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朝末年,西方海权思想勃兴,海上贸易兴起,荷兰作为新兴资本主义国家来到中国,意欲凭借其海上力量占据澎湖,并以此为据点控制福建沿海贸易,由此引发了明末澎湖之役。战争的结果是荷兰人战败退出澎湖。明政府组织这场战役的目的是为了捍卫国土,客观上战争也促进了中西交流,使得明朝的火器制作技术得到改进,东南海防建设重新提上议程,也促使东南亚海上贸易蓬勃发展,给中荷双方都带来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明朝澎湖之战；荷兰入侵；火器；海防建设；中荷贸易；
    【基金】福建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明末澎湖之战研究”(项目编号:201510399054)
 
    明朝末年,东北局势紧张,内部统治又岌岌可危,而此时的西欧各国则进入大航海时代,而中国作为国际贸易航线上重要的一环,成为各西欧国家争夺的焦点｡而16世纪末,荷兰同西班牙交恶,西班牙所有港口对荷兰人关闭｡荷兰人别无选择,只能自己寻找一条通往亚洲的新航路｡起初,荷兰人“未敢窥中国”,[1]卷325想要夺取西班牙在吕宋､澳门的殖民地,但是吕宋､澳门防守严密,荷兰人并未得逞,只得转而北上寻找新的港口｡在中国商人的建议下,荷兰人将目光对准了澎湖｡澎湖是漳州､泉州的门户,又是东西海上必经之途,“去兴化一日水程,去漳泉二郡只四五十里”｡[2]卷37由此,拉开澎湖之战的序幕｡
    一､荷人的入侵
    荷兰人觊觎中国,最早开始于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荷兰并不是传统朝贡贸易体系下的国家,加之中国对外国人抱着警戒心态,因而荷兰的通商请求并未获得明政府的同意｡此时海商李锦向荷兰人献计“漳南有澎湖屿,去海远,诚夺而守之,贡市不难成也”｡[3]荷兰人听后,遂派舰占领澎湖｡福建当局加强海防,积极备战,并派遣都司沈有容同荷兰人交涉谈判,最终荷兰人“扬帆去”｡[1]卷325但是荷人并未死心,在天启二年(1622年)八月二日,荷兰人第二次占领澎湖,开始在澎湖筑城,该城“四方各一百八十呎……备有稜堡四个”｡[4]18同时荷兰派遣舰队驶至漳州海面,封锁漳州门户,企图以武力威胁中国同荷兰通商｡荷兰人船长威·伊·邦特库撰写的著名的《东印度航海记》中,描绘了荷兰人在福建沿海烧杀劫掠的情形｡
    十月十八日,荷兰人在漳州“烧毁中国帆船多至六七十艘”,并登陆洗劫;十一月二十五日,“(荷兰人)派出3艘单桅帆船进入河内……向中国人猛烈进攻”;十一月二十九日,“烧掉整个村庄,掠夺到了各色各样物品”;十二月二日,“抢劫了另外一个村庄”;十二月二十日,“‘哈勒姆’号夺获了七条舢板”;天启三年(1623年)一月十四日,“袭击一艘中国帆船”;一月十八日,“袭击五艘中国帆船”;二月十日,荷兰人又“纵火焚毁两个村庄”;二月十二日,“抢劫了两个村庄”;二月二十日,“夺获一艘中国帆船和十四名中国人”;三月三十日,“夺得了两艘中国帆船和一条渔船,上有二十七人”;五月一日,截获中国商船一艘,“其中载有二百五十人之多”｡[5]对于中国俘虏,荷人则把他们先集中至澎湖岛上,强迫中国人筑城,据记载共有1150多名俘虏,役死者571人,所剩下的579人被遣送到巴达维亚,然后出售到其他地区作为奴隶｡[4]19荷兰人通商之请未被许可,恼羞成怒,尽显海盗本性,对中国沿海大肆骚扰,给中国人民带来了诸多灾难｡
    二､明廷的应对
    针对荷兰人入侵的原因以及是否同荷兰通商的问题,明朝人则有较大的分歧｡一些人认为荷兰人来华在于拓地求利｡明代学者张燮认为,“佛郎机据吕宋而市香山,和兰心慕之”,[6]卷6因而占据澎湖｡福建巡抚商周祚也认为“(荷兰)其志不过贪汉财物耳”｡[2]卷33对于荷兰占据澎湖,他们更多的是认为“欲逼此土以为香山澳之续”｡[7]602因而他们主张同荷兰通商,刑部官员王临亨更认为:“海中之澳,不止一香山可以互市……多一澳多一利孔｡”[8]但是另一些官员则认为荷人假意通商,意在入侵中国内陆｡沈历声曾说:“(荷人)断想是元怀作反之意｡”[6]卷6南居益也说:“(荷人)筑城据胜,实怀久假之心,荐食启疆,每作横敌之势｡”[2]梁本卷47游凤翔更认为荷人占据澎湖,“进足以攻,退足以守,俨然一敌国”｡同时,他援引宋理宗时期蒙古人在襄阳城外置榷场最终导致宋灭亡来佐证荷人意在侵略中国｡
    卷37二派争论不休,南居益曾派千总陈士瑛与荷兰交涉,荷方提出三点要求:第一,应准荷兰人在中国沿海互市;第二,应割让澎湖予荷兰人;第三,应禁止中国与葡萄牙､西班牙二国之贸易｡并以武力要挟“若不允市(指通商),必动干戈”｡[2]卷37鉴于此,明人决定出兵收复澎湖｡
    三､澎湖之战
    天启三年(1623年),明廷任命南居益接替商周祚担任福建巡抚,备战澎湖｡当年九月初五,明熹宗下旨:“红夷狡诈,为患方深｡巡抚官着督率将吏,悉心防御,作速驱除｡”[9]至此,澎湖之战已正式得到朝廷的支持｡中荷开战,迫在眉睫｡天启四年(1624年)正月,福建巡抚南居益“移会漳泉,募兵买船”,[2]梁本卷47着手出兵收复澎湖｡正月初二,南居益委任王梦熊为先锋,“由吉贝突入镇海港”｡最终迫使荷兰人“退守风柜一城”｡
    接着,南居益命都司顾思忠等人增援,发动第二次攻击,荷军“犹然不去”｡四月,命孙国桢督同水标刘游击､澎湖把总洪际元前往娘妈宫会师,于六月十五日发起第三次攻击｡此时,明军总兵力已有万人,兵船二百,而荷军仅九百余名｡七月初三,明军分三路齐攻,七月十一日,荷兰人示降｡十三日,“(荷兰人)拆城,起运米下船”｡[2]梁本卷47荷兰残军逃至台湾｡荷兰人第二次占据澎湖共约二年两月,最终以中方得胜收场｡战役结束,荷将高文律等被押解至北京,明熹宗“祭告郊庙,御门受俘,刑高文律等于西市,传首各边,以昭示天下”｡明朝军队重驻澎湖这一战略要地,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中国东南沿海海域的安全,故而对澎湖之役有人赞云:“复祖宗百年疆土,弘敷远略,舒庙堂宵旦焦劳,有如今日者哉｡”
    四､历史影响
    澎湖是东南沿海的一个海岛,且荷兰远在西欧,距中国甚远,此次入侵之举,和明代东北边疆满清的骚扰相比较,对明人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但是要论及影响,则不可小看｡战争是交战双方综合实力的考量,武器的优劣是决定胜负的重要因素之一｡中荷交战,使明朝人认识到荷兰的船坚炮利,正如《东西洋考》所云:“或谓荷兰长技,唯舟与铳耳｡”[6]卷6而且荷兰的火铳威力巨大,可“洞裂石城,震数十里”｡荷军火炮除了威力巨大,而且已经有了自动退膛的功能,“每铳张机临放,推由窓门以出,放毕自退”,而与此相比,同期明军的火器,以虎蹲炮为例,“(虎蹲炮)发之适足以中伤出燃此炮之人,且炮大不可多得,数炮又不能退虏,而群炮又不得齐发,适败我事”｡[10]陈继儒也说,巨铳乃红夷所恃长技,“长丈有咫,能毒人于二十里外”｡[11]由此可见,中荷火器技术差距很大｡明人在澎湖之战中击败荷兰,完全仰仗明军人数众多,以众胜寡,明军“焚彼一舟,须用火船十只”,[7]604可见中荷火器技术差距之大｡鉴于此,一些明朝的有识之士便主张向荷兰学习火器制造的技术｡
    早在泰昌元年(1620年)九月,荷兰海船在广东曲江近海沉没,广东地方当局派人下海打捞,得大小荷兰铜炮二十余尊,后经过修整,令习火器者演放｡天启元年(1621年)五月,荷兰海船在福建近海触礁沉没,当地百姓潜水获得荷兰的大炮,献给福建地方当局｡同时荷兰人为了达到通商的目的,还以荷兰大炮为礼物,献给福建地方当局｡[11]天启三年(1623年)底,“红夷目高文律藉通事洪庆宇为好言,献其大铳二门,小铳五门为质,求互市”｡[11]明廷更是注重仿制荷兰等西方国家先进的火炮,对于因研制火炮而死的技术人员给予优恤｡正如明实录所云:“试验红夷大铳,命戎政衙门收贮炸裂伤死夷目一名,选锋一名,著从优给恤｡”[2]卷37在收复澎湖之后,明人着手仿制荷式火炮并用于布防,“泊大舟处所,各筑铳台,照夷式造大铳数十门”｡
可见荷兰的火炮对明人造成了深远影响｡明人在仿制荷夷的火炮基础上经过屡次改进,最终生产出了令满洲人闻风丧胆的红夷大炮｡从海防建设角度来看,澎湖一役使明朝人认识到福建沿海地区海防建设的重要性｡故而兵部上书建议应在以下几方面加强海防建设｡
    一是在澎湖增加驻兵｡朝廷鉴于荷人登陆澎湖如入无人之境,给福建沿海地区带来无限灾难,着兵部“专设游击一员,驻扎澎湖,以为久经固圉之”｡[7]603在澎湖地区原有兵员的基础上再增加1169名,使澎湖地区的驻兵增加到2104名,这大大增强了澎湖的防卫能力｡
    二是加强福建沿海地区卫所同澎湖地区的联系｡澎湖为漳､泉二郡门户,而中左又在漳､泉之间,是为战略要地,故而将原中左驻扎的“水陆信地兵军并听调遣”｡鉴于中左之地守备兵员不足,故“移南路参将扎守扼漳泉上游”｡对于永宁地区,认为永宁为泉州门户,故“移泉南游击驻扎,以资控制”｡至此,结束了澎湖地区汛期无兵守备的窘境｡三是提升澎湖驻军等级｡澎湖地区原为“南路节制”,故而军事决定权较低,现今改为“副总兵衙门兼协守职衔”,大大提高了澎湖守军的军事决定权｡
    四是增加兵饷｡澎湖地区每到汛期,驻防人员便会撤防,而如今则增加兵饷,使驻兵“长戍澎湖,不许收汛回来”,对于春冬两汛时期驻守澎湖的兵员“每月加给行粮三钱”｡
    五是屯田澎湖,开发渔业｡在澎湖中墩山南北和龙文港地区开垦良田,“所获子粒一切不问”,同时“招置沿海渔船”,共同开发澎湖以备军｡[7]603从海上贸易航道安全角度来看,澎湖为中国通往南洋贸易的咽喉,若荷人占据澎湖,将对中国的对外贸易造成严重的打击｡中国商人历来就有前往东南亚地区进行贸易的传统｡荷人入侵澎湖,扼制中国出海口,采取各种手段限制中国商人,以此打击中国贸易｡如1615年11月30日,东印度公司发布命令:“禁止中国人向摩鹿加群岛､安汶岛及其他各地运进衣料､绸缎和其他中国商品,不得将白银和沉香､肉豆蔻等香料,运出这些地区,违者将没收船只货物｡”[12]而澎湖之战的胜利,使得通往南洋的航线得以畅通,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中国商船开展海上贸易的安全,有利于中国海外贸易的发展｡从海上贸易的方面来看,澎湖战后使沿海走私贸易蓬勃发展｡荷兰人在澎湖战败后又侵占台湾,以台湾为据点,进行海上贸易活动,但是荷兰人认识到通过武力达到通商的目的是行不通的,他们转而采取同中国沿海走私商合作而进行贸易活动｡
    马尔登·宋克曾经建议荷兰东印度公司“招徕其他地方之中国人前来台湾”以便同中国开展贸易｡[13]马尔登·宋克通过“送布匹等作为礼物”[14]给中国商人,以此来获得中国海商的好感,以便吸引更多的中国商人来台贸易｡同时,荷兰人在中国寻找大量的代理人,通过代理人同中国进行贸易活动｡而著名的海商郑芝龙也曾担任过“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通事”｡
    五､结语
    澎湖之战处于西方海权勃兴之时,荷兰国力蒸蒸日上,大明王朝闭关自守,日渐衰微,此战以明王朝复克澎湖,荷兰败走台湾收场｡在澎湖之战中,明人备边守土,虽一寸山河,也不轻易付诸敌人,一些开明知识分子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的事例时有发生,沿海商人及部分地方官员对发展海上贸易的重视,当然,日后海禁政策的松动,允许私人贸易的开展等等使我们看到一丝曙光,这都是让我们值得欣喜的地方｡但是正如列宁所说:“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到了另一个房间｡”清军入关,一味地采取闭关锁国之策,最终使中国未能赶上时代发展之洪流,日后沦为“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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