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逐渐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在史书著述、史官建置、史学教育等方面均有突破;此外,史学的发展与以儒学为主干的时代思潮又密切相关,两者呈现出一种相互影响的态势,形成了这个时期独特的史学风度。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史学；儒学与史学；


    自公元220年曹丕取代汉献帝,至公元589年隋帝杨坚灭陈并重新建立起统一的隋王朝,就是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以分裂和动乱为特征,但这并未湮没其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的独特地位｡魏晋南北朝时期突破两汉“经学独尊”的氛围,继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后,又一次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思想自由､学术多元化的时代,儒学融合佛道思想而具有玄学色彩;儒学之外,史学､文学､自然科学也获得了充足的发展空间｡这一时期,史学逐渐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获得巨大发展,史学与以儒学为主干的时代思潮密切相关,两者呈现出一种相互影响的态势,形成了具有魏晋南北朝时代特色的史学风度｡
    一､时代精神及儒学地位的变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获得大发展,与当时的时代精神及儒学地位的变化息息相关｡西汉时期,儒学上升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意识｡在专制统治的庇护下,儒学在不断蜕化,不但对儒家以外的学说进行排斥,同一儒经师法不同者也绝不相通;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今文经学,具有浓厚的神学色彩｡此外,从汉末郑玄之学到魏晋王肃之学,再到东晋郑玄之学的复兴,并没有开辟出一条经学新路,不能吸收外来思想的养料,思想愈来愈僵化｡这样,儒学就把自己困在庸俗的神学之中,失去了经世致用的现实精神,导致儒家的道德之名与道德之实相脱节,逐渐衰落｡封建专制皇权的削弱,人们对经学的独尊地位产生怀疑,开始寻求新的思想寄托｡一些儒者主张用先秦道家的自然无为来净化儒家的名教,突破汉代经学笺注的束缚,抒发自身见解,玄学由此产生,儒家思想丧失了汉代的“独尊”地位｡
    二､史学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既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复杂的动乱时期,又是学术思想不断进步的变动时期｡史学在这一时期冲破儒学的藩篱,呈现出了多元化发展方向｡
    (一)官､私修史并存与并盛
    史官的设置由来已久,东汉以前的史官并非专职,或者参与史书修撰的也未必就是史官｡以修史为专职的史官始于曹魏｡魏明帝太和年间,不但设置专门管理图书资料的机构和官吏,隶属秘书省;还设专门撰写史书的官吏和机构,隶属中书省｡到了晋惠帝元康二年,把撰写史书的官吏与掌管图书典籍的官吏合并于秘书省,设著作郎一人及著作佐郎八人专门修史,并以豪门士族担任,《史通·辨职篇》提到“以大臣领史局,始自晋惠帝”,[1]即指此事｡南北朝时同样有修史机构与官吏的设置,只是名称和就职人数多有变化｡官方修史机构的完备和修史官吏地位的提高,标志着国家对官修史书的重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许多史书,如陈寿的《三国志》､沈约的《宋书》等,都是官修史书｡私家修史之风不仅没有衰落,反而更加兴盛,成为当时史书著述的主要形式,“又自后汉以来,学者多钞撮旧史,自为一书,或起自人皇,或断之近代,亦各其志,而体制不经……”｡[2]私家修史,“各记闻见,以备遗亡”,其编纂形式自由,倡导“秉笔直书”､“成一家之言”,对强调和提高史学家的自觉意识有很大的积极作用｡官､私都注重修撰,致使这一时期出现了一史由多家修撰的现象,据《隋书·经籍志》的不完全统计,东汉史有范晔的《后汉书》等13种､三国史有陈寿的《三国志》等14种｡这种官家修史的进一步制度化和完备化以及私家修史风气的继续盛行,成为该时期史学兴盛的表现之一｡
    (二)史书著述形式的丰富和发展
    东汉后已有起居注体裁出现,魏晋南北朝时期,起居注体史书增多,特别是两晋时期,几乎每一帝王都有起居注,刘宋时人刘道荟曾综合两晋时期的诸起居注撰成《晋起居注》317卷｡除起居注外,在南朝的齐､梁之际出现了实录体史书,《隋书·经籍志》将其归入“杂史类”｡这两种史书体例的出现,为各朝正史的编纂提供了更为丰富和原始的史料｡除了有关正史的修纂外,史注､史论､传记､谱牒､方志及各种汇编类史书也有很大的发展｡此外,魏晋南北朝时期伴随着佛､道二教的盛行,出现了有关佛､道经典和僧､道事迹的记录,如《魏书》始立《释老志》专篇,《隋书·经籍志》概述了汉､魏以来我国佛､道发展的简史｡
    (三)史部目录的独立
    西晋荀勖据郑默《中经》作《兰州教育学院学报》,分群书为甲乙丙丁四部,其中史学书目被列入丙部,独成一类;东晋李充“因荀勖四部之法”编制《晋元帝四部书目》,将史学书目由丙部提升为乙部,次于经部之后,实现了“史部升格运动”｡
    (四)史学教育备受重视
     史学地位的提高,使其得以纳入封建官学教育和科举取士中｡宋元嘉十五年,宋文帝在官学中立史学门类,与儒､玄､文并称四学｡由此可见,我国古代史学正是在魏晋南北朝时,形成了史学史上一种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正如梁启超所言:“两晋六朝,百学芜秽,而治史者独盛｡”
    三､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特点
    周一良先生在谈论到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时,提出了以下几点:“史部著作的独立,摆脱了作为经部附属品的地位;设立专职史官,不再兼管天文历法;史部著作数目骤增;编年纪传两体并重;谱牒之学兴盛;佛教与道教史书在纪传体史籍中正式占一席地｡”[4]除此之外,史学与以儒学为主干的时代思潮的相互影响也是这一时期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
    (一)时代思潮对史学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除了受传统儒学正统史观､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外,从魏晋史家对史学的接受效果来看,史著内容､注释､体例安排及史学思想的发挥均受玄学思潮和佛教典译的影响｡
    1.史书体例方面
    魏晋时期人物传记､谱牒之书的发达深受玄学思潮的影响｡魏晋玄学崇尚自然､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精神解脱,这一时期史家品评人物往往以才性器识为标准,庞天佑先生则更进一步认为,“受玄学的影响而形成的品评人物的风气,使魏晋士人热衷于通过编纂地理志以颂扬风土人物､称道先贤耆旧､反映民情习俗,故兼及地理与人物､物产与风俗的方志体史书的形成也与玄学有关,可备为谈资”｡[5]史注体裁的创新效仿佛教典译｡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注释形式,在继承前人注重名物训诂的基础上,开创了以他史对所注史书进行补阙､纠谬的新体例,深受当时佛教典译的影响｡这一时期开始出现的有关佛､道二教发展历程的记载,如《洛阳伽蓝记》《高僧传》《弘明集》等,兼及社会经济､人物与风情,拓展了史学的研究领域｡
    2.史著内容方面
    佛､道思想的融入和传播,对史家素材的选取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佛､道融入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表现为史书中宗教迷信色彩加重｡3.史学思想方面在史学思想方面,注重对正统意识的强化｡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乱､封建割据政权纷立,统治者继位之初便命史官修史以明正统,史家无法摆脱其阶级的局限性,从各自立场出发,讨论政权并立下的正统归属｡佛教的传入,引发了人们对域外情况的关注,开阔了史家的民族观和世界观｡史学的发展与时代思潮密切相关,正如朱政惠先生曾经提到:“史著可以影响读者的世界观､知识结构､行为方式;读者也可以影响史学的再创造,动史学的再生产｡”[6]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以儒家思想为根基而兼融释､道的思辨思潮｡
    (二)史学对时代思潮的修正
    史学除受到时代思潮的影响外,也积极发挥自己的经世作用,对当时的思潮予以回应和修正｡范晔在其所著的《后汉书》中,对佛教和方术等迷信思想进行批判,称其为“好大不经,奇谲无已”,又言“斯道隐远,玄奥难原,故圣人不语怪神,罕言性命”,[7]指责它们是对儒家思想的偏离;他还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谶纬迷信观点的否定,肯定桓谭“非谶纬”,并称赞他是上才｡唐长孺先生在《魏晋玄学之形成及其发展》中讲到:“东汉末年的新思潮通过长期发展过程,使名教合于老庄的自然,再合于佛教的济俗之务,不但没有破坏,其理论基础更扩大了｡这个思潮的发展并未立时结束,调和三教而以名教为骨干的思想到了宋代理学才完全形成系统｡”魏晋时期的学术气象,呈现出一种对两汉经学思潮的偏离和突破,为隋唐经学､史学的高度发展奠定了基础,亦是宋明理学的开端｡
    四､结语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转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思想自由､学术多元化的时代,这一时期儒学融合佛､道思想而具有玄学色彩｡儒学之外,史学､文学､自然科学也获得了充足的发展空间｡史学在史书著述､史官建置､史学教育等方面均有突破,并逐渐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史学的发展与以儒学为主干的时代思潮又密切相关,两者呈现出一种相互影响的态势,同时,史学也积极发挥自己的经世作用,对当时的思潮予以回应和修正,形成以儒家思想为根基而兼融释､道的思辨思潮,由此而形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风度｡魏晋南北朝史学是中国古代史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开始,它直接影响隋唐时期史学发展,是隋唐史馆修史形成之基础条件,也是中国史学成长起来,并进而发展成为“泱泱大国”的一个过渡阶段,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参考文献]
[1][唐]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唐]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北京:中华书局,2009.
[4]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J].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1987,(2).
[5]庞天佑.玄学与魏晋史学[J].中州学刊,1999,(2).
[6]朱政惠.从接受的角度研究史学———由“接受美学”引起的一个思考[J].社会科学,1986,(11).
[7][南朝]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8]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M].北京:三联书店,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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