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戴思杰的"知青"身份和旅法经历对他的电影作品《巴尔扎克与小裁缝》有重要影响。影片对情节的处理带有明显迎合西方的倾向,这是戴思杰身处异质环境决定了的;而天然的血缘关系及其文化诉求,又使他始终追随着自己的民族文化,实践证明,文化冲击下的戴思杰们正经历着迷惘和困惑。
【关键词】文化冲击；文化身份；自我归属；民族文化；
一、戴思杰及其电影作品
《巴尔扎克和小裁缝》简介亲历过“文革”的戴思杰将自己1971－1974年在四川雅安一个偏远山区插队的经历写成了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并将这部小说改编成了同名电影，电影讲述了两位知青罗明(陈坤饰)和马剑铃(刘烨饰)同时爱上了山村里美丽青春的小裁缝(周迅饰)，并用偷来的“禁书”(外国文学作品)改造她，最后小裁缝在巴尔扎克的影响下毅然离开爱人、亲人走出小山村并走向了外面世界的故事。戴思杰是原著作者，也是编剧和导演，用这部电影中方制片人王浙滨女士的话来说:“这个片子是写他(戴思杰)自己的知青生活，带有一点回顾、缅怀的味道，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和情感，所以这片子拍得很亲切很美，是人到中年对那段少男少女生活的回顾。”［1］而在笔者看来，电影在对青春缅怀的表象下，反映的却是中西文化冲突及作者在这种冲突中对自我文化归属的找寻。
二、戴思杰的人生际遇及其“中华文化”情结
一个艺术作品的关注焦点往往离不开作者的人生际遇，戴思杰选择写这么一部小说，然后再拍这么一部同名电影，是有其内在原因的，我们从他的生命轨迹即可窥见影响其创作和文化诉求的深层原因。
(一)知青经历
戴思杰曾于1971－1974年在四川一个偏远山村插队，回眸插队时的苦涩青春并赋予其人生意义是大多数知青文艺工作者在新时期的首要选择，戴思杰也不例外。“知青”是中国的一个特殊群体，历史的原因使这个群体从青年时期开始就有强烈的无“根”感，因而在新时期对文化身份认同的愿望比任何其他群体都来得更强烈。在青春年代，知青们大多以“他者”的身份扮演着尴尬的社会角色，属于一个边缘性族群，尽管有一部分人此前曾是都市的“革命主体”。在“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过程中，他们成了被流放的一代，城市的根失掉了，乡土的根却无从扎起;在知青返城后，多年的上山下乡生活又使他们与城市生活脱节，他们又一次以“他者”身份出现于大街小巷。经历了“革命主体———城乡‘他者’———城市‘他者’”的生命轨迹，知青们迫切需要重建自我身份、重获“言说历史和现实的权利”以将“他者”扭转为“主体”。
在“文革”后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叙述中，以“红卫兵”为标志的知青丧失了政治的合法性，如何将自己的身份由“他者”转变为“主体”，便是知青们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于是，力图重新跻身主流意识形态的知青们敏锐地察觉到应该将自己的文艺书写返回曾经插队的乡土世界，只有选择“和人民站在一起”，才能既捞回政治上的合法地位，又能使自己以城市精英的姿态在乡土世界充当启蒙者角色，这大概就是戴思杰将《巴尔扎克与小裁缝》的故事定位于知青年代的小山村的基本出发点。
(二)旅居法国的当下生活
戴思杰于1984年去法国深造，之后一直旅居法国。他早就可以申请法国国籍，但他没有，从这点看，除了固执，似乎还有点什么在牵绊着他。作为海外华人，大多数光鲜的身影背后是生存的困境:语言障碍、文化障碍、种族障碍……华人在异乡险恶、孤独的处境中，心系华夏文化的情结是一种生存策略的选择，是消泯陌生感、寻求安全感的表现。因而，如何在寄居国与异质文化中游刃有余地周旋，而同时又不至于把自己的族群文化精髓丢弃，是戴思杰们需要考虑的头等大事。从某种意义上说，海外华人和当年的知青有诸多共同之处:流放、漂泊、边缘、他者……旅法的戴思杰依然属于边缘性族群的一员，与知青不同的是，这次的自我流放是他的主动选择。至于他为何做此选择，这不属于本文要讨论的范畴，本文只关心在《巴尔扎克与小裁缝》中折射出的他是如何在异质环境中化解、协调冲突，同时追寻内心的脚步、寻求自我文化归属，并以此建立自我生存的信念系统的。
三、文化身份找寻中的矛盾心理
之所以认为这部电影暗含了作者对文化身份的找寻，原因在于该电影处处展示着中华文化因素，这是作者看似无意实则有意的安排。从语言到故事，从导演到演员，这就是一部纯粹的“中国造”电影，除了作为投资方的法国某公司。不得不再提到的是语言这个曾引起戴思杰和中方制片人争执的东西。整部影片采用的是四川方言，方言本身的文化意蕴就已传达出作者的文化认同取向，加之拍摄地选取在风景秀丽的张家界，中国乡土味清新绵长。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选择，绝不仅仅只是为了缅怀个人记忆中的青春。
可是，族群文化精髓并没在影片中得到浓墨重彩的渲染，相反，作者要么点到为止，要么任其支离破碎。比如对在崇山峻岭中生活的村民的质朴人性、顽强精神没有任何反映;对集结了民族几千年智慧的中药疗法粗略带过;对悠闲自得地弹唱着世代相传的谜语歌的磨坊老人“自得其乐”的精神境界渲染不够。作者没让镜头在这些方面做长久停留，相反，西方现代文明对这个小山村的启蒙故事却贯穿了影片始终，不能不说，这是身兼双重身份(中国公民、法国公司聘用的导演)的戴思杰在中西文化冲突中不得已做出的策略性选择。闹钟、小提琴和禁书(外国文学)代表着西方现代文明，这些符号对村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闹钟改变了山里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作息习惯，这是现代文明对传统生活方式的冲击和规整;小提琴原本作为“资产阶级的玩具”要被烧毁，但其拉出的莫扎特奏鸣曲在罗明急中生智中摇身一变成了《莫扎特想念毛主席》，这不仅使小提琴获得了留存的合法性，也使村民们在红歌之外对音乐有了崭新的尝试，当晚村民们久久地沉浸于琴声，以至于后来队长一见马剑铃拉小提琴就要求他“再给我拉个《莫扎特想念毛主席》”，西方音乐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村民的审美。
以巴尔扎克的作品为代表的西方文学更是为村民们打开了一扇看外面世界的窗。影片中，代表着西方文明的书籍对渴求知识、向往自由的村民的启蒙和影响可谓深远。知青扮演着文化使者的角色，一方面，他们是被启蒙对象，他们偷书、藏书、读书，书里的爱情、自由和人性解放是他们的精神食粮，罗明看完《于絮尔·弥罗埃》后兴奋地讲:“我觉得一切都变了，天空，星星，声音，光线，连猪圈的气味都变了!”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启蒙主体，扮演着西方文化传教士角色，他们给老裁缝讲《基督山伯爵》，给小裁缝读巴尔扎克，借着给村民讲电影的政治任务，他们把看来看去都是革命样板戏的《卖花姑娘》最后偷梁换柱讲成了外国名著，村民们听得津津有味。
于是，喜欢《水浒传》的老裁缝迷上了《基督山伯爵》，还根据基督山伯爵想象出欧式服装与水手标志，所以那一年全村的妇女都穿上了下摆宽宽的水手服!受影响最深的是小裁缝，真诚淳朴的小裁缝是村民的一个缩影，她爱听巴尔扎克，主动靠近现代文明，缝制了村里的第一件胸罩。甚至，她还开始对村里的其他姑娘宣讲“野蛮人只有情感，而文明人除了情感还有思想”。最后小裁缝被成功改造了，她真正有了自己的思想:她剪掉长发穿上了只有城里人才穿的白网鞋，毅然地走向了外面的世界。关于西方文明启蒙的故事也在此达到了高潮。观众不难发现，戴思杰在对这些情节的处理上明显地偏倚了西方，迎合了西方观众的世界文化主导者喜好，夸大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先进优越，也夸大了东方文明的落后待开发，这可能也是影片后来在西方大受欢迎，并获取多个奖项的一个重要原因。
影片对西方文化的逢迎令部分中国观众失望而愤恨。可是当我们再反观影片的中国元素，特别是四川方言的选择时，我们多少理解了这位西方文化边缘者夹在两种文化中的两难处境。如何在中西文化中找到一个平衡点来阐释主题?如何在这个点上既能让自己在异质环境中安身立命，又能跟随灵魂深处的呼唤?我们看到了作为中西文化“间质”的戴思杰的犹豫、彷徨和无所适从，除了在二者中暧昧地徘徊，他无法划出一条明确的分界线。镜头始终展现的是唯美纯净的中国风画面，凸显的是个人对青春的缅怀和眷念，这是不是戴思杰为了弱化矛盾在有意转移观众的视线呢?
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感伤性认同
影片的最后，镜头由虚到实，现代化的水利工程进驻村庄，山峡水库的水淹没了昔日的村庄，连同那承载着历史厚重感的缝纫机和村民放河灯祭祀祖先的习俗，还有标志着知青们青春故事的法国香水。镜头中出现朦胧的水帘、浮浮沉沉的香水———极其唯美的画面，这一刻，知青是惆怅的，观众是惆怅的，戴思杰更是惆怅的。电影关于文化冲击的主题在此得以升华，戴思杰的民族文化认同在此也缓缓呈现出来。村庄被淹没是现代文明对本土文化的超越。“文化认同的发生，一般是在本土文化遭遇‘异质’文化的冲击之时。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认同永远不会是一种关于即在的文化现实的话语，而是一种已然失去的、或正在失去的、面临现实挑战的文化话语。”
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在时代的滚滚潮流中，民族文化中的许多东西注定被破坏、被遗弃，这是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宿命。镜头下凸显的是与中华文化有着天然血脉关系的戴思杰在文化冲击中的遗憾、怅然和对现代中国文化左右为难境遇的焦虑。与此焦虑契合的正是整部影片折射出的戴思杰本人独处异乡的两难处境:tobeornottobe?既要迎合西方文化，又要保留传统文化，取舍的艰难展示了作者在异质文化中寻找自我文化归属时的失落、怅然、无奈、彷徨等痛苦经验。
幸运的是，戴思杰不忘在感伤中赋予自己、也赋予中国观众正能量。影片中青春活泼的小裁缝代表着优良的、有生命力的民族文化精髓，小裁缝走向外面世界，意味着民族文化精髓与外来文化的兼收并蓄和发扬光大。影片最后，从罗明口中得知，小裁缝去了深圳，后来又去了香港，这种由内地向沿海，由沿海向国际的发展轨迹不就是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必经之路吗?
五、结语
电影迎合了西方人一贯持有的“优越”文化者心态，凸显了西方文明对古老东方的启蒙意义，这是影片获奖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戴思杰也因影片的成功，进一步夯实了自己在西方的社会地位，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另一方面，电影所体现出来的感伤情怀却也佐证了海外华人在认同东方传统文化时的复杂心态，体现了他们在寻找自我文化归属时的无奈和彷徨，这也正是全球化背景下各民族海外游子游离于两种或多种文化中无所适从的真实写照。
［参考文献］
［1］王浙滨．凭直觉能获奖，与《英雄》没有可比性［EB/OL］．(2002－12－13)．
［2］吴雪丽．试论“文化寻根”与“知青”作家的身份构建［J］．海南大学学报，2014，(1):43．
［3］吴雪丽．论“文化寻根”与全球化语境中的身份认同［J］．兰州学刊，2011，(9):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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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冲击中的迷惘者—戴思杰及其电影作品《巴尔扎克和小裁缝》评
2016-10-02 来源:兰州教育学院学报 作者：何春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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