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都柏林人》和《青年艺术家的画像》是现代主义大师詹姆斯·乔伊斯早期的两部作品。从主题上看,两部作品都表现了现代世界都柏林的瘫痪状况和都柏林人的精神空虚;从创作手法和美学艺术成就上看,《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体现了对于《都柏林人》的一种飞跃,逃离激发动态情感的不恰当艺术,走向引起静态情感的恰当艺术。两部作品中对于肉体语言(BodilyLanguage)的运用,充分展现了乔伊斯这种美学观点的发展与演变。而这种改变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乔伊斯本人个人经历和人生观的变化,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两部作品中“性”所展现的功能不同。
    【关键词】肉体语言；不正当艺术；正当艺术；美学原则；
    
    詹姆斯·乔伊斯是20世纪西方的文坛巨匠，他一生致力于小说的实验与革新，创作出《尤利西斯》和《芬尼根的苏醒》两部举世震惊的巨作。其早期作品《都柏林人》和《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后文简称《画像》)在文学史上同样具有重要地位，对于乔伊斯美学思想的形成起着雏形与实验的重大作用。《画像》集中探讨了关于政治、宗教、美学以及艺术家等话题，乔伊斯借这部小说表达了自己的美学思想，提出了不正当艺术(激起动态情感、欲望或厌恶)和正当艺术(引起静态情感，超乎欲望和厌恶的情绪之上)的概念，体现了对于阿奎那审美三原则的吸收与继承。从创作技巧上看，《画像》对于美学思想的阐释以及贯彻相对于《都柏林人》是一种飞跃，一种从“不正当艺术”到“正当艺术”转变的努力和尝试。本文将对两部小说的写作技巧进行对比，特别通过对小说中描述身体的语言进行对比，试图探索乔伊斯在早期创作生涯中美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一、肉体语言的使用
    乔伊斯前期的小说创作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萌芽期，深受现代主义各种思潮的影响。在创作上小说开始告别传统现实主义的描写方法，创作焦点从外部世界转向了内心世界。因此，其小说主要以人物受外部世界以及想象和回忆的刺激而引起的内心经验为主要呈现对象，描述人物的感受、意识、印象等。在人物内心经验中，感官印象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决定着人物认知过程中观念的形成。乔伊斯特别注重感官印象对人物心理的影响，《都柏林人》和《画像》中别开生面地采用各种意象，巧妙地塑造了各种视觉、触觉形象来揭示人物的感官印象和微妙的心理变化。而在各种意象中，乔伊斯对于肉体意象的频繁使用引起了评论家的注意。对于肉体意象的描写和重复使用有利于刻画观察者的心理变化与审美情趣。在乔伊斯的前两部作品中，对于身体的描绘都处于显著的地位，但对于肉体语言(BodilyorCorporealLan-guage)的使用，两部小说的目的和功能却不尽相同。《都柏林人》中的故事《阿拉伯集市》生动地描绘了一个男孩对于朦胧爱情的追求与困惑，最终幻想破灭的过程。年幼的叙述者暗恋同伴曼根的姐姐，并对这份情感感到困惑与不安。他心目中情人的形象总是充满着付诸于感官的肉体形象———“移动的身体”、摇摆的“裙子”、“柔软的发辫”;小说中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重复出现的“颈脖上白色的曲线”“脖子上的头发”还有“扶着栅栏的手”。
    对于年幼的男孩来说，这样的恋情是模糊而且难以捉摸的;他只能在自己的认知范围内去感受;他的认知能力还不足以理解抽象的观念和感觉，只能通过五官感知获得感官印象，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认知观念。而身体和外貌正是最直接的外部刺激和印象来源。一方面，小男孩还把感官直觉和宗教信仰联系起来，因为从认知上讲两者同样神秘和深奥。“她的名字不时地从连我自己也不懂得莫名其妙的祈祷和赞词中突然滑到我的唇边”。［1］22然而，头发和脖子等意象从另一方面来讲却刺激感官，激发欲望，亵渎了宗教的神圣。因而，宗教信仰和欲望、性交融成了小男孩的爱恋，两种冲突导致了困惑与幻想。在《画像》中，乔伊斯继续其对于肉体语言的青睐，不断把观察点聚焦在身体部位上，通过感官刺激刻画人物内心微妙的变化。和《阿拉伯集市》里的小男孩一样，年少的斯蒂芬暗恋邻居艾琳。小说中多次出现了艾琳“纤细、柔软”象牙般的白手这个意象，表现了斯蒂芬在成长的过程中对于女性和爱情的想象和追求。随着认知能力的不断提高，斯蒂芬把艾琳的手和性别以及性联系起来，他推论到“艾琳也有一双又瘦又长的发凉的白手，因为她是一个姑娘”。
    此时斯蒂芬把手和性别联系起来，纤细柔软的手是女性的标记，是引发欲望的外部刺激，是性和欲望的象征。这些在意识中频繁出现的肉体意象预示着斯蒂芬早期感官印象的发展和性启蒙的开始。斯蒂芬对于女性身体的凝视和聚焦在“海鸟少女”那一幕达到了顶峰。斯蒂芬在海边遇到了一个女孩。和格雷塔一样，她“孤独而宁静”，“观望着远处的海洋”。［1］406斯蒂芬与涉水少女的相遇是发生在他拒绝在教堂里任公职不久之后，因而这个场景同时也预示着他意识的觉醒和对艺术理想的追求。“生活下去，错误下去，堕落下去，为胜利而欢呼，从生命中重新创造生命!”［1］407这是艺术的欢呼，对生活、感官、野性和欲望的公然拥抱。因此，对于肉体的描写表现了对抗宗教对于人自然天性的束缚，人与自然的交融表现了斯蒂芬感官的觉醒和艺术想象的发挥。
    二、艺术思想的发展
    《都柏林人》和《画像》的叙述充斥着描写身体的肉体语言，呈现出各种鲜明感性的肉体意象，但两者对于肉体语言使用的目的和动能却不尽相同。从横向上看，同一部作品里的主人公，从儿童期到成年期在心理感受和审美能力方面有着发展与变化;而纵向的比较两部作品也可以探索出乔伊斯早期艺术思想和美学观念的发展。成熟的主人公在面对迷人生动的女性画面时产生了更多的艺术情感，在某些时刻甚至超越了性和欲望。乔伊斯从中世纪经院哲学家阿奎那那里继承和吸收了审美三原则:完整、和谐和辐射，并把这三原则严格地应用到小说创作中，使小说的框架结构和寓意内涵均体现出一种静态的艺术。［2］以审美三原则为标准，来比较《死者》中宴会结束后加布里埃尔凝视妻子的场景和《画像》中的涉水少女场景，可以纵向地探索出乔伊斯在两部作品创作期间对于阿奎那审美理论的实践和自身美学观念的发展与变化。《死者》中加布里埃尔作为观察者一开始并没有认出身置暗处的妻子。他先对妻子“陌生化”处理，把妻子作为一个新的审美对象;同时这个审美对象在背景“暗处”，“作为一件有自己的轮廓和有自己的内容的东西被人所清楚地感知”。
    被观察者完整的形象清楚地和背景隔离开，达到审美的第一步“完整”。接着女人“裙子的酱紫和桔红色”这个视觉意象，使加布里埃尔认出了妻子，他开始凝视着格雷塔身上的各个部位，优雅神秘的“身姿”，“蓝毡帽”，铜黄色的“头发”，这些整体中的部分以一种节奏性的平衡———颜色的和谐、旋律、节奏、姿态，构成整体的“和谐”，展现出陷入回忆中的格雷塔神秘悠远的整体形象。加布里埃尔到此已经完成了审美过程的前两个步骤，充分发挥了自身的艺术欣赏和想象能力。他把妻子比喻成一种“什么样的象征”，在音乐的背景下，想象着把妻子画入画中，表现出艺术家捕捉美的瞬间的天分。然而加布里埃尔并没有沿着和谐的整体进行综合性的本质上的感知，不能看清妻子陷入深思的内在本质，反而在审美上走向了“不正当的艺术”，引发了“一阵急煎煎的肉欲”。
    和《死者》的场景相比，《画像》中“涉水少女”一幕在艺术审美上表现出了从“不正当艺术”到“正当艺术”的质的飞跃。“涉水少女”中，斯蒂芬以远处的海洋为背景，以自我为观察者，通过对海边少女完整的身躯的刻画，完成了审美第一步骤“完整”。乔伊斯在这里使用的肉体语言充满了音乐性的美感，完美地结合了象征主义和印象主义的创作手法。斯蒂芬把观望着海洋的少女比喻成“奇怪而美丽的海鸟”，而她“光着的腿”弯处“一缕水草”从绘画角度上看，更加突出了观察对象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接着斯蒂芬在“海鸟”的象征前提下对少女身体各个部位进行描写，充分展示了各个部位在整体中相互融洽，达到一种静态平衡与和谐。最后，斯蒂芬在长时间的凝视后突然获得“精神顿悟”，获得了审美第三过程“辐射”出的光彩。在这一瞬间，斯蒂芬穿透“涉水少女”的内在本质，认识了其真正的寓意，获得了认知上的感悟和启发。“涉水少女”是“生命，青春，美”的使者，对年轻的未来艺术家斯蒂芬“发出了召唤”。到这里，所有的感官感受都催发形成了对艺术和审美的认知，激发了创造性的正当艺术。“涉水少女”的形象“已永恒地进入了他的灵魂”，呼唤斯蒂芬“从生命中重新创造生命”。
    综上，《画像》在创作手法和审美实践上比《都柏林人》前进了一大步，表现出一种对“不正当艺术”逃离的尝试，从而走向“正当艺术”。《画像》中主人公斯蒂芬始终未能彻底地解决艺术和宗教、艺术和性之间的冲突，但在一定程度上比《都柏林人》中的主人公们在艺术审美上更为成熟。三、艺术思想发展的原因通过对比两部作品中肉体语言的使用，可以探索出乔伊斯在前期审美观念和艺术创作的变化和发展。《画像》在创作上更注重艺术元素的展现，在审美认知方面也达到了审美过程的第三步骤“辐射”。从性和欲望的角度上讲，《画像》中所使用的肉体语言并非全是描绘生理上的肉体形象，从而引起感官欲望;在大多时候，这些语言和艺术创作以及想象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宗教角度上看，斯蒂芬在“涉水少女”一幕的“精神顿悟”留有宗教的成分，使得整个审美认知过程不够彻底脱离“不正当艺术”。
    “涉水少女”一幕是斯蒂芬抗争宗教教条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海鸟少女的形象在斯蒂芬脑海中既是生命和艺术的化身，也带有宗教神圣的成分。乔伊斯在这里的安排一方面拉开了人物和作者之间的距离，留有批判的余地，另一方面合理地预示斯蒂芬把宗教和生命的艺术融合在一起，艺术是斯蒂芬的另一个宗教。综合来看，两部作品之间仍可以清晰地看出一种从“不正当艺术”转变为“正当艺术”的努力与尝试。从创作的主题和意图上看，乔伊斯在《都柏林人》中深刻暴露了爱尔兰的政治腐败、社会瘫痪和道德堕落的状态，刻画了都柏林人陷在政治、道德和宗教的樊笼中，过着死水般的生活。因此小说具有强烈的政治寓意和道德说教意图，从而决定了小说不可能完全摆脱欲望和说教，纯粹为艺术而艺术。如果把《都柏林人》看成一个个带有悲剧性色彩的故事，那它在读者内心引发的也并非斯蒂芬所定义的正当的“恐惧和怜悯”。斯蒂芬在美学讨论中继承吸收了亚里士多德对于悲剧的观点，认为恐惧与怜悯使人的头脑停留于“任何一种人所遭受的严肃而经常的痛苦之中”，这种情绪和痛苦具有普遍性，是人类共通的。
    然而《都柏林人》在社会各个层面表现出的麻木和瘫痪状态不能完全引起读者的共鸣，读者发现自己时刻处于作品之外，观察并评判樊笼中的爱尔兰;在这里，读者只是观察者，并非参与者。同时，乔伊斯在《都柏林人》中所保留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也加强了读者作为局外人的感受。从乔伊斯本人的变化来看，《都柏林人》在出版过程中受到的重重困难，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其在其他小说中主题和技巧的转变。《都柏林人》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才得以出版。这个痛苦的经历严重打击了乔伊斯的创作热情，在情绪低落的时候他甚至把《斯蒂芬英雄》的手稿扔进火里。同时，他大概发现了《都柏林人》在创作意图方面过于狭隘，所以后来他补充说明自己写作的目的是“为我自己的国家写一部道德史”。
因此，到了《画像》，他尝试把人类普遍经验引发的怜悯和恐惧和斯蒂芬个人的成长联系起来的意图就不难理解了。随着创作意图的变化，小说艺术从激起欲望和厌恶的不正当艺术发展为引起静态的具有普遍情感的正当艺术，摒弃了说教、欲望，转而刻画人物内心冲突，探索自身身份。
    四、结语
    乔伊斯一生致力于文学艺术的创作与革新，每个阶段的创作都体现了新的尝试和改变。《画像》作为《都柏林人》和《尤利西斯》之间的过渡，不仅表现了乔伊斯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的彻底转变，也体现了其艺术创作从不正当艺术到正当艺术转变的努力。乔伊斯是锻造语言的巨匠，美学观念的改变体现在作品中的用词造句上。因此，以肉体语言作为线索，可以探索出乔伊斯前期美学思想的改变。《画像》展现了乔伊斯努力创造真实的艺术，“无关道德，爱国主义或者理想主义;这种艺术真实体现在对人类生命真实的描述上”。［4］《画像》在整体的艺术表现上以及对人类真实情感的描述上，比《都柏林人》跨越了一大步。乔伊斯在《画像》中初次提出系统而全面的美学理论，并以小说创作为实践，实验性地从现实主义转向现代主义，从外部世界转向人物内心，从不正当艺术转向正当艺术，为《尤利西斯》和《芬尼根的苏醒》两部巨作的创作铺垫了道路。
    ［参考文献］
［1］乔伊斯．都柏林人·青年艺术家的画像［M］．黄玉石，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2］李维屏．乔伊斯的美学思想和小说艺术［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3］ＲichardEllmann．LettersofJamesJoyce［M］．London:FaberandFaber，1966．
［4］Spinks，Lee．JamesJoyce:ACriticalGuide［M］．Edinburgh:EdinburghUniversityPressLtd，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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