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彼特·德鲁克的制度创新思想源于熊彼特的技术创新思想，透过他对技术史的阐述和分析，即见他对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本质的理解。他认为技术创新的成功离不开制度创新，制度创新能有效促进技术创新，制度创新能带来新的社会价值。研究德鲁克的制度创新思想，对于我们认清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关系，推广企业家精神和增强企业责任感，改变对企业和制度的过时观念，推动技术创新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制度创新　技术创新　创新能力　企业家精神

【中图分类号】N31       　 　　　【文献标识码】A

美国现代管理学之父，著名企业家彼特·德鲁克（Peter F Drucker）以他的创新理念和理论，划时代的管理理念与商业运作而享誉全世界，他的著作畅销全球，21世纪以来也逐渐被大量翻译成中文。德鲁克本人曾担任美国技术史学会第一任主席，他曾深入地研究过技术哲学与技术史，在他本人的著作中亦呈现出了他对技术的独到和深入了解。美国当代技术哲学学者米切姆在论述技术本质的四种解读时，认为德鲁克是技术哲学中技术过程论的代表性人物，将其著作《技术、管理与社会》直接列入技术哲学的基本文献中，①在德鲁克论述技术的著作以及他生平的写作中，亦蕴含了较为深刻、切合时代的制度创新思想。

德鲁克制度创新思想的理论渊源

德鲁克认为，最早认识到制度的变革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的经济学家是卡尔·马克思（Karl Max）②，他运用制度分析方法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尽管并没有明确提出制度创新的概念，但其中隐含了不少制度变革与创新的思路与研究方法。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912年在他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创新概念，认为，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也就是说，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并实现其价值。“创新”不是一个纯技术学概念，而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它严格区别于技术发明，把现成的技术革新引入经济组织，形成新的经济能力，后人把熊彼特的这一理论归纳为技术创新理论并加以发展。尽管在他的理论中并没有明确提出制度创新，但他提出“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的组织，比如造成一种垄断地位（例如通过“托拉斯化”），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都属于创新的一种形式，这点被后来的学者归纳为“组织创新”，其实也可以看成是部分的制度创新，当然仅仅是初期的狭义的制度创新。

熊彼特曾是德鲁克父亲的学生，两人从那时起开始思想交流。德鲁克在纪念熊彼特100周年诞辰时曾写道：“熊彼特一开始就宣称，经济学的中心问题不是均衡而是结构性变化。熊彼特由此引出了关于创新者是经济学真正主题的著名原理。”③在他的著作《管理前沿》中，更是明确表示，比起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而言，熊彼特更有资格被称为当代先知。随后，德鲁克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出了他对制度创新的看法：“创新不一定是技术上的，甚至可以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④在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基础上，德鲁克明确地对两个方面的创新进行了恰当的区分：“创新有两大主要领域：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有技术创新，即发现对自然的新认识并将这种认识转变为人类新的控制能力，预防能力和生产能力。而另一种创新，则需要分析社会需求和机遇，进而发展出观念和制度来满足它们。”⑤他认为，“一个创新的进程应该始于小终于大。它要带来新的主要业务，而不仅仅是增加到产品线中的一个特色产品或相当好的产品。”⑥

如果说熊彼特创新理论的核心是把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两者结合起来，把技术创新拉进了经济发展的话，那么德鲁克的创新理论就是更进一步地把制度创新的元素加进了其中使其形成更为宏观、全面的理论，启发人们要把技术创新、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兼顾起来，形成区别于传统的创新理论。

德鲁克制度创新思想

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关系的本质。德鲁克对技术史上的一次事件很看重：1751年至1772年间狄德罗（Denis Diderot）与达尔贝兰（Jean DAlembert）一同编撰了《百科全书》，它把以往所有技术知识合并到一起，让任何人都能经由学习成为技术人才，它象征着技术的普遍化。同时百科全书主张，每项技术要产生效用，就要有系统、有计划地运用知识去分析工具、流程、产品，它象征着技术的知识化。从《百科全书》开始，技术才开始用语言和理论进行传播，才实现了技术到科技（技术学）的大转变，最终才得以被企业家运用到生产中实现技术创新。

对于制度创新的本质，他的观点也是类似的。1881年美国人泰勒（Frederick Taylor）首次把知识应用在“工作”研究上，也就是分析如何工作，如何管理工作。他通过在钢铁厂工作进行了系统化与深入的分析，发明了各种新的工作方式，写出了如计件工资制、大学和工厂中纪律和方法的比较等著作，把工厂的管理与调动工人热情的制度予以知识化，把知识应用到改变工作的过程中。德鲁克认为，泰勒的主张是工作可以被研究与分析，可以被分割成简单重复的动作管理，而每个个体的分割动作都可以因此产生最大的效用。从泰勒开始，工作制度才开始用语言和理论进行传播，用于提升效率的管理制度研究才被专业化、学科化，制度创新才显现出了它的可能性。德鲁克如此写道：“当知识的意义改变时，知识就开始被运用在工具、流程、产品之上。这种意义的知识，就是直到今天很多人所讲的‘科技’，或是目前工业技术学校正在教授的‘工学’。”⑦在德鲁克的创新视野中，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本质都是知识的科学化，只是两者所集合的知识在种类上和应用上不同而已。这就是为什么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能相互促进的本质原因。知识与知识相乘能产生倍增的效果是知识型社会的特征。

技术创新需要制度创新。德鲁克认为技术创新的成功离不开制度创新，一个国家的发展不能只着眼于以技术创新为支撑的高科技产业，还必须要考虑社会中数量众多的“低技术”或“非技术”性企业的生存状况和转型，这就需要制度创新来保障，不然国家将无法在政治上稳定自己的秩序，技术创新的成果也无法转化到社会发展中。

对于国家而言，就业是其根本问题。德鲁克以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与欧洲的对比为例说明问题：“在美国，《财富》1000强企业和政府员工人数，在过去数十年里，减少了500万人。然而总就业人数，却从1960年的7100万增加到了1.06亿。这一期间，高科技只提供了大约500万职位，也就是说，不超过重工业企业和政府部分失去的工作机会，美国经济中所有额外的工作机会都来自于大量的中、低技术和非技术企业提供的。”⑧因此,当时美国的政局相当平稳；而欧洲在同时期正重点清理本国传统企业，对待非高科技企业较为严苛（如税务上），执意片面发展高科技和自动化。结果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遭遇到了失业率持续提升、政局不稳等问题的侵扰。法国议会在1983年至1986年间两度更换执政党，联邦德国的银行一直遭到抗议要政府取消对高科技企业的贷款，即使英国议会也受到下议院的大规模投诉而不得不取消了原有的单纯的科技鼓励计划，三个国家最终还是有选择地重新扶持传统产业。

制度创新促进技术创新。德鲁克认为，尽管不少制度创新因为技术创新而出现，但是它们不仅仅是对社会发展产生作用，它们还对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以实验室制度为例：研究实验室制度的历史可以上溯到1905年，由德裔美国物理学家查尔斯·普罗蒂厄斯·斯坦梅茨（Charles Roteus Soeinmetz）在纽约为通用电气公司设想而建立的。斯坦梅茨创立实验室的目的主要有两个：第一，把科学和技术组织起来进行有目的的创新；第二，让大型企业能够通过技术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⑨随后，斯坦梅茨通过实行一些制度创新，推行了一些类似今天的“研究员”制度、跨学科合作、把目标分阶段实行并组织管理等当今已成为常规的学术制度，推动了通用电气公司的技术发展。在实验室建成10年之后，著名的贝尔实验室建立，IBM、杜邦等企业仿效建立了实验室，直接促成了杜邦公司的尼龙技术理论研究、IBM公司的计算机开关理论、计算机逻辑研究等日后会产生重大影响的技术研究的起步。德鲁克还认为，斯坦梅茨的这一创新，还导致出现了“没有墙壁的实验室”，这是美国对大型科技项目重大而独特的贡献。第一个此类实验室，名叫全国小儿麻痹症墓金会（出生缺陷基金会），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初，由罗斯福总统的前法律合作者巴兹尔·奥康纳（Basil O'Connor）设计建立并管理。该项目持续了25年，以有序和规范的制度，把横跨五六个学科、遍布全美国十多个不同地区的科学研究工作结合到一起。每个科学家有独立自主的课题，同时又在统一指挥下围绕着同一个中心战略思想展开。这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些庞大科研项目（如雷达实验室、林肯实验室）建立起了工作模式。

德鲁克制度创新思想对我国的启示

重视制度创新，充实创新能力。德鲁克认为，在未来社会中能够生存的公司必须拥有“领导改变的能力”以及打造熊彼特所主张的“创造性破坏”的能力，即创新的能力。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形势的变化，我国的社会经济形态逐渐呈现出“新常态”，经济增长的速度减缓，需要转变为创新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德鲁克所预见到的情况也出现在我国政府的现实中，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发表了2015政府工作报告，其中共4处提到要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在文中多处强调创新的重要性。同时，政府工作报告在分析我国现状时亦指出，我国目前还是存在“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进行“体制创新”是当务之急。关于体制创新，德鲁克认为：“让传统劳动力有生产力的保障是体制，然而，在知识型组织中，让体制有生产力的却是每个员工的生产力。在传统劳动力中，员工为体制服务，但在知识型组织中，体制必须为员工服务。”⑩体制创新是制度创新的一个核心环节，体制是制度的外在表现，是制度的客观实体，把握好体制创新的重要性，对我国广大知识核心型、技术创新驱动型企业的健全发展是有重大意义的。

推广企业家精神，完善选拔激励机制。熊彼特和德鲁克的创新理论都认为，创新活动出现的原因在于企业家个人创新精神的推动。企业家与单纯追求财富的商人、资本投机者有很大差别，实现个人财富满足仅仅是他心中的次要追求，其根本愿望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言的“个人价值实现”，也就是“企业家精神”的体现。我国步入市场经济以来，企业家一直都是相对稀缺的资源，企业家群体质量与数量，往往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因此，发达国家与大型跨国公司通常都倾向于往内部推广优秀企业家精神，社会也更多关注与选择重视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才。反观我国现状，企业选拔、评估人才的制度仍需要继续完善，片面强调论资排辈、仇富恨能、大指标小考核的现象还普遍存在。德鲁克写道：“我们需要保守主义的创新者。他们接受创新，为创新的风险和结果承担责任。在一个创新的时代，人们不应再问是否会发生变化或变化有多快，而只是争论变化应该是什么，以及它的目标和展开。”这种乐意迎接改变，锐意改变前行与开拓，抛开风险与结果的顾虑，坦诚地承担责任的精神，才是真正的企业家精神。

推广稳健有序经营，调整宏观社会结构。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认为，社会经济结构的改变需要经历名为“创造性的破坏”的阶段，它推倒旧的产业，解放出空间给新产业进驻。但是熊彼特也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指出，试图无限期地维持过时的行业当然没有必要，但试图设法避免它们一下子崩溃却是必要的。当影响的程度过大时，就将无法避免要陷入痛苦的社会动荡时期。德鲁克也有对最坏的情况做出过预言：“在发达国家里，由于劳动力的绝对短缺和体力劳动者的工资缺乏竞争力，传统的制造业将无法进行生产，人民的生活水平将迅速下降；而第三世界国家则可能会发生严重的社会动荡。不管是什么样的社会，不管它的政治或社会制度是什么，只要有40%至50%的年轻人找不到工作，都不可能维持下去。”

近年来，在我国出现了一种热衷于鼓吹片面的“新经济”的趋势，有些人认为我国的传统产业没有存在的价值，应该把所有人才和资金用于发展“新经济”，全部投入至信息产业，直接跨越漫长的成熟工业化阶段，这是一种脱离实际的认识。尽管在发达国家大规模高科技创新浪潮下，全球正酝酿着一轮漫长的、由成熟工业迅速过渡至发达信息经济、制造工业大量转变为全球服务经济的产业变革。然而，我们还是要深切地考虑到，即便是发达国家也需要在传统产业领域精心运营，让它们新兴产业紧密结合、互相促进，相得益彰。

从制度创新角度来看，“新经济”与“旧经济”的融合并非不可实现，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让两者的优点结合，经济发展才有坚实的基础和广阔的前景。现阶段，在传统经济结构的困境中寻求突破，进行结构调整不可避免，但最为合适的调整方式还应是“有秩序的大革命”，要充分利用好信息技术的作用，稳步转变那些关乎国计民生的传统产业的结构和质量，切忌舍本逐末，轻易抛弃技术含量不高的传统产业。倘若进退失据，一下子失去过多的传统产业，势必造成下岗失业现象、社会秩序的不稳和低收入人群的涌现。供求总量、供求结构的严重失衡，必将迫使背离“创造性破坏”的创新初衷。

结语

对于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关系，德鲁克用树和林之间的关系做了一个恰当的比喻：见树不见林是很大的毛病，见林不见树也同样是大毛病。我们只能种一棵棵个别的树，只能砍一棵棵个别的树，但是，林是树的“生态”，没有这种整体环境，个别的树也无法存在。要使知识具有生产力，我们就一定要学习见林又见树，我们一定要学习“连贯”。在这个社会中，技术创新的过程就好比从树苗长成参天大树的过程一样，它需要周围的环境给予它生长的养分，而如何保护好所有的树，创造一个适合生长的环境就是制度创新的工作。我们需要全面兼顾地认识、实行创新，不能片面看待技术创新的进展，应把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进展有机结合，营造更有利于双方的环境。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注释】

①黄欣荣，祝龙珠：“德鲁克论技术本质与技术创新”，《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0页。

②⑤［美］P·F·德鲁克：《已经发生的未来》，许志强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年，第20~27页。

③那国毅：《百年德鲁克》，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年，第162页。

④⑥［美］P·F·德鲁克：《创新与企业家精神》，蔡文燕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19~338页。

⑦［美］P·F·德鲁克：《后资本主义社会》，张星岩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年，第16页~155页。

⑧⑨［美］P·F·德鲁克：《管理前沿》，闾佳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年，第56~249页。

⑩［美］P·F·德鲁克：《下一个社会的管理》，蔡文燕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年，第42~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