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致使东北三省很快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接着，日本加紧对华北的经济侵略，继续武装走私和非法掠夺，为侵略全中国做各种准备。一时间，中国国内阶级关系发生新的变化，抗日救亡运动在各地蓬勃兴起。在此关乎国家、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奋举抗日大旗，广泛组织动员各族人民，在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由反蒋、逼蒋到联蒋的抗日运动，经历了一个探索、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艰难过程。
　　一、中国共产党率先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立即向全国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强烈谴责日寇的侵略暴行。第四天，又作出《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州事变的决议》，指出：“党在这次事变中的中心任务是：加紧地组织领导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大胆地警醒民众的民族自觉，而引导他们到坚决无情的革命斗争上来。”号召广大群众参加东北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第七天，各地区苏维埃政府驻沪代表，联合发表《中国各地苏维埃政府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告全国民众书》，呼吁全国人民“坚决的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之后又连续不断发表了几十项动员和号召全国民众积极行动起来投入到抗日运动中去的宣言和文告，对于当时唤起民众、鼓舞士气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号召下，全国民众纷纷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潮。国民党内的一部分爱国将领出于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不满，也纷纷举起抗日反蒋的大旗，如在北方的冯玉祥、方振武，在南方的蒋光鼎、蔡廷锴、李济深等，都在前线或率领部下或与当地的红军一起对日本侵略者进行英勇的抵抗。国民党左派人物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人也于1932年12月发起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公开揭露和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政策和专制独裁统治，并与工人、学生、知识分子、商人等近30个进步团体组成国民御侮自救会，开展民众救亡运动。1935年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北平学生数千人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爱国示威游行并罢课，杭州、广州、南京、天津、上海、长沙等地的学生也先后响应，支援北平学生的爱国斗争。学生运动后来迅速扩展到社会各界，全国范围的爱国救亡运动很快形成。
　　与全国民众声势浩大的爱国救亡运动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政府，他们不仅对日一再妥协退让、丧地失权，而且继续穷兵黩武，调集百万大军对共产党进行第四次、第五次的“围剿”内战。此时的中国共产党不但要负起发动全民族抗战的历史重任，而且还要抵御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在这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的严峻情形下，中国共产党及时作出了建立广泛的反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以武装起广泛的爱国民众，进行一场最伟大、最艰巨的民族革命战争，以保卫中国的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的大规模武力“围剿”，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救国旗帜，揭露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提出了一系列反蒋抗日的口号和宣言，组织了武装反抗蒋介石政府对工农红军的军事进攻，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不断地探索。但由于这一时期是王明“左”倾错误在党内统治的时期，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终于未能摆脱只做下层统一战线工作的局限，犯了严重的关门主义错误，给革命和抗日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损失。
　　瓦窑堡会议讨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等问题，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会议之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作了进一步阐述。按照瓦窑堡会议精神，中国共产党及时采取了下层统一战线与上层统一战线并举进行的方针，一方面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另一方面着重加强对爱国民主人士、民主党派领导人、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及蒋介石等上层人物的统一战线工作，使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鲜明地区别于西欧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成为当时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一条最完善最强有力的策略路线，极大地促进了人民抗日力量的发展和抗日战争的胜利。这是毛泽东对革命、对民族、对人民的一大历史性贡献。
　　二、党在抗战初期的民族统一战线实践
瓦窑堡会议确立的下层统一战线与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相结合的方针，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标志着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由抗日反蒋开始向逼蒋抗日转变。
一是政治上继续对蒋介石保持高压政策。抗日反蒋时期，中国共产党主要是通过舆论宣传，将自己的抗日反蒋主张宣传出去，呼吁社会各界积极行动起来，参加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中来。这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前的准备阶段。在政治上可以说是在牵着蒋介石的牛鼻子往前走。到了逼蒋抗日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不仅继续牵着蒋介石的牛鼻子，而且还从后边用棒打、用火烧，逼迫他往抗日的路上走。这期间，中国共产党积极团结、争取爱国民主人士，先后在全国形成了巨大的抗日浪潮。为动员更多的社会政治力量，仅1936年的一年时间内，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先后给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宋庆龄、蔡元培、许德珩等以及国民党将领甚至蒋介石写信近30封，鼓励支持爱国民主人士的爱国主张和活动，宣传解释共产党的抗日救国政治主张，提出今后合作的要求和希望。对一些比较顽固的亲蒋分子甚至蒋介石本人，讲明利害，晓以大义，促使其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中共领导人的赤诚感召之下，许多爱国民主人士，忘我投入到抗日的激流中来。
　　二是军事上积极争取更多的抗日力量。面对日本侵略者并吞全中华的虎狼野心，只靠一党一派的力量，是难以奏效的，必须组织起浩浩荡荡的统一战线大军。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当时的武装力量存在着武装割据的实际情况，积极争取地方军阀势力走上抗日道路。主要争取的军事力量，有广东军阀陈济棠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山西的实力派阎锡山和东北、西北军张学良、杨虎城。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虽然是地方军阀，但在抗日的大问题上，态度比较明朗。为表示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不满，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毅然发动了“两广事变”，将所属军队改称为“抗日救国军”，并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帜，与南京政府形成对峙之势。中共中央积极支持这一爱国举动，毛泽东、朱德联名发布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两广出师北上抗日宣言》，称赞他们的义举，表示“愿意同两广当局缔结抗日联盟共同奋斗”。李宗仁等感念中共抗日之诚意，派代表到陕北与共产党订立《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确定了双方的合作关系。张学良在东北失守以后，长期替蒋介石背负卖国求荣之骂名，因此，内心充满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和对蒋介石的不满。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为解除国民党军队对陕北根据地的威胁，实现西北地区“三位一体”的抗日局面，对张学良、杨虎城及其领导的东北军、西北军做了大量的劝导争取工作。终于感动张、杨二位将军，形成了双方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经济通商等协议。张学良还建议共产党从外部逼，自己在里面劝，从而促使蒋介石有可能改变错误，走上抗日的道路。中共中央采纳了张学良的意见，随后将“反蒋抗日”的方针改为“逼蒋抗日”。这一重大策略的转变，不仅团结了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广大官兵，而且得到社会各界和其他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广泛支持。共产党与东北军、西北军合作关系的确立，不仅促成了西北地区局部抗日局面的形成，而且对全国范围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建立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是直接对南京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开展统战工作。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从1927年起，就把中国推入了十年内战的深渊，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可谓仇深似海，尤其是共产党，在白色恐怖之下，有无数革命先烈死于国民党之手。要化干戈为玉帛，要变昔日不共戴天之仇敌为携手抗日的盟友，并非易事。但是，中国共产党胸怀博大，不计前嫌，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毅然以最大的诚意谋求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为此，中国共产党和蒋介石的南京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初步谈判，以促使蒋介石走上团结抗日的道路。应该说，其时蒋介石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受到了损害，他的统治受到了威胁，但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同时也为了取得苏联的支持和援助，蒋介石还是适当调整了对内对外政策。但蒋介石始终对日本帝国主义存有幻想，长时间处于极端动摇状态中。他一方面仍坚持对红军实施“围剿”，另一方面又做出姿态接受共产党政治解决问题的主张，以赢得苏联的支持和援助，达到“收编”红军的目的。无论蒋介石出于何种目的，毕竟是一次有望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机会。对此，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双方的谈判。毛泽东首先通过《救国时报》发表谈话，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不分党派，不问过去关系，联合全国各方面组织统一战线抗日救亡，这是中国苏维埃政府以至上的决心和诚意提出的政策。”之后又通过各种会议研究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通过各种渠道发表和传递中国共产党关于联合抗日的决心和诚意。可以认为，中国共产党自瓦窑堡会议之后，所有的会议、文件、谈话、信件、发表文章等的主题几乎全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容有关。不仅如此，党除了认真对待每一轮谈判外，还不断在行动上主动调整苏区的土地政策、工商政策，并将“人民共和国”改为“民主共和国”。这一时期，尽管中国共产党作出最大的诚意和让步，但是，由于蒋介石受到美英的支持，后来竟公开提出政治解决问题的前提是共产党放弃军队的苛刻条件，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国共合作终未能实现。不过，有了这次两党将近一年的接触，为后来的两党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一定程度上作了准备。
　　四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发生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的现实必然。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曾多次力劝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然而蒋介石不但不予采纳，反而一意孤行，甚至增派大批嫡系部队入陕，并率领陈诚等十几名军政要员亲赴西安，催逼张、杨加紧“剿共”。西安事变在全球引起强烈轰动，一时震撼了国内外的各种政治势力。日本帝国主义更是力图借此机会进一步挑起中国更大的内战，以全面侵占中国；英美为使其在华利益不受损害，主张与张、杨妥协，继续保持蒋介石的统治。此时的国民党内部，也是内讧迭起，以汪精卫、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立即调遣军队，进攻西安，以扩大内战；亲英派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等希望和平解决。最关注事态发展的莫过于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从抗战全局出发，提出了解决事变的基本方针：坚决反对新的内战，敦促南京和西安之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联合南京的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揭露并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利用拥蒋的口号，发动内战的阴谋；给张、杨以积极实际的援助，使之彻底实现西安事变后提出的抗日主张；作军事防御准备，防止亲日派的“讨伐”进攻。同时应张学良的邀请，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率代表团前往西安，与张、杨一起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发动与和平解决，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胜利，使面临危亡的中华民族，重新实现了由内战到团结抗战的历史转变。正如毛泽东所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作为西安事变发动者的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功不可没。
从大革命遭遇挫折到抗日战争前夕这10年，是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并达到政治上成熟的重要时期。这10年中，虽然党在指导思想上几度犯过“左”倾错误而使革命事业遭受严重挫折，但党终于依靠自己的力量克服了这种错误，在民族矛盾和国内阶级矛盾错综复杂的形势下，采取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的方针，保持住了土地革命时期的主要革命成果，迈向抗日战争的新时期。
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功绩和宝贵经验
　　抗日战争是近百年以来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战争。它打破了近代中国在抵抗外国武装侵略作战中屡战屡败的历史，洗雪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来的民族耻辱，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到重新振起的转折点，为中国的独立和解放奠定了基础。在八年的艰苦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所有的人民武装力量，作战12万多次，抗击了侵华日军的60%和伪军的90%以上。消灭日、伪军171万多人。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和她领导的人民军队、爱国的民主党派、全国同胞和海外华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抗日战争也引起中国国内各派政治势力的大变化。这次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继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后的第三个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党把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结合起来，正确处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坚持为维护全国团结抗日，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而斗争。大多数中国人通过抗日战争的实践对共产党有了正确的认识，并给予大力支持。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中许多人，通过抗日战争，明显改变了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同党建立起友谊。八年抗战中，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虽然只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认真贯彻而被国民党所拒绝，但它已成为全国人民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旗帜。在全面抗战路线的指引下，中国工人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海外华侨、一部分地主买办阶级，以不同形式，参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抗日战争成为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起了政治领导作用。抗战结束时，在全国人民中，大都承认共产党和国民党是国内的两大政治力量。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社会政治生活中所占的份量，和抗日战争前相比大大加重。
　　中国抗日战争取得完全胜利的关键，在于形成并基本坚持以国共合作为主要内容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时期的统一战线经验，主要是坚持了四个原则： 
　　（1）求同存异的原则。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要以弱小的综合国力战胜处于帝国主义阶段的日本，就必须实行民族的大团结、大联合，建立起以国共两大军事、政治势力为主的统一战线。而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是阶级基础和性质完全不同的党，特别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以后，国民党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反革命屠杀政策的指导下，无数共产党人遭到杀害，两党处于不共戴天的仇视状态。但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从国家和民族大局出发，以博大胸怀，捐弃前嫌，提出与国民党第二次合作，求抗日之大同，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下，在许多非原则性问题上作了让步。经验告诉我们：统一战线必须坚持求同存异；国共两党只要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管过去积怨多深，是能够在大目标下统一起来的。
　　（2）既统一又独立的原则。为了抗日，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原则；同时由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血的教训，要求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国民党是当时的执政党，它对共产党的既定方针是限制以至消灭。如果共产党事事都同国民党统一，都征得国民党同意，那只能是将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向国民党全面投降。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不仅制定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确路线、策略，使统一战线得以维持，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也使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性、先进性得以保持，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3）又联合又斗争的原则。以蒋介石为首的亲英美大资产阶级，是国民党政府中的当权派、实力派，但又是反共的顽固派。要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必须与他们联合；要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必须与他们的顽固反共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并在斗争中不忘记联合抗日的大目标。为此，中国共产党对顽固派的斗争，采取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尽管蒋介石政府在八年抗战中搞了不少摩擦，掀起过三次反共高潮，但终未发动全面内战，没有退出抗日统一战线。应该说，这是又联合又斗争策略原则正确运用的结果。
　　（4）坚持依靠自己力量和争取外援相结合的原则。中国共产党从日本侵华战争爆发起，就一再明确指出，在中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主要是依靠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靠全国人民自己的力量。但也争取国际反法西斯的国家和人民的援助，特别是苏联的援助。这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不可缺少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