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论语；语言；简约；
《论语》是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们对孔子讲课内容的总结与回顾，记录了当年老师的经典语录。一者是孔子讲究“春秋笔法”，力求言语简练而承载大义，一者是春秋文章不似战国欲被统治者采纳那般功利，使得《论语》以简洁而低调的论述承载深刻的含义。简洁、凝练而富含深意即是简约的含义，也就是《论语》语言的总体特征。本文着眼于《论语》语言的简约性特征，立足《论语》文本，同时通过与《孟子》《荀子》的比较，阐述其文约辞微的文风。
一、《论语》文本自身的简约性
(一)《论语》中经常出现格言警句式的语句
例如，“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道不同不相为谋”“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等，形式简单，文辞简洁，蕴含丰富的生活经验与哲学道理。
(二)语言内涵极具概括力
例如，“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孔子抓住弟子的主要性格特征，一字称之，不仅高度概括，而且凝聚了人物性格中的精华，“愚”“鲁”“辟”“喭”四个汉字给予读者无限遐想，启发后世学者不断去挖掘。再如，“《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可见孔子对《诗经》的了熟于心，今人洋洋洒洒挥墨三千，未必解释得了《诗经》的真谛，孔夫子仅以三个字，赋予305篇诗的造诣，诗传言教。
(三)思想深刻简洁
孔子传授思想，从不对弟子进行什么喋喋不休、条条框框的思想灌输。相反，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与“礼”，他始终以此二字作为衡量做人的准则。孔子对弟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等，一言以蔽之曰“仁”，《论语》任何对子弟的要求、世事的褒贬，都是“仁”与“礼”具体而微的阐释。
二、与《孟子》《荀子》的比较
相较于晚于《论语》的另外两部儒家经典———《孟子》和《荀子》，《论语》语言的简约特点更显鲜明。《孟子》的问世，标志着先秦诸子散文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荀子》使议论文正式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标志着我国论说文体已进入成熟阶段。
(一)从说理方式看《论语》《孟子》皆是语录体和对话体，《孟子》里三言两语式的独白越来越少，对话较长，它已将简明扼要的语录，发展为长篇大论。《荀子》的篇幅长度更是远超过《论语》和《孟子》，观点明确，例证结合。先以《论语》为例: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2］3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2］4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2］5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2］6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论语》大多为三言两语，表达观点。每小节句子以三四言引出中心概念，五六字阐明观点。由于每章节句子篇幅所限，《论语》体现出初步的说理特点，尚不具备议论特征。《论语·子路第十三》: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2］150这是《论语》中少见的，甚至是唯一兼具长篇幅且说理之处。较之前几例，该片段层层推进，环环相扣，纯理论说理论述，运用“顶针”的修辞手法，推进逻辑的递进，继而得出“正名”对于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意义。长句叙事说理，加之修辞的纹饰，已稍显议论散文的端倪。
因此，《论语》说理特点是纯理论议论，对一般现象高度概括，升华成紧致凝缩的辞据。到战国中期的《孟子》，依然以语录体的叙述方式呈现，但语录体的独白围绕一中心四面发展，详尽铺陈论述。《论语》的说理是凝练的警句，《孟子》俨然已是成熟复杂的文章。例如: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仁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3］孟子主张性善论，谈及此，句首开门见山抛出论点“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举例阐释先王有不忍人之心、今人有不忍人之心，再由事例提升到理论层面，所谓的“不忍人之心”乃人之四端———仁、义、礼、智，最后道出具备四端于己于社会的重要意义。从行文结构看，“总—分—总”的论述思路已相当明显，有理有据，夹杂议论，其完整性可谓小论文。
相比《论语》中“正名”的纯理论说明，孟子先抛出论点，紧接着举例论证，最后得出结论，其中举例论证把道理说得深入浅出，充实了论点，排比的修辞加强了气势，增强了感情，显示出说话人的义正词严、理直气壮。这就比《论语》凸显出语言的灵活多变、复杂生动，更具有势如破竹、酣畅淋漓之感。翻开《荀子》我们发现，《论语》《孟子》是以一段或几段文字构成议论性篇目，每章标题选自内容开头一词。《荀子》各章是专门的题目，例如《劝学》《修身》，正文部分洋洋洒洒，闳中肆外，更与《论语》《孟子》不同的是，《荀子》系统地书写了作为思想家的整套理论。
(二)从修辞分析《论语》通过比喻、对比为主的简单说理方式传达婉言、曲语，很少直接议论。《孟子》《荀子》继承了此特点，不但喻体丰富，叙述过程说理、议论恢弘，大有不达目的不罢休之势。《论语》中谈论君子行为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把“君子的过失”比作“日食”“月食”，结果分两种情况说明，句式浓缩、凝练，层次鲜明。一句话仅用23个字，8个实词，3个虚词呈现观点，讨论观点。而《孟子·公孙丑下》谈到相同问题时说:“古之君子，过则改之;今之君子，过则顺之。古之君子，其过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见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岂徒顺之，又从为之辞。”这段文字53个字，仍然以《论语》中“君子”“日月之食”“过”“见”“更”“仰”6个实词为主，循环往复，在原本正反对比的同时扩展今昔对比，复沓重章，摆事实，讲道理。《论语》中每一小章节往往三四句话，篇幅短小、精炼，比喻、对比的技巧显得较为独立，说话者如一阵微风亮明观点。
(三)而《孟子》根据不同的对象、不同的内容设喻，通过与对比手法结合，修辞多而广，手法富于创造性，以一些超乎常理、富于想象力的比喻使抽象的道理形象化，语势激烈，针对性强。当孟子回答公孙丑“不动心”说时，举“揠苗者”，回答“齐桓晋文之事”，举“缘木而求鱼”，诸如此类纹饰的语句都成为后世广为流传的寓言或典故。而《荀子》仅《劝学篇》就有60多处比喻夹杂对比，举凡自然生物、生活事例类比，构造排比句式，前后相应，思路清晰，逻辑周密，论辩透辟。与《论语》异曲同工之妙在于，《荀子》也长于由自然现象发端起兴，不同的是，它的引域之广超乎《论语》。春秋时文辞简约，战国时格局大变，说理文已向议论文转变，大量排比句和对偶句铿锵优美，句法骈俪，显示战国文章高屋建瓴、纵横捭阖的气势，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
(三)就句式而言《论语》多用4－6字主谓宾的简单句，《孟子》《荀子》在4－6字短分句基础上组成复句，其间大量修辞手法联袂相济，挥洒自如，造就了庞大的句式工程，已体现出古代汉语的成熟。孔子讲究“辞达而已”“文质彬彬”，孟子“富于腾挪跌宕，摇曳多姿”［4］，荀子追求“言语之关，穆穆皇皇”，如果把《论语》的篇目比作一株株空谷幽兰，暗香疏影，那么《孟子》《荀子》则是百花竞放，灿然成锦。在儒家说理散文中，战国时期的《孟子》《荀子》铺张扬厉，文辞繁缛，具有体态丰腴之华美，而春秋时期的《论语》清秀如玉人，冰骨清寒瘦一枝，极具简约之秀美。
［参考文献］
［1］徐柏青．论先秦诸子散文的发展与演变［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
［2］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3］赵杏根．孟子讲读［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4］谭家健．略谈《孟子》散文的艺术特征［N］．光明日报，1957－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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