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我们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新发展，也是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我国各方面的社会主义事业，都需要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来重新审视和总结，发扬成绩，改正缺点，继续前进。我国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也需要这样做。
为此，首先要正确理解以人为本。人不是孤立的、抽象的个体，而是属于一定社会形式，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人在历史上是划分为民族和阶级的，民族性和阶级性成为人的基本特性，二者都是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历史的社会特性。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是两大基本的社会问题，而民族问题又比阶级问题更长期，更复杂。
　　在阶级社会里，在存在阶级压迫的时候，不可能实现以人为本。我国古代曾提出过“民为邦本”、“民为贵”、“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之类的思想，看到人民对其统治政权巩固与否的重要作用，从而主张对人民减轻一些剥削和压迫，是有进步意义的。但这种思想都是从巩固、加强对人民的统治出发的，不是以人为本，从为人民谋利益出发的。西方14世纪开始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其主要思潮人文主义，由对神的崇拜转为对人的崇尚，对解除中世纪宗教和教会对人的束缚，反对封建统治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按照其原则建立起来的社会不过是用资本主义的剥削压迫制度代替旧的剥削压迫制度。费尔巴哈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主张的人本主义，是以抽象的人为前提的，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无产阶级才能真正提出和实行以人为本。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就是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宣言》和《资本论》均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未来的新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1］
　　民族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开始形成了。摩尔根把古代社会组织分为氏族、胞族、部落和民族四个阶段。马克思说：“部落联盟是与民族最近似的东西。”［2］恩格斯也说，结成永久的部落联盟“就朝民族的形成跨出了第一步。”［3］所以，早在人类划分为阶级之前，就有了民族的划分。我国一部分少数民族直到解放前还处在原始社会或原始社会末期，没有形成或者没有最终形成阶级。在阶级消亡之后，民族还会存在很久的时间。毛泽东说：首先是阶级消亡，而后是国家消亡，而后是民族消亡，全世界都是如此。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基本消灭，但民族还继续存在着，并且还将存在一个很长的时期。
　　在阶级存在的时候，在一定的条件下，民族问题会同阶级问题交织在一起，特别是当一个民族的剥削阶级侵略、压迫其他民族，引起被压迫民族的反抗时更是如此。但决不能由此就一般地认定“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这个错误的说法把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混为一谈，在过去“左”倾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对我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关系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明确指出，这个说法是错误的，马恩列斯和毛泽东都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中共中央关于转发〈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人民日报还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评所谓“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进一步说清了问题。实际上，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是两种性质不同的问题，而且民族问题比阶级问题更长期，也更复杂。更长期，已如上述。更复杂，一是因为民族内部不仅有剥削阶级、压迫阶级，还有大量劳动人民，民族间的关系不仅涉及同剥削阶级、压迫阶级之间的关系，大量是不同民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到剥消阶级基本消灭之后，便基本上成为不同民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情况就是这样。二是因为民族问题就其内容来说，不仅要推翻民族压迫，求得民族解放，实现当家作主管理本民族的事务，而且还包括各民族团结起来共谋发展，实现共同繁荣。我国各民族过去长期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剥消，都很落后，少数民族更为落后，在实行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以后，各民族团结起来，共谋发展，一面逐步缩小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一面逐步缩小以至消灭国内各民族间的重大发展差距，就成为我国民族问题的最关键、最核心的问题。三是因为民族问题还包括民族文化和民族文化间的关系问题。民族文化是民族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和积累起来的，包括民族感情、民族性格、民族精神、民族心理素质、民族语言文字、民族风俗习惯等等，成为民族强固的内聚力和坚强的纽带。民族文化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充分表现了民族问题的复杂性。亨特顿提出的著名的“文化冲突论”，是片面的。文化冲突是有的，当前突出表现在美国霸权主义对阿拉伯世界的侵略扩张和阿拉伯世界反侵略扩张，但民族文化关系的主流，是民族文化相互合作，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和吸取，达到共同发展和提高。我国几千年来，各民族文化之间虽然也有过这样那样的冲突，但主流是和而不同的关系。既承认差异性，发展丰富的多样性，又相互合作，相互借鉴吸收（如鲜卑族魏孝文帝提倡汉文化、改胡俗，满族入关后大量吸收汉文化），形成以汉文化为主导、各民族文化各展特色、互相辉映、多姿多彩的灿烂文化图景。
　　在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动乱都与民族问题有关。民族问题是国际政治斗争的一大热点。在我国，正如胡锦涛指出的“民族问题始终是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4］，必须充分认识其长期性、复杂性、重要性，并在民族工作中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理论与中国各民族的实际相结合，实行了一整套正确的富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政策，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民族观。可以说，我国是古今世界上民族问题解决得最好、最成功的国家之一，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所瞩目。美国高盛公司资深咨询顾问舒亚?库珀?拉莫著文指出，“北京共识”作为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模式，已经取代了人们已广泛不信任的“华盛顿共识”，不仅适用于中国，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值得效仿的榜样。但是，我们也曾经走过弯路，在“左”倾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混淆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严重干扰和破坏了党的民族政策，给少数民族和我国民族关系造成很大危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大力进行拨乱反正，恢复和发展了党的正确的民族政策，巩固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逐步走向发展和繁荣，迎来了我国民族工作和民族关系最好的时期。但是，也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和问题。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做好民族工作。
　　在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中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涉及一系列的问题。
　　首先是民族平等问题。剥削阶级对民族抱有很多偏见，如把民族区分为优等民族和劣等民族，对弱小民族实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在我国旧社会，也存在民族压迫制度，民族之间是不平等的。解放后，我们党和国家彻底废除了民族压迫制度，实行真正的民族平等。但是，历史上形成的民族偏见、民族歧视、民族隔阂，流毒很深很广，严重影响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其表现主要是大汉族主义和大民族主义（在少数民族中还存在地方民族主义或狭隘民族主义）。所以，我们在解放后做了大量工作来克服大汉族主义和大民族主义（同时也要克服地方民族主义，但那一般不是重点），取得了重大成效。邓小平指出：“只要一抛弃大民族主义，就可以换得少数民族抛弃狭隘民族主义。我们不能首先要求少数民族取消狭隘民族主义，而是应当首先老老实实取消大民族主义。两个主义一取消，团结就出现了。”［5］但这不可能一劳永逸，必须继续在干部和群众中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党的民族政策的教育，普及民族问题的基本知识，克服两个民族主义的残余流毒。
二是民族团结问题。民族既要平等，又要团结。二者都关系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都关系以人为本。毛泽东说：“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6］民族团结，则国家统一，事业兴旺；民族纷争，则国家分裂，人民遭殃。世界上很多国家民族纷争，互相屠杀，经济破坏，大批人民流离失所，根本谈不上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幸福，根本谈不上以人为本。
　　我国自古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是我国历史的主流。历史上也曾经发生过不少民族争斗，但那只是为了争夺政权，不是要实行民族分离，即使在魏晋南北朝、宋辽金元、明清之间等民族争斗十分激烈的时期，都是这样。到了近代，我国各民族都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各民族只有团结对敌，才能求得解放。解放以后，各民族只有团结建设，才能摆脱落后地位，达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没有民族团结，就没有以人为本。在近代，在个别民族中，如西藏十三世达赖，在帝国主义的挑拨和勾引下，曾经进行过民族分裂活动，但后来他看穿了帝国主义的阴谋，转变了态度，撤换了亲帝分子，恢复了同中央政权的关系。这对我们各民族都是很好的教训。
我国各民族长期共同生活在统一的国家中，民族间形成了大分散、小聚居、互相杂居或交错聚居的格局，各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形成比较密切的联系和许多共同性。建国以后，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亲密关系更加发展，共同性更日益增多。但民族差别和民族特点将继续长期存在。我国民族关系，过去是、今后还将长期是“和而不同”的关系。一方面要和，要团结，谁也离不开谁，特别是汉族和少数民族谁也离不开谁；另一方面，必须承认民族差别，尊重和照顾民族特点、民族感情、民族传统、民族文化。不讲“和”（团结），或不承认和照顾“不同”（差别、特点），都不能正确处理民族关系，造福国家和人民。随着我国各民族由不发达走向发达，民族意识的觉醒、增强是自然的，但必须是两个民族意识即中华民族意识和个别民族意识都得到增强，并把二者统一起来。
　　三是民族区域自治问题。我国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体现在国家政权上，就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邓小平说：“解决民族问题，中国采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国联邦的制度，而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我们认为这个制度比较好，适合中国的情况。”［7］（P257）这也是在我国民族问题方面保证以人为本的基本制度。这项制度既能保证和维护国家的统一，又能保证民族自治权利的行使。必须使这两方面有机地统一起来。没有国家的统一，就谈不上民族自治的权利。不尊重民族自治的权利，也就不能保证国家的统一。我们看到世界上一些国家，由于不承认、不尊重民族自治的权利，而导致民族纷争以至动乱和战争，就是明证。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同时又使少数民族能当家作主，充分行使民族自治权利。我国宪 法保障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健康发展和民族自治权利的正确行使。但过去“左”倾错误混淆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以阶级斗争为纲来对待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些民族自治地方被取消或合并于一般地县组织，有些则名存实亡，使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受到很大的破坏，民族自治权利遭受很大的损害。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中央大力纠正了这种错误，并在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了更为完善的规定，更充分地保障了民族自治的权利。但在实际生活中如何保证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有关规定得到充分贯彻执行，难免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需要不断加以解决。民族区域自治法也需要在贯彻执行中不断总结经验，加以修改，使之与时俱进，更加趋于完善。
　　培养大批少数民族干部，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根本措施。解放前我们党就培养出一批少数民族革命干部，他们中不少人成为建国后各民族的领袖人物和高层干部。建国后，党和国家更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办了许多民族干部培训班和多所民族学院，并采取特殊措施（如在内地中学办西藏班、新疆班，高校办民族班、民族预科班），培养民族干部和专门人才。现在民族干部已达280多万人，但发展不平衡（特别是小民族人数较少），结构不合理（行政干部多，专业人才少；一般干部多，高层次骨干不足）。今后要重视高层次骨干的培养，特别要加大各方面专业人才的培养。党和国家培养各方面专业领军人才和高层次领导骨干的计划，也应当注意把少数民族纳入其中。邓小平指出：“要树立一个选拔民族干部的标准，注意培养和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干部问题具有极端重要性、少数民族地区工作能不能搞好，关键是干部问题。对思想作风正派，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又有突出工作表现和一定资历的同志要大胆提拔上来，甚至放到很高的领导位置上来。”［8］这应当作为我们培养和选拔民族干部的根本指针。
　　四是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问题。我国民族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必须保证并促进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否则这种政策和制度都是空的。“发展是硬道理。”我国各民族在近代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远远落在发达国家之后，迫切需要发展自己。我国少数民族，由于历史的原因，发展更加落后，许多少数民族直到解放前还分别处于原始社会或原始社会末期、奴隶制社会、农奴制社会、封建地主社会，经济和文化十分落后，与发展较为先进的汉族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不平等状态。建国以后，党和国家一方面帮助这些少数民族改革社会制度，使他们先后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大力帮助他们发展经济、政治和文化，以期逐步消灭历史上形成的事实上不平等的状态。经过改革和多年的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正在摆脱贫穷落后状态或极其贫穷落后的状态，总体上进入小康。这是我国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的伟大成就，充分体现了我国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以人为本的精神。但是，这种长期历史形成的事实上不平等的状态不是短期内能完全消灭的，其间又经过“左”倾错误造成的大曲折。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少数民族地区加快了发展的速度，但由于东部地区发展速度更快，又进一步拉大了东部汉族地区与中西部少数民族之间的发展差距。现阶段，我国民族问题比较集中地表现为如何帮助少数民族加速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这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三个“统筹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
　　邓小平十分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他指出：“我们的政策是着眼于把这些地区发展起来。”“中国的资源很多分布在少数民族地区，包括西藏和新疆。如果这些地区开发起来，前景是很好的。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7］（P246-247）他在祝贺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时题词：“加速现代化建设，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7］（P407）更有重大意义的是，他提出了“两个大局”的伟大发展战略。他说：“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7］（P277-278）根据这两个大局的设想，党中央提出和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在西部大开发中，党和国家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在西部地区（包括广大少数民族地区），一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改变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基础设施严重落后和生态恶化的状况；二是加强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扭转教育、卫生落后的状况；三是调整经济结构，加快特色经济、优势产业的发展；四是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逐步解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障碍。同时，吸引外资和东部地区的资金向西部转移。西部大开发给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近年来少数民族地区更加快了发展的步伐。以2004年上半年为例，除贵州、西藏外，西部各省区GDP增长速度都超过了12%，其中内蒙古达18.7%，保持全国第一。西部大开发中的各项重点建设进展顺利。可以说，西部大开发不仅对于促进地区间的统筹发展，而且对于民族间的统筹发展，都提供了强有力的动力。
　　但是，需要指出，建国五十多年来，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中也出现过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失误，需要按照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重新审视，总结经验教训，使发展更好地造福于各族人民。
　　首先是要正确解决少数民族地区资源开发与少数民族的发展和少数民族群众利益的结合问题。我国的自然资源很多都在少数民族地区，这些资源的开发，不仅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而且对全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有重要意义。如何把国家对这些资源的开发与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和少数民族群众的利益很好地结合起来，可以说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民族问题方面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
　　第二是民族发展与资源、环境、生态相协调问题。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中的一大教训，就是破坏了资源、环境和生态，而不是把发展致富与资源、环境、生态的保护结合起来。一是超载过牧造成草原严重退化和沙化。90%可利用的草原已不同程度地退化、沙化、碱化。必须以草定畜，实行圈养和禁牧、休牧、轮牧，以利于草原自然修复。二是森林严重过伐。1998年大洪水虽有气候异常的原因，但主要是森林过伐的恶果。近几年来，针对这种情况，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在大江大河中上游严禁森林采伐，并在一般林地大大调减采伐任务，各少数民族地区都应提高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严格执行中央和国务院的决定。三是水资源不足，又过量使用，浪费和污染严重。必须开源节流，以节约为主，特别要大力节约农业灌溉用水。同时，要加大污染治理，对严重污染河流的企业必须坚决关闭，不能手软。矿产资源开采中存在“吃菜心”的现象，难以计量的资源被白白扔掉，决不能再听之任之。
　　第三是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问题。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固然不足，社会发展更为滞后，特别是教育、卫生和科学文化严重滞后。要遵照科学发展观，统筹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加快教育、卫生和科学文化的发展。应大力开发民族文化产业，使之成为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新亮点。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94.
　［2］（德）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摘要［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96.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92.
　［4］做好新形势下的民族工作，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N］.人民日报，2004-10-23（1）.
　［5］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63.
　［6］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7］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邓小平年谱［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7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