场祈祷和平———荐拔幽魂［N］．大北新报，1933－11－12(2)．
［6］佛化宣讲堂开始宣讲［N］．大北新报，1933－10－28(2)．
［7］心善堂筹备盂兰会［N］．大北新报，1936－9－3(2)．
［8］董济川．参观极乐寺盂兰会感赋杂咏［N］．大北新报，1936－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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