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徽州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产生了蜚声海内外的徽商，也孕育了独具特色的徽文化。徽商在徽文化的创建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一是徽商在经商致富后竞相兴建富甲商居，创建了独树一帜的徽派建筑艺术，丰富了中华文化宝库。二是“贾而好儒”是徽商的重要特征，也是胜于晋商的高明之处。他们兴办族学、书院，“延师课子”，“十户之村，不废诵读”，极大地推动了徽州教育事业的发展。三是徽商重视张贾求利，更重视张儒求名。张贾张儒、迭相并用，造就了亦商亦官、官商相济的名门望族，发展了社会的经济建设，促进了徽州的文化繁荣。
［关键词］徽商徽文化贡献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曹志，男，黑龙江社会主义学院教授。
徽州历史悠久，早在汉以前就有山越人在此居住繁衍。魏晋南北朝时期称为新安郡，隋唐五代称歙州，宋徽宗宣和三年改称徽州，明清时期设徽州府，辖歙县、黟县、婺源、绩溪、休宁和祁门六县。这个历史格局一直持续到黄山建市之前。现在古徽州的区域绝大部分在安徽省境内，一小部分已划归江西省。
徽州，山川秀美，人杰地灵；教育发达，人文荟萃。在这片优美神奇的土地上，产生了蜚声海内外的商帮群体，也孕育了独具特色的徽州文化。因而享有“商贾之乡”、“文献之邦”和“东南邹鲁”之美誉。
“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过去，徽州以它清幽隽美的自然环境，成为文人墨客向往的“世外桃园”。现在，徽州又以它保存完好的古村镇和灿烂的历史文化，吸引了中外游客、文人学者前来观光旅游和访古探幽。
当我们走进徽州，面对恢宏壮丽的牌坊祠堂，造型优美的廊桥亭塔，宁静肃穆的族学书院，独具特色的官邸民宅和巧夺天工的三雕艺术，谁都会赞叹不已，都会为徽商的智慧才情所折服，都会为徽文化的博大精深而震撼。徽州的历史遗留已经证明：徽商是徽文化的缔造者，徽商对徽文化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徽商在经商致富后，竞相兴建富甲商居，创造了独树一帜的徽派建筑艺术，丰富了中华文化宝库
在我国历史上，随着商品的产生和商品经济的发展，逐渐形成了许多以家族为帮，以地域为伙的商人群体，俗称商帮。明清时期，徽商、晋商、潮商是最著名的三大商帮。徽商则以从贾人数之多、活动范围之广、经营能力之强和商业资本之巨而名列前茅。
徽商起始于南宋，兴盛于明清。在封建社会“商居四民之末”和“有市籍者不得宦”的世俗束缚下，徽州人却能独开“商亦为本业”的风气之先，其原因是由徽州所处的地理条件决定的。徽州“居万山环绕之中，山川崎岖，峰峦掩映”、“山高坡陡、地狭人稠”，自然环境较为封闭与隔绝。“徽地所产之食料，不足供徽地所居之人口，于是经商之业起。”徽州人为生存计，男人“十三四岁往外一丢”，“牵牛车服远贾”。他们利用本地林茶之富、水运之便的优势，走出大山闯荡世界，开辟了一条经商致富之路。由于“徽民寄命于商”、 “皆以货殖为恒产”，所以徽州多商贾，商业气氛也最为浓厚。
徽州商人包袱雨伞、衣敝食疏，耐劳苦、忍嗜欲，逐渐养成了吃苦耐劳的品格和坚韧不拔的“绩溪牛”、“徽骆驼”精神。同时，也由于受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传统思想影响，恪守诚信为本、以义为利的商业道德，再加上他们能审时度势、精于筹算，所以大都频频发迹、家业有成，巨富者甚多，开创了徽商事业的辉煌。如绩溪的红顶商人胡雪岩，早年家境贫赛，外出学徒经商，精明机敏，克勤克俭，广开财路，很快发迹，积资多达二千多万两，富埒王侯。被赞誉为商贾中奇男子，获红顶子、黄马褂之殊荣，人称活财神。棠樾的鲍诚一靠一枚铜钱起家，发迹后成为“上交天子、藏镪百万”的江南首富。徽商致富后，都把资财运回家乡，大兴土木，修建村落豪宅、祠堂书院、牌坊亭塔，扩大了村镇建设规模，使一座座崭新的徽派建筑矗立在山水之间。
建筑是人类文化纪念碑。人类的各种文化理念在建筑上都有具体而丰富的表现。徽州的民居建筑表现得更为突出：一是选址上的风水理论和人文理念。传统的风水理论虽然带有一些迷信色彩，但却蕴藏着丰富的哲学内涵。依山傍水，负阴抱阳的选址符合科学精神，村落映衬在青山绿水之中既富有诗情画意，又在“天人合一”的追求中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徽州的村镇个个都称得上是中国画里的乡村和古徽风情的画册。至于西递村的船型布局、宏村的卧牛结构和呈坎村的八卦构图则更鲜明地体现了“耕读传家”的宗旨和“阴阳相合”、 “一帆风顺”的人文理念。二是整体布局上的开放与封闭。村落布局是开放式的水圳相连、街巷相通。而民居结构则是高墙深院、“四水归堂”封闭式的天井院落。这是常年在外的徽商出于保护财产、禁锢家人的安全考虑而设计的，体现了两种矛盾心里明智的融合。三是建筑规模的外俭内繁。由于受封建等级规范的制约，商居的建筑规模受到限制。聪明的徽商则采取了外抑豪华、内显富有的办法。外部黑瓦白墙简洁平淡，体现了淡泊的哲学理念。内部三雕工艺美轮美奂，象征着主人的财富和地位。四是格局上的历史内涵和民俗意识。徽州的每一座牌坊、宗祠都有丰富的历史内涵，每一个村镇、民宅都是民俗意识的外显。棋盘村的营建格局就体现了二者巧妙结合。棋盘村所有民居一律座南朝北，街巷仿照棋盘方正笔直，宅院则按棋子方位布阵。据说石姓先祖是明朝的开国元勋，又和皇帝朱元璋以棋为友。石姓后裔南迁入徽后，北望中原，追怀感念先祖，而将村落按棋盘方位北向布局。这种奇特的、违背常规的村落格局是历史内涵与民俗意识交织的物化表现。五是装饰上的庄重典雅与精美绝伦。徽州民居的内外部装饰采用的都是石雕、砖雕和木雕。徽州三雕工艺，刀法精湛、技艺超群；造型生动、图案各异；镂空通透、深浅相宜。使装饰在静谧中勾托出动感，在通透中展现出精美。所有木雕均不加油漆，既保留木质本色，又使雕刻在庄重中展现朴素的自然美。如许国石坊的石雕、湖村门楼群的砖雕和宝伦阁、志诚堂的木雕，都称得上是三雕中的珍品。
徽州商人留给我们的不仅是古村镇、古民居，而且是文化内涵极为丰富的徽派建筑艺术博物馆。那些色彩斑斓的建筑就足以说明，徽商用他们非凡的创造力和出类拔萃的文化品位，完成了历史的跨越和文化的超越。
二、“贾而好儒”是徽商的重要特征，也是胜于晋商的高明之处。他们兴办族学、书院，“延师课子”，“十户之村，不废诵读”，极大地推动了徽州教育事业的发展
徽州文化底蕴丰厚，儒家思想根深蒂固。宋代大哲学家、大教育家朱熹的故里就在徽州，新安理学又形成于徽州。所以，徽州名人、乡贤、显宦代不乏人。在徽商看来，贾与儒是相通的，只有亦贾亦儒，才能聚财致富；只有贾儒结合，才能常胜不衰。所以他们“贾而好儒”、重义兴教。就连小本生意起家的马山村叶氏，也设立茂兰家塾培育子孙。至于巨富商贾更是不遗余力去兴办教育事业。明代江南巨富歙县鲍柏庭就曾疾呼：“富而教不可缓也，徒积资财何益乎！”这种振聋发聩的远见卓识，影响和带动了众多徽商去关注教育、培养子孙，从而使徽州的教育事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据《休宁县志》记载：“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新安志》也记载了徽州地区“十户之村，不废诵读。”徽州的教育在我国教育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徽商重视对子孙的培养教育，处处都体现了他们望子成龙的期待和良苦用心。一是让固定的建筑、装饰充分发挥教育功能。厅堂里的匾额、对联、字画都是为宣扬“诗礼传家”的宗旨而设。装饰上的三雕图案表现最多的也是寒窗苦读、进京赶考和封侯拜相等内容。就是让子孙后代耳濡目染，打上功名利禄的思想烙印。二是设立族学、书院，聘请名师教授子孙。据康熙《徽州府志》记载，当时徽州有县学5所，社学562所。《新安志》记载，徽州“书院凡数十，以紫阳为大”。宏村的南湖书院、雄村的竹山书院等一些有名的书院，都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三是苦心劝学、激活子孙的读书潜能。在歙县雄村至今还传诵着一个姐弟劝学的感人故事。内容是说父亲做了高官，而弟弟却顽劣不爱读书。姐姐就苦心相劝，弟弟夸海口说：他日我定为官，且胜吾父。姐姐怕弟弟言而无信，就激他说：你若为官，我当出家为尼。弟弟从此用心读书，果然考中进士，入朝为官并胜过其父。姐姐不食前言执意出家，弟弟为感姐姐劝学之恩，亲自为姐姐就近建造了一座庵堂。类似的故事都生动地表达了徽商对科第传家的渴望。四是用祖训、族规约束子孙走科举入仕之路。歙县黄氏家训规定：“资质颖敏，苦志读书者，众加奖励。”休宁吴氏家规对“无力读书者”做了“当收而教之”的规定。绩溪胡氏《祠规》还做了赏罚的规定：“会试者每人给盘费十两”、“登科贺银五十两”、“甲第以上加倍”，少年读书“不文者罚银二钱。”更为严厉的族规还有“三世无读书、三世无仕官、三世不修谱，则为下流人”的规定。这种激励和警示都收到了明显的效果，致使科举入仕者不断增多，名人学士不断涌现。雄村是一个人口不足2000的小山村，仅在明清两代，中举者就达52人之多，并出现过“同科五进士，一朝三学政”的科举奇迹。有理学渊源的理坑村，历史上先后涌现的文人学士就有92人，留传的著作达582卷，有78卷被收入《四库全书》。休宁县因考中的状元数量最多，而被誉为中国第一状元县。上庄村因出过胡宝锋、胡铁花等名宦和大学者胡适而被称为“文化之乡”。
“贾而好儒”是徽商的重要特征，也是胜于晋商的精明之外。徽州商人对人才需要培养，教育需要投资的真理认知和体验是深刻的。因此，他们“族为贾而隽为儒”，既张贾也张儒，并且肯于花大本钱投资教育事业。晋商虽然也富甲天下，但是他们重利甚于重名。让“俊秀者从贾、才资平者从儒”，其结果是从贾者才智受限，从儒者难中科举。仅以山西省灵石县晋商王家大院为例，明清时期通过考官、捐官和授封的有42人，最高为二品大员。这与徽商的“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一门九进士，六部四尚书”相比，差距是显而易见的。历史已经证明，徽商对徽州教育事业的贡献是突出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三、徽商重视张贾求利，更重视张儒求名。张贾张儒、迭相并用，造就了亦商亦官、官商相济的名门望族，发展了社会经济建设，促进了徽州的文化繁荣
历史上的徽州，大体上是个移民的社会。它既有输入，也有输出。输入的是北方的氏家大族，输出的是遍及全国的徽州商人。古徽州山灵水秀、隐蔽隔绝，是十分难得的“世外桃园”。因此，它就成为中原一些贬谪官宦和失意文人理想的“避世之所”，于是他们纷纷南迁入徽躲避战乱和灾祸。他们的大族之风和文化传统为徽州文化注入了新的因素，并很快与封建科举制度相契合，成为徽州的名门望族。在他们的带动下，徽州本地的一些家族也通过科举之途，入仕做官跻身名门望族。据《新安名族志》统计，到明代中期，徽州地区的名族有84个，其中80%是从中原迁来的。到清代可能数量更多，但尚无史料可考。
亦儒亦商、迭相为用；为官为贾，官商融商；官学商一体化的文化氛围，既是徽文化的显著特征，也是徽州名门望族形成和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徽州商人由于对富能张贾、仕能护贾有深深的感悟，所以对入仕做官有很深的情结。那些世家子弟热衷于读书和考取功名，就是因为入仕做官和荣华富贵是紧密相联的。在封建社会，只有科举入仕，才能朱紫盈门；只有科甲蝉联，才能旺而不衰。因此，入仕做官就成为名门望族形成的重要前提和条件。吴仁安先生分析的更为透彻，他指出：“做官既可以提高个人乃至家族的声望，又可以迅速积蓄财富。因此，族人出仕为官并且代有‘高官显宦’乃是望族形成和经久不衰的关键所在。”他还进一步指出，子孙世世代代做大官是望族代代显赫的先决条件。雄村曹氏家族的发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曹氏先祖为盐商起家，传至曹文植一代开始入仕为官。曹文植25岁考中传卢，即二甲第一名进士，官至户部尚书。乾隆皇帝六次南巡都由他承办，并被饮点为编纂《四库全书》总裁之一。其子曹振镛刚成年就考中进士，从翰林院编修升任吏部尚书，史称父子尚书。曹振镛为官业绩和所获殊荣都胜过其父，官至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学士。嘉庆皇帝出巡时，留守京师代君三月。雄村村口矗立的“四世一品”功德牌坊，彰显了曹氏家族的荣光，也标示了这里就是宰相的故里。曹氏家族的兴旺发达不仅为徽商子弟树立了一个成功的榜样，而且也证明了“科举入仕”是跻身名门并保持望族经久不衰的重要法宝。
徽州的名门望族大都植根于商贾，既有雄厚的资财，又有显赫的地位，有不少望族士大夫还是当时的社会精英。他们潜心治学、勤奋求知，齐家治国、匡危济世，有功于国、有德于民、有惠于乡。他们用自己的资财和奋斗，推动了家乡建设，使徽州地区的经济迅猛发展，一些规模较大的商埠集镇相继出现，形成了“无徽不成镇”的新局面。如屯溪这个千年古镇就是那时发展起来的。它原是新安江、横江、率水三江汇流之地的一个水埠码头。元末明初，徽州商人开始在此兴建商铺、囤积货物、招徕商贾，至清朝初期已经成为物资的集散中心。由于世代徽商的经营和建设，到清朝末年，屯溪已经成为商号林立，客栈遍布的徽商重镇了。徽州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徽州文化的繁荣。新安理学、新安医学、新安朴学和徽派建筑、徽派版画、徽剧、徽菜等文化艺术流派，异彩纷呈、争相斗艳；徽州的牌楼、宗词和古典民居，堪称徽州三绝；以徽墨、歙砚为代表的文房四宝，享誉海内外。所有这一切都与徽州的名门望族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他们的功绩不可靡灭，他们的贡献将永载史册。
徽文化是中化文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徽文化犹如一朵奇葩，在中华文化园林中正以独特的魅力引起世人的关注。只要我们在与时俱进的传承中精心培育，它定会绽放辉煌，香溢中华、名满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