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民主党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同盟军，抗战胜利的丰碑上也刻着他们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关键词］抗日战争 统一战线 民主党派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803（2005）06-0080-03

　　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作为全中国人民意志的代表，领导和推动了伟大的抗日战争，浴血奋战于抗战最前线，成为全民族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中国青年党、中国国家社会党、第三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华职业教育社和乡村建设派作为抗日战争时期的民主党派，是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倡导者、组织者和参与力量，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同盟军，他们在抗日战争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申明大义，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日本帝国主义几乎兵不血刃地占领了东三省，而后，又把侵略的魔掌伸向了华北。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各阶层、各党派、各军队停止内战，全国人民联合起来一致抗日。
　　中国共产党的正义呼声得到了民主党派的积极响应。各民主党派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秋，以民族大义为重，捐弃前嫌，主张全面抗战，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1935年11月，第三党在港九召开第三次全国干部会议。会议决定将第三党改组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以下简称“民解”)。会议通过了该党的《临时行动纲领》，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即要“结成联合战线”。在《告同志书》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组织反日阵线”的主张，呼吁“一切革命的党派，在目前民族生死的最后关头中，应该放弃其宗派的偏见，在反帝反日战争和土地革命两大原则之下，形成巩固的联合战线，组织统一的行动机关”［1］。12月，中国共产党瓦窑堡会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十条行动纲领后不久，“民解”即发表《组织反日阵线提议宣言》，呼吁“以最快的速度，组成全国的‘反日阵线’”［1］。1938年3月1日，“民解”在《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抗战时期的政治主张》中指出:“这次反抗暴日侵略的战争，乃是中华民族争取生存的最后时刻。抗战的利益，包含一切人民的利益，除少数甘作亡国奴的汉奸而外，全国上下，不分党派，无间朝野，为民族利益计，为自身及子孙计，都应该牺牲其特殊利益、财产生命，一致团结，共同向战胜暴日的一个目标前进。”并提出了“民族至上，民主至要”的口号［2］。?
　　1935年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并号召“停止内战”，“开放民众组织，保护救国运动，迅速建立起民族统一战线”，“释放一切政治犯，共赴国难”［3］（P65-66）。1936年5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全救会”)宣告成立。“全救会”对中国共产党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表示积极响应，并公开呼吁国共两党合作，建立民族联合战线。1937年7月9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了《为保卫北方紧急宣言》，要求政府实施抗战国策，给人民以抗日活动的自由；号召人民团结起来，打击主要敌人［3］（P346）。7月10日，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武装民众抗日、实行民主政治、实行战时计划经济，释放除汉奸以外的一切政治犯等八项政治主张，并通知全党，投入到抗日战争的第一线［4］。7月15日，为促成各党派合作抗敌，“全救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等联名发表公开信，全面阐述了建立“民族救亡联合战线”的基本立场，认为抗日救国必须“依靠全民族的一致参加”，必须使“联合战线”巩固扩大起来［5］。?
　　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都表示拥护政府抗战，拥护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拥护建立民族抗日联合阵线。乡村建设派领导人梁漱溟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主张把大中小学教员疏散到农村去，开展民众抗日活动，并希望国共两党团结抗敌。极力主张“教育救国”的中华职业教育社 (简称“职教社”)在其领袖黄炎培领导下，自抗战开始以后，一直坚持全民抗战的主张。属于民主党派右翼的国家社会党和中国青年党，虽然在政治倾向上亲国民党，但都愿意与共产党合作，并且主张积极抗战。如中国青年党提出：“今日中国的抗战”不应该“只是士兵的抗战”，而应该是“全民的抗战”，要求国民党当局给各党派发动组织民众参加抗战的权利［6］。?
　　综上所述，在抵御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问题上，各民主党派坚持抗战立场，拥护抗战国策，坚决拥护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二、坚守大节，全力以赴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各民主党派不仅在道义上坚持抗战、支持抗战，而且在行动上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表现出不畏强暴、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民族气节。?
　　1、大力宣传抗日救亡斗争。 “民解”为了宣传抗日、团结、民主三大宗旨，先后创办了《铁掌》、《抗日行动》、《进步时报》、《草原》、《妇女知识》、《大学文艺》、《南针》和《南方青年》等刊物。民解华北区的北京市委还在华北大学和女子文理学院等处与中共党员合办了多种宣传抗日救亡的刊物。?
　　1937年8月19日，“全救会”的邹韬奋在上海创办《抗战》三日刊。救国会许多成员都在该刊上发表文章，宣传抗日。12月，沈钧儒、李公朴等人在武汉创办《全民周刊》。1938年7月，《全民周刊》与《抗战》合并，改为《全民抗战》三日刊，由邹韬奋主编，每期销量达30万份。邹韬奋除编刊外，还从事进步书刊的出版发行工作。他创建的生活书店，在西南、西北各地设立许多分支机构，仅《战时读本》、《大众读物》就销售500万册以上。9月，胡愈之等创办《国民公论》旬刊，沙千里、刘江陵等在武汉创办《大众报》(周报)。?
　　第三党在各地创办《抗战所要》、《前进日报》、《抗战青年》、《抗战农村》、《抗战妇女》、《抗战华侨》等刊物，鼓动抗日。职教社等党派也以报刊和短训班等形式，进行抗日宣传。民解中央迁到武汉后，章伯钧与中共驻武汉代表团联系，得到周恩来等同志的帮助，创办了机关报《前进日报》和《抗战行动》杂志。?
　　这些刊物以书、报、刊为武器或阵地，在“全民动员，抗战彻底”的口号下，“通俗易懂、面向大众”，宣传抗日救亡，倡导民主进步，并深受民众欢迎，对提高人民抗战意识和抗战热情起到了很大作用，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
　　2、全力以赴支持武装抗战。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中华职教社在供应前方军需、战区救济、救护以及慰劳、捐募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黄炎培、江问渔、杨卫玉等“职教社”领袖联络上海地方人士组织了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支援19路军抗战。黄炎培曾亲自率全家老幼赶制丝棉背心，慰劳19路军将士。职教社还利用其特殊社会联系面，向实业界及社会各界多方征募军需品，支援抗日军队。在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战和绥远抗战期间，黄炎培曾4次亲自携带募捐的大批物资和现款，赴北平前线慰劳抗日将士。“七·七”事变的第三天，黄炎培、江问渔等即致电29军军长宋哲元，声援华北抗战，热情勉励和支持29军抗战。?
　　救国会在“八·一三”抗战期间，组织民众团体参加救护、慰劳、运输等工作，大力支持抗战官兵。上海沦陷后，他们组织物品慈善义卖会，筹措捐款，支持江南抗日的新四军将士。上海职协等救国会组织两次派出“上海各界民众慰劳团”，通过敌伪封锁线，秘密赴皖南、苏北慰劳新四军。?
　　其他各党派也采取各种方式，积极动员各自联系的民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大力支持武装抗战，为祖国的抗战事业贡献了力量。?
　　3、踊跃参加对日作战。“七·七”事变后，第三党的许多干部积极奔赴前线，参加对日作战。1937年8月，该党成员黄琪翔担任了第8集团军副总司令，参加淞沪抗战。9月下旬，当日军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时，黄琪翔率所部与日军血战两昼夜，该党成员裘期懊等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之后黄琪翔受命先后任第26集团军、第l 1集团军总司令，积极率部抗击日军。宁沪失守后，该党成员季方在华东敌后任战地党政委员会指导员，联络和组织地方武装抗日。该党成员刘春与中共配合，深入华北农村，开展游击战争。第三党的其他成员在广东组织“民众抗日游击队”，在新平、佛岗、增城一带开展游击斗争。?
　　“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沙千里等迁至武汉后，热情接待从平、津、沪、宁等地流亡到武汉的爱国青年，把他们中的一些人介绍给八路军办事处，转赴延安参加抗日斗争。该会还成立战时训练班，对青年进行军政训练，并组织部分青年参加军队，奔赴前线抗敌。该会的许多成员响应中共号召，进入敌后抗日根据地，参加八路军和新四军，直接参加对日作战。
　　三、顾全大局，积极协调国共两党合作关系
　　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的关系，是影响和决定抗战进程的重要因素；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是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前提和保证。基于国共两党团结的重要性，各民主党派着眼民族大义，忍辱负重，积极斡旋，做了大量的协调工作。?
　　1、提出解决国共冲突的基本原则。为避免国共两党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冲突，民主政团同盟在1939年11月制定的《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中提出了“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主张。强调军队须属于国家，军人只能效忠于国家，“非任何个人所得而私有，亦非任何党派所得而私有”。民主党派认为，国共两党冲突不断摩擦时起的症结所在，是由于“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各有主义，各有区域，各有军队”。国共两党军事的对立，彼此互相牵制了对方一部分武力，致使中国所拥有的兵力不能全部用于对外，而且在地方局部摩擦中，牺牲了若干爱国抗日的力量。这一问题的根本解决，“必须彻底做到政治民主化，使军队国家化，专用之于国防”。鉴于军队国家化的口号往往易为掌握政权的政党所利用，民主政团同盟一再强调，军队国家化的前提条件是“政治必须实行民主，不以国家政权垄断于一党”。因为国家成为真正的民主国家之后，才能保障在野党派的权利，在野党派才能放心交出政权，任何党派才不必用武力保障其地位，而且执政的国民党的军队也必须交给民主化的国家［7］。虽然这一设想不可能为国民党所接受而未能实现，但民主党派对于维系国共两党团结抗战的努力是不可否认的。?
　　2、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安内”、“剿共”政策。“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国民党政府不但不抵抗日寇，反而把主要力量用于剿共，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并疯狂地镇压国内的抗日救亡运动，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民主党派从民族利益出发，坚定地支持中共的抗战、团结、进步方针，竭力维护国共两党团结合作。?
1936年1月4日，民主政团同盟的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发表《对时局宣言》，严厉谴责蒋介石政府“安内攘外”和镇压抗日民主运动的反动政策。?
　　5月，“全救会”在其成立宣言和政治纲领中，对国民党当局“攘外安内”政策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这是放弃了共同的大敌，消耗了自己的力量，方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7月15日，“全救会”领导人沈钧儒等在联名发表的关于团结御侮的《公开信》中，也要求蒋介石放弃“先安内不攘外”的政策，“联合各党各派，开展民众运动以共纾国难”。?
　　1937年7月7日，中共中央提出了“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面进步—反对向后倒退”的三项政治原则，得到了民主党派的赞同和响应。1941年初，国民党制造了血腥的皖南事变，并于3月到7月间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受到了全国人民，尤其是民主党派的强烈谴责。邹韬奋主持的《人民抗战》及胡愈之主持的《国民公论》，均发表了反对内战、反对分裂、谴责国民党顽固派反共罪行的文章，结果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查封。民主党派对蒋介石的“安内”、“剿共”政策无情地揭露批判，为国共两党团结合作关系起到了一定的稳定作用。?
　　3、竭力斡旋国共两党正面冲突。抗战时期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实际上扮演了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人调解人的角色。由于在团结抗日、争取民主等方面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基本一致，因而民主党派的这一角色，首先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欢迎。国民党迫于国内民主压力，对党派领导人的这一角色，也表示认可。如1940年7月1日，黄炎培“与左舜生同见蒋介石于军事委员会……亦谈及中共问题，蒋嘱以公正人资格参与”［8］。各民主党派在调解国共关系中，坚持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竭力斡旋，积极协调。?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抗战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开始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不断制造摩擦，从而使国共关系日趋紧张。1939年4月到11月，国民党顽固派连续制造了博山、深县、平江和确山惨案。许多新四军或八路军以及游击队的干部战士被杀害。继而，国民党动用大量军队，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发动进攻，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此间，1939年9月，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在重庆举行。第三党参政员章伯钧、青年党参政员左舜生、国社党参政员张君劢等36人联名提出《请结束党治，立施宪政以安定人心，发扬民力而利抗战案》。章伯钧等55名参政员、救国会王造时等37人、张申府等21人、职教社江恒沅等40人也都纷纷向大会提案，要求结束党治，加强团结、增强抗日力量。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独裁政策，维护了国共之间的合作和统一战线内部的团结。?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一手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皖南事变，数千新四军将士惨遭国民党军队剿杀，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这一罪恶行径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强烈谴责。“民解”领导人彭泽民与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于1月12日在香港联名通电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严正要求蒋介石国民党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慎守总理遗训，力行吾党国策，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9］。同时，“民解”在港党员联合各界400余人，联名给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发出了制止内战通电，要求国民党当局“正式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存在，重新建立各党派间平等合作的正常关系，并具体解决党派间的纠纷摩擦，以避免奸人之挑拨离间，妨碍团结”［10］。“全救会”领袖沈钧儒在得知事变消息后，异常愤怒，大声疾呼“要团结抗日，反对分裂”。此外，中华职教社、中华教育社等党派团体的领导人也纷纷发表谈话、通电或宣言，声讨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倡导国共重新合作，希望国共两党领导人迅速“解决两党纠纷，放弃前嫌，重修兄弟之好”［11］。?
　　1943年7月，国民党下令驻守黄河的6个师和原封锁边区的50万军队，向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消灭边区，打倒共产党”，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在国共两党矛盾又一次激化的形势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致书蒋介石，要求国共合作，共同抗战，共同建国。他指出:“国民党与共产党各有主义，各有区域，各有军队，能否合作，实为国人所深切关心”［7］（P16-17）。由于我党事前揭露、声讨并在军事上做了充分准备，加上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的反对，国民党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在没有实施大规模的武装进攻的情况下就破产了。正是在我党和民主党派的努力下，第二次国共合作得以维持到抗战胜利。?
　　总之，民主党派以其特有的方式，坚持抗战，争取民主，维护团结，为抗战胜利和中华民族的独立做出了重大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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