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书院是我国古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末由于书院教育的官学化和科举化愈发严重，清政府不得不对积病甚深的传统教育施行一系列的改革，书院改学堂成为重要内容。陕南地区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建立起完善的近代教育体系，其具有时间上的阶段性、地域上的不均衡性和内容上的外部输入性等显著特征。

【关键词】清末　陕南地区　书院　学堂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陕南地区，即指现在的陕西南部的汉中、安康、商洛三市，约为清朝时的汉中府、兴安府和商州直隶州地域。古代书院一直是藏书、校书、讲学的重要场所，但自清朝开始，书院逐渐官学化，并沦为科举考试的附庸，陕南地区也不例外。“清康熙十五年（1750）至光绪三年（1876）间，陕南先后建成安康县文峰书院、旬阳县敷文书院、平利县锦屏书院……镇坪县三山书院。此时的书院已不是藏书校书的处所，而是专为讲学，研习《四书》、《五经》、‘八股文’、试贴诗等，以应中举的官办儒学。”①

清末陕南地区的书院教育

早期陕南地区的书院教育较为落后，不仅没有建立起现代意义上的教育体系，也没有统一的学制和形成统一的班级授课制度，教学方法、内容甚至是教师水准及教育形式依旧落后。如据《镇安县志》记载：“本县的安业书院，每年招收童生入院，院中童生多时达50～60人，少则10人，童生的课程不齐，按各人的进度分别授课，不分班级也没有统一的教育规划。每年二月初二甄别（考试），学业期满但考试不及格者让其肄业。”②即使是商州地区教育较为发达的商南县，学习内容为四书、五经、经世、八股文、五言八韵诗等。两次考试其中一次为“官课”即由县令主持命题、阅卷、定等；另一次为‘师课’由山长主持命题、阅卷、定等。“除开课考试外，平时均为自修，学员除按时听课、考试外，食宿自择他处。”③

清中叶以后，随着州、县书院的普及和改为官办，官学亦掌管书院，书院日趋兴盛，生员多投学书院，学官往往配合书院，对州县学生员进行教学和管理。乾嘉时期，大批的湖广移民来到陕南地区，促使当地新建了一些教育机构，府、州、县学等官办教育获得发展。至清后期，基本形成乡间社学、县学、府学的完整教育体系。根据季啸风的统计④结合近年来陕南地方志的记载，清末汉中府书院达29所之多，兴安府18所，而最少的商州地区只有10所，书院教育发展在山南地区的不平衡性是显然而见的，并且是一直贯穿于近代陕南教育发展的始终。究其原因，应是由地区间地理环境差异显著以及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性和移民的差异性所决定的。

清末陕南地区的书院改制

清末，陕南书院发展渐趋减缓迹象昭示着传统教育已经不能再满足社会发展的要求，而清末的政治危机、自然灾害、陕南白莲教起义等社会问题，又抑制了书院的发展，甚至对一部分书院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另一方面，此时陕南的书院教育已是积病甚深，以官学化和科举化为核心的传统教育内容已是极为陈旧僵化，无力承担培养社会需要的新型人才任务，陕南地区书院教育已远远落后于教育发达地区，书院改制迫在眉睫。

改制背景。1901年8月，清政府下谕书院改制，废八股文程式，改试策论。9月14日，慈禧太后重新颁布改书院为学堂的上谕。⑤“书院改制诏”的颁布使书院改学堂热潮在全国迅速地发展起来。为了保证学制的实施，“1905年12月，在中央设立学部，管理全国教育事务，1906年各省设提学使司，在府、厅、州、县设劝学所。”⑥劝学所成为各府、厅、州、县的地方教育主管机关，清政府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从中央到地方的专门教育管理机构。陕南地区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通过政府自上而下的方式建立起教育体系，一步步开始了教育近代化。

改制情况。根据季啸风的统计⑦结合近年来陕南地方志的记载，陕南地区从最早的1901年连云书院改制到最晚的1926年宁陕县江口书院改为宁陕第二高等小学堂，历时27年之久，书院改制进程是相当缓慢。陕南书院改制集中的年份是《壬寅学制》颁布的次年（1903年）和清廷颁布《废科举兴学校谕》的次年（1906年），仅1906年就有13所书院改为学堂，形成改制小高峰。兴安府在“癸卯学制”颁布后，全区除宁陕外纷纷改立学堂。至宣统元年（1909），九县一厅均将11所书院改为高等小学堂，改建初等小学堂216所、女子小学堂5所；商州六县一区改制后有8所高等学堂、157所初等小学堂；汉中府“清戊戌变法”（1898）后，近代意义上的小学开始设立。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汉中府各州、厅、县之书院、社学、私塾改建为小学堂，有高等小学堂25所（由儒学、县书院改建），学生3575人，初等小学堂410所，学生15350人，女子学堂12所，学生427人。”⑧可见，此时陕南地区书院改制规模是较大的。截止到清末年（1911），陕南地区基本形成了府县各治所与之相配的中学堂、高等小学堂和初等小学堂的学校体系，仅各县改建或兴办的初等小学堂有710余所。同时陕南各府、州、厅、县的劝学所也随之相继设立，其职能也从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吏和开展人文教化，转变为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培养人才。而在陕南实现改制的书院中，汉中府有16所，兴安府有13所，而商州只有7所，显示了地区间教育发展的差异，而这种差异也表现在同一地区的不同县区，如汉中府的城固县、兴安府的宁陕县，数量明显多于其他县区。

书院改制后的发展状况。学堂学制与教育宗旨。根据清政府颁布的《癸卯学制》，把整个学程分为三段七级。第一阶段为初等教育（蒙养院、初等小学和高等小学），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中学堂），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高等学堂、分科大学堂和通儒院）。陕南地区改制后的学堂仅具备前两个阶段的教育。陕南各地区纷纷改学署为劝学所，建立以学监为主导的教育行政机制领导本地区的教育。学堂也建立起了完整的领导机构，一般是小学堂设堂长、校监二职，分管校务与教学，下设各科教习。其办学形式是以政府引导和学堂自主办学相结合的形式，将教育发展列为地方行政事务之中，形成了完整的领导机制。

关于各学堂所秉持的教育宗旨，则为1906年5月清政府提出：“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德新的教育方针，并且以政府法令形式颁令全国。”⑨因此，在此种教育宗旨下，教学内容仍以“四书”、“五经”为重点，虽然有了自然科学课程，但因教材内容浅显，又无教学仪器设备，效果很差，陕南地区近代化教育发展极其缓慢。

学堂教学内容与方式。在清政府“按定区划，劝办小学，以期逐渐推广普及教育”政策指导下，改制后的学堂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上课方式上都发生巨大变化。初小的课程一般都设修养、读经、国文、地理、算术、体操6科，学制5年，入学者不经测试，适龄儿童均可入学。而高小在初小的基础上增加了中国历史、格致、图画3科（兴安府的旬阳县还加授手工等随意科），学制4年，初小毕业通过招生考试即可入学，毕业后学堂统一颁发毕业证书。学堂要求教师要引导学生学习，反对使用暴力等行为。在教学方法上要“以讲解为最要”，并提出“夏楚只可示威，不可轻施，尤以不用为最善。”⑩

学堂建设。清末的书院改学堂，基本都是在原有书院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兴办近代教育过程中，陕南各地的传统教育资源得到了充分利用，书院、私塾、义学相继被改作学堂。而原属于书院的学田自然也就被改制后的学堂所继承，学田的收入成为维持学堂发展的重要经济来源。兴安知府金文同专门成立学务经费局拟定章程十条，用于兴办教育。还有部分的经费来自于私人捐赠，他们成为陕南地区书院建设的重要力量。还有部分士绅直接参与到学堂的建设之中，如“光绪三十四年（1908）安康绅士张继节，生员余德骏等在岭南书院旧址建初级小学堂，后成立为安康西岸高等小学堂。”因清政府没有固定的教育投资，学堂主要靠地方政府自己办学，经济落后的陕南地区教育经费的紧张，早期学堂发展举步维艰，学堂建设更是在中央政府的倡导下的一种地方自发行为。

书院改制催生下的新式学堂

清政府《壬寅学制》、《癸卯学制》的颁布，不仅促进了书院改学堂的实施，更促进了其他类型教育的发展。陕南的近代幼儿教育、师范教育、女子教育、职业教育也开始兴起。这些不同形式教育机制的创立和发展，丰富教育类型，形成了陕南地区近代较为完备的教育体系。

幼儿教育。陕南地区幼儿教育始于清雍正年间。据《汉中府志》载，郡守朱闲圣于雍正十二年（1734）捐资购地创办漏泽园，收儿童20名左右，其中1/4为孤儿，教以百家姓等课程，庙会、官绅捐资作为办园经费。清朝末年，清政府昭示各省、府、州、县设置蒙养学院，城内坊厢、乡镇设置蒙养学堂，并规定蒙养院或蒙养学堂分公立和私立，学制四年。清政府光绪年颁布的《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直接促进了幼儿教育的发展。光绪二十九年（1903），商州丹凤县崇正书院改为商州中学堂，内设蒙养学堂，聘邵荫堂任教习，招生授课。此后，其他地区也相继设立蒙养学堂，开展针对幼儿的启蒙教育。如1904年洛南县借峦庄罗汉洞设蒙养学堂；安康地区到1909年已建立起16所蒙养学堂。这些蒙养学堂虽属启蒙教育，但不少学生年龄较大，超出幼儿阶段，且教学不分年级，学无定制，教无定规，基本还是私塾性质。但总得来说，幼儿教育构成了陕南地区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师范教育。陕南地区师范教育起步较慢，“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政府颁布的《奏定任用教员章程》规定：初等小学堂正副教员、高等小学堂正副教员，暂以师范传习生、简易师范生充选。”对学堂教员聘用的规范直接促进了师范教育的产生。1905年，商州中学堂增设商州师范传习所，后改为商州初级师范学堂，是陕南地区较早兴办的初等师范教育。1909年，汉中南郑县的汉南中等学堂附设初级师范学堂；1906年，旬阳县创办师范传习所，首开安康地区师范教育先河。到1907年，陕南地区师范学堂只有4所，学生人数不足一百人，且师范学堂多集中在各府地，县级只有石泉县建立有师范学堂。这种缓慢发展既表明当地对教师需求的明显不足，也说明了经济落后地区发展教育的艰难与不易。尽管如此，陕南地区师范类学堂的发展对于解决本地区教育教员之缺具有重要意义。

女子教育。1906年2月，慈禧面谕学部，振兴女学。1907年，学部拟订《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及《女子小学堂章程》。女子学堂章程的颁布是中国女子学校教育的开始。其教育宗旨“以养成女之德操，与必备之知识技能，并留意使身体发育……”，并且规定入女子小学堂一律禁止缠足。陕南地区女子教育因此有所发展，兴安府办女学在1908年“镇坪县在县城设立承德女子小学堂一处，教授女红”，1909年，兴安府地区方已有5所女子小学堂。1910年，商州地区胡启虞在前‘蒙养学堂’地址设立‘商州女子初等小学堂’。”但受女学教育宗旨及本地区落后的社会环境制约，陕南地区女子教育发展很缓慢。虽然这些女学堂主要以教授女红等技艺为主，谈不上文化知识教育，但在当时落后的陕南也是一种开化与进步。

职业教育。在清政府推行新政和鼓励实业的刺激以及地方政府官员的大力支持下，陕南地区职业教育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长期以来，陕南是传统以农业为主的农业社会，所谓的职业教育主要集中在蚕桑、农林等农业领域，“初等农业以‘教授农业最浅近之知识、技能，使毕业后能从事简易农业’为宗旨”，而工业方面的技能教育几乎空白，且主要集中在少数留坝、安康、紫阳、商州和南郑几个县区内。

清末陕南地区教育发展评价

清末陕南地区的教育发展是以书院改学堂为开端，总体与全国情形大体相同。自1901年起，陕南地区进行了书院改学堂建设，最终建立起了蒙养学堂、初级小学堂、高级小学堂、中学堂和实业教育学堂的教学机构。劝学所在各地相继建立，初步形成了近代教育行政机构；教育内容与教学形式也较之以前有了较大变化，在各级学堂课程内容中设置了自然科学等课程。这些都可视为陕南近代教育的开端。

总体而言，清末陕南各地的各类教育都有所发展，基本形成了由初级小学堂到中学堂的教育体系。但就其学校数量及学生人数来看，这种教育规模还比较小，远未达到教育普及的程度。同时，由于缺少相关教材和必要的实验器材，使得一些课程形同虚设。而在以培养“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通才为目的教育宗旨下，“四书”、“五经”仍占据相当比重的教书内容，不难看出传统教育对近代教育的拘佑。加之教学设备、教育经费、师资力量等自始至终的生存困扰因素，使得清末陕南地区的教育发展虽有一定进步，但更多表现为步履阑珊、举步维艰。

陕南地区教育近代化表现为以书院改学堂为契机，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建立起教育体系。近代化过程经历前后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从而表现出时间上的阶段性；各地区发展不均匀，在地域上表现出不均衡性；政府自上而下的方式推行使得内容上具有外部输入性，但同时又带有本地特色。陕南的教育近代化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尤其是书院改学堂，是陕南近代教育的基础。尽管由书院改为学堂后，还明显带有旧传统的痕迹，但这是传统教育向近代化教育转轨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

（作者为延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注释】

①安康地区志编纂委员会编：《安康地区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101页。

②镇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镇安县志》，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48页。

③商南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商南县志》，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年，第645页。

④⑦季啸风主编：《中国书院辞典》，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70页，第476页。

⑤陈谷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史资料》（下），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489页。

⑥王炳照，郭齐家等编：《简明中国教育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73页。

⑧汉中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汉中地区志》，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年，第1484页。

⑨金林祥主编：《中国教育制度通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72页。

⑩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第426页。

安康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安康县志》，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654页。

陕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陕西省志·教育志》，西安：三秦出版社，2009年，第1101页。

朱有献：《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下），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658页。

镇坪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镇坪县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53页。

冯光裕：《续修商县志稿》（校勘点校本），商洛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2012年，第524页。

陈青之：《中国教育史》（下），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