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小说是形成于浪漫主义时期的文学体裁,其中哥特小说是最能体现浪漫主义文化中丰富想象力的小说流派,倍受大众喜爱。它探索了小说中人物甚至是读者对于未知事物的恐惧,并且用神秘和悬疑的情节吸引我们通读全文,让女性在浪漫中感受真实,备受启迪。
【关键词】女性哥特小说;英国浪漫主义时期;情节特征;
在西方文学史的众多有影响的小说流派中,流行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国哥特小说是其中颇为独特而又极具影响的小说流派之一。从传统意义上来说,批评家一般将哥特小说分为两种,一种是男性哥特小说,一种是女性哥特小说。男性哥特小说的特点是:它的描写对象主要是对社会禁忌加以逾越的男性主人公,涉及到“某个独立的僭越者与各种社会体制,如法律、教会、家庭的对抗。”在这类小说中,大多数会出现死尸、杀人、鲜血等对感官形成强烈冲击的恐怖镜头。
尽管逾规者在结尾处会得到惩罚,小说却重在呈现“他与邪恶结盟时体会到的诱惑与痛苦,美丽与恐怖。”文本时常流露出对此类“恶棍———英雄”既斥责又赞赏的矛盾情绪。与之对应,在女性哥特小说中,我们看不到具体的血腥恐怖场景,小说并不追求感官刺激,而是靠悬念取胜。女性哥特小说主要围绕女性与迫害者之间逃避与追逐的情节展开,“读者对事件的理解往往被局限在主人公的视角,文本聚焦于女性的恐惧与焦虑。”男性哥特小说中的“恶棍———英雄”变成了女性哥特小说中需要驱逐的邪恶力量,这种文类体现了女性为捍卫自身的贞节、名誉、身份和逃避男性欲望等所做出的努力。
浪漫主义盛行时的英国社会正处于经济和工业发展的繁盛时期,人们生活稳定舒适,而女性们还是处于男性社会的附属地位,作为家庭主妇,她们在家中除了处理好家务之外,主要靠阅读打发自己的闲暇时光。生活中的一成不变和单调乏味,使得很多女性都喜爱上哥特小说这种富于幻想、恐怖刺激但又不失浪漫结局的文学形式,这也促使很多女性作家摆脱了现实条件的束缚,发挥自己丰富多彩的想象力,将自己的所思所想、所爱所恨寄托于女性哥特小说之中的主要原因。女性哥特小说是一种探索真实与超自然、可知与已知界限的空想的小说。它也探索了小说中人物与读者对于未知事物的恐惧,并且用神秘和阴谋的情节吸引我们通读全文。传统的女性哥特小说故事都发生在过去或其他国家,如德国或意大利,而父权体制场所(如天主教教堂等)常为故事发生的地点,小说基本围绕美丽而善良的女主人公受到父权恶棍迫害的命运展开。
女性哥特小说中个性突出的角色、紧张悬疑的情节和神秘莫测的环境变化,让读者沉浸在女性哥特小说所营造的浪漫玄幻的氛围之中欲罢不能。
一、古老神秘的哥特式背景
英国浪漫主义时期的女性哥特小说的情节设置也别具一格,令人恐惧、引人入胜但却不失浪漫玄幻的氛围,成为在众多浪漫主义小说中最具吸引力的作品之一。女性哥特小说作家通常试图将自己与作品划清界限,她们常让故事的叙述者生活在与自己现实生活或文化有一定距离的年代。比如,埃莉诺·司丽斯的四卷书《莱茵孤儿》就清晰地向我们展示了早期的女性哥特小说通常具备的特质:发生于德国地域(或发生在信奉天主教的国家以便运用天主教的迷信传说或教堂);早期历史的背景;贫困的拥有神秘过去的女主人公;一个孤儿;残酷的亲属;具有贵族血统的性侵犯者;女主人公被引入的已破败的城堡;其他偶尔介入的诗歌或故事中出现的来增加神秘气氛的角色———这些因素都为女性哥特小说打上独一无二的烙印。我们从中也会意识到:浪漫主义早期女性哥特小说作家们运用这样的写作手法的目的,显然在巧妙地掩盖作品反映的问题,即假装暴力事件没有发生在现实生活之中。
她们力图将现实中的事件隐匿在古老神秘的哥特式背景里,不想过于惊世骇俗。从根本上说,浪漫主义时期的这些女性哥特小说作家并不想让现实社会中的男权主导者察觉她们对男权统治的不满,由此可知,她们的女权意识尚在萌芽阶段。这也是为什么这段时期女性哥特小说中女主角多伪装成腐朽男权社会压迫下的完美顺从的受害者,[2]与此同时,她们又运用“消极—挑衅”和受虐狂的策略来达到战胜男权制度的目的。[3]这种“通过伪装和展示弱点”的策略和意识形态,即为黛安娜·朗·霍维勒在其评论作品《哥特女性主义:从夏洛特·史密斯到勃朗特姐妹的女性职业化》中所说的“哥特女性主义”。
二、母亲角色的缺失
在《圣经》中,夏娃由于蛇的引诱而偷吃禁果,从此必须承担孕育之苦来赎罪,女性哥特小说的作家们也许是受这一启迪,在其小说中的母亲角色常被设置为缺失,没有母亲保护的女主人公在家庭中常处于不安全地位,备受威胁。如埃莉诺·司丽斯的女性哥特小说《莱茵孤儿》,在第一段中就让我们认识了住在日内瓦(玛丽·雪莱的小说《弗兰肯斯坦》也发生在同样的地方)附近山谷的村舍里的天主教徒朱莉·德·茹滨。在第四段出现了一位自称为某贵族马尔卡塞·德·蒙费拉的特使的陌生人。这个女人带来了一封信和一个女婴,她找到了朱莉并让她抚养这个孤儿。当朱莉得知马尔卡塞这个名字时所表现出的吃惊,让我们感到她以前认识她,我们立刻感觉到她的身世就如这个女婴的身世一样扑朔迷离。
随即她母亲的离世让朱莉也成为了孤儿,朱莉和女婴都成为母亲缺失后独立在男权社会反抗并要生存下去的女性角色。在某些作品中,即使提及到母亲角色,也会以魔鬼母亲或继母形象出现,这样的母亲角色就变为男性所惧怕的表达女性愤怒的、破坏父权社会正常规律的神秘、邪恶力量的代表了。例如,女巫通常都被视作滥用男性权利来表达女性暴怒的代表。这种恐惧在瓦尔特·司各特的小说《拉美摩尔的新娘》里女巫埃尔斯在北贝里克山(这里的“山”实际暗指判决女巫的社会法律)被吊死的片段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种以母亲缺失或其成为邪恶根源为主的情节的写作手法,为我们最初解读女性哥特作品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三、浪漫主义结局
安·拉德克利夫是浪漫主义时期最著名的女性哥特小说作家,她以克拉拉·丽甫对于浪漫主义的重要性、自然性和女性的区分为基础,创立自称“浪漫主义或幻想主义”的女性哥特文学模式。她的小说与瓦尔普的《奥特朗多》和刘易斯的《修道士》的恐怖、血腥的哥特小说完全不同,小说中相对于恐怖因素,更重视幻想因素,她写魔幻的情节多是想掩盖她作品中常强调的强奸或强迫女继承人结婚的意图,因为根据1753年的《哈德威克法案》,这样的意图是极度危险的,而且会被称作是违法行为。
我们从她开始的成名作《森林中的传奇》《西西里文罗曼史》《意大利人》的标题中,就可感到它们的浪漫主义气息远比哥特模式浓重得多。通过用她称作的幻想主义来美化自己的小说,拉德克利夫使她写的这类女性哥特小说变得缺少威慑力,但却充满美妙的幻想。这样,在这些女性哥特小说中可以继续以传统的表现手法描写被绑架或被监禁的女主人公在危急时刻被心爱的骑士解救的浪漫主义故事,或讲述没有继承权的女主人公嫁给富有的绅士故事,就像《傲慢与偏见》中的伊丽莎白·班奈特嫁给了达西这样的故事,这样的情节,要比以恐怖和惊悚为主要情节因素的传统哥特小说更富有传奇色彩。
当时的女性哥特小说作家们用这种幻想手法赋予小说乌托邦式浪漫的结局,以此作为对现实的批判性工具,并将其真正的目的掩藏在美好幻想之中,用较为温和的方式对男权主导的社会进行隐晦的批判。英国浪漫主义时期的女性哥特小说是当时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文体形式[4]。它向读者们描述独立坚强、多愁善感的女主人公如何在恐怖神秘的困境中摆脱父权的迫害与统治,最终幸存下来,并且按自己的意愿生活下去的过程。
虽然当时的作者们并没有清晰的女权意识,文中的女主人公们也多是从一种暴力父权中解脱出来却又投入于过于理想化的男性怀抱之中,但这些作品却会委婉地反映当时的父权社会对女性种种的不公和压迫,试图教会女性如何在这样的社会中保存自己,最终获得一定的自由。
[参考文献]
[1]陈榕.从女性哥特主义传统解读伊丽莎白·鲍恩的《魔鬼情人》[J].外国文学,2006,(1).
[2]黄芳妮.《红字》中的哥特女性主义因素[J].飞天,2009(16).
[3]於鲸.从边缘到中心———国外英国哥特小说研究史述评[J].国外文学,2008,(1).
[4]王晓真.《呼啸山庄》与英国女性哥特小说研究[D].开封:河南大学,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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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主义时期女性哥特小说情节特征研究
2016-09-25 来源:兰州教育学院学报 作者:郭晶;王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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