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小说《白夹竹桃》以少女阿斯特里德辗转于各个监护家庭为主线,以"残缺的母爱父爱"为基本架构,成功刻画了一幅幅形象、性格迥异的女性画卷。有学者已尝试着从人性及母爱主题等角度对该文本进行剖析,但却往往忽视了作者笔下所描绘的男性形象。本文拟从女性主义视角对该文中出现的为数不多的几位男性人物进行分析,并刍议女性文学中的男权批判误区及女性主义的走向。
    【关键词】《白夹竹桃》；命名；女性主义；男权批判；
 
    成长,很漫长,有时,却是一瞬间｡作为美国当代女作家珍妮特·菲奇的长篇小说处女作,《白夹竹桃》讲述了女主人公自我成长､自我发现的心路历程,可谓是一部女性心灵成长史,正如阿斯特里德所说:“只有到了结尾,我才明白开头是什么意思｡”在母亲英格丽德因蓄意谋杀身陷囹圄后,她游走在一个又一个寄养家庭,“如浮游生物在无边无际的海洋里漂泊不定”[1]22,这些家庭充斥着不同道德修养及水准､不同的价值观和行为处事方式,在各种遭遇下的纠结与彷徨,接踵而至的是一系列的不幸和噩梦,主人公挣扎着寻找属于自己的成长“鸽棚”,在奥德赛般的旅程中,她从中得到了不同的人生教训与领悟,要重获新生与自由就必须要有勇气学会独立,学会抗争与妥协､爱与生存并置,她最终完成了化茧成蝶的蜕变､升华直至超脱｡小说诗意的谋篇､诗意的开头和诗意的画卷,注定了人们会深陷其中产生共鸣,渐渐领会行走人生的理由———用爱来丈量天空｡
    一､狂欢的夏娃与失宠的亚当
    (一)女性书写与言说
    毋庸置疑,珍妮特·菲奇在《白夹竹桃》中以女性身份书写了女性的生活故事､女性的生命体验和女性命运,是以女性感受､女性视角为切入点的女性主体创作实践,实现了对男性世界的叛离,构造了完整的女性经验世界,几乎具备了“女性文学”所有的内在品质｡在小说所搭建的舞台上,女性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演出的主角｡这不只是体现在作者书写时所花费的笔墨和人物出场的时间上,更直接反映在女性体验的凸显和女性话语权的确立上｡她们相对独立,有思想和见解,不再对男人“依恋､幻想､企盼”｡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对母亲英格丽德的描写———在这样一个“妖妇”形象衬托之下,男人从传统文本的中心被放逐搁置到边缘的位置,处于一种集体退席的尴尬处境,男子汉形象几乎大面积坍塌,男人不再是传统意义上所刻画的“高大､坚强､睿智和勇于担当”,其“自私､畏缩､怯懦､优柔寡断”则暴露无遗,无异于一个个失宠的亚当,似乎被放到了“他者”的地位｡相形之下,女性则占据了言说的主体地位｡
    (二)男性解构
    女性创作中所表现出的对“男子汉”形象的解构意向,往往表现在“情”“德”“力”和“胆”四个方面,这一解构意向在珍妮特·菲奇的《白夹竹桃》中尤为凸显｡该作所描述的男性几乎一边倒地在感情维系经营上､在责任担当上､在道德修养上都令人大失所望,他们总是试图肆意索取情感而却并不准备欣赏､拥抱和接纳女性,拒绝踏入女性的内心世界和精神世界｡当巴里出场时,被作者描绘成“比一个逗号还小,像一声咳嗽那样无足轻重｡”[1]6肥羊般的“阴性”男人,觊觎英格丽德的美貌,在诗歌朗诵会上手足无措,面容羞涩但如痴如醉地站在后面看着她,从最初对她疯狂追求抑或征服而大献殷勤,请她听木琴音乐会､看赛马和棒球比赛､讲他的东方之旅以及许诺去巴厘岛,到交往期间与别的女人勾三搭四直至最后毫不留情地抛弃她,足见其玩弄女性的花花公子本性,怯懦又猥琐,当缺少父爱的阿斯特里德问“我能喊你爸爸吗?”[1]13他却压根没想过担当这一角色｡
    对自身的见异思迁而造成的后果,他没有勇气承担,采取了恐吓､求和及逃避的方式,导致了那个或许原本就不应该存在的家庭再度破碎,以及主人公阿斯特里德的流离生活｡这也使得阿斯特里德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同类型迥异的几位男性有了短暂的近距离接触｡但这些男性,几乎无一例外地呈现出集体“雌化”｡雷叔———斯塔尔的嬉皮士男朋友,当被问及“你妻子在哪里?”[1]24他的反应竟是如此地无动于衷,连还是小孩子的阿斯特里德都“感到眩晕”,“那个人姓着他的姓,记着他的往事,正在四处游荡,而他却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1]25他整天在家,不思进取,始终没找到固定的工作,对一切漠不关心又一切依赖于情妇斯塔尔,“他只想和她睡觉｡”
    道明了雷叔的生活状态,当面对缺乏父爱而苦苦寻觅父爱港湾的懵懂少女的情愫时,却把控不住自己的欲望,让她在疯狂与恐惧中结束了洁白无瑕的少女时代,却在东窗事发后对情绪失控､歇斯底里的斯塔尔所做出的过激行为无能为力也无心制止,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溜之大吉,“他是出于什么原因逃之夭夭的”,[1]45是阿斯特里德在中弹后不愿去想却又不得不想的一个问题,这也足见雷叔不能正视现实,在该出来担当的刹那当了逃兵,从而给阿斯特里德内心深处留下了永久的伤痕｡珍妮特·菲奇笔下的雷叔被勾勒成一个无情无德､无力又无胆的自私猥琐形象｡几经辗转后,社会服务工作者为少女阿斯特里德谋到新的安身之所,阿斯特里德被无嗣夫妇罗恩和克莱尔收养,她似乎找到了理想的栖身之地———真正意义上的家庭,女主人无微不至的照料,使得她第一次感受到了母亲入狱后的家庭温暖,然而幸福就像罗恩的身影一样来去匆匆,片刻的和谐终究被家庭中那个一切都是那么光滑､性情平静的他打破｡
    罗恩几乎都不在家,做着传播恐怖的工作———到处搜寻最稀奇古怪的东西､为人们提供电视画面中的恐惧———“一个充满了愤世嫉俗和虚伪的职业”｡[1]88他每次回家,惹克莱尔生气,然后又扬长而去｡他自称是为了谋生而不辞辛劳工作的那种人,自认为是为家庭累得筋疲力尽的丈夫,但这一切却成为他逃避家庭义务与责任堂而皇之的借口,罗恩一点也不了解自己的妻子,“从来不知道她需要什么,但却总以为自己最清楚｡”[1]107可怜的罗恩总是控制着一切,从一家人去度假的一幕不难看出,一切都是他说了算,如选择徒步旅行还是去海滨､一天的活动内容和天气是否适合钓鱼等｡他“拥有整个世界”却假装一点儿也不了解他妻子的内心世界,克莱尔深爱着他,而他不知道怎样去爱克莱尔｡之所以领养阿斯特里德,是因为他打一开始就知道克莱尔想自杀,故而为她找个伴来照顾并监视她,如阿斯特里德所说:“他才是那个知道答案的人｡对现实了如指掌的男人｡”
    明知自己的妻子有自杀倾向,却假装周围一切很正常,自己一飞了事,把所有的过错都推到妻子身上｡罗恩的所作所为最终加重了克莱尔的心理问题,他从不想作为丈夫如何去解决妻子存在的心理障碍,连旁观者阿斯特里德也常说他不理解他的妻子,并在克莱尔死后质问他为什么不多给妻子一点关心和爱｡诚然,克莱尔的香消玉殒更应归结到自身心理的脆弱以及导火索英格丽德的怂恿唆使,但不能忽视罗恩在其脆弱心理形成和崩溃中的负面影响｡作为丈夫,没有担当,只有一味的临阵脱逃,可见自私与虚伪以及对家庭和爱情的不负责任｡在寻找父爱的道路上饱受挫伤的阿斯特里德仍心存希冀,在保罗的陪同下找到了自己的父亲———一位61岁依然平庸的抽象画画家｡当阿斯特里德一再逼问母亲英格丽德有关自己父亲的情况时,也只是得到了像“我也不知道我看中他哪一点了”､“他喝醉的时候比画画的时候多”[1]151等等之类漠然的碎片式回答｡她的父亲是个从来最不拿自己当回事且玩世不恭的人｡在了却了自己长久以来渴盼父爱的心愿后,带着无比惆怅失落的复杂心情,阿斯特里德在酒吧喝得烂醉到呕吐不止｡这一幕折射出女性对哪怕是像父亲那样的男性也一样是“畏缩”“堕落”形象的失望透顶｡
    珍妮特·菲奇在《白夹竹桃》中对传统的父权进行了缺席审判,对男权进行抗争与突围的女性也经历了一段从渴望到失望､从崇拜到不满､从迷失到自省的自我超越过程｡
    二､女性文学中男权批判的误区及女性主义走向
    (一)两性对峙
    西方历史上两次女权政治运动被视为女性主义批评的思想背景,而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则为其提供了哲学基础,随之而来的是女性文学的兴起｡如同早期女权运动中的英美派和法国派在探寻妇女受压迫与歧视时把父权制视为标靶进行批判一样,在女性文学中,男女两性关系被有意无意地进行了二元对立书写,两性或多或少地走向了性别对抗之路,作品中的男女人物往往针尖对麦芒,相互争夺“言说”主体权｡女性在逐渐摆脱传统男权的重压､走出禁锢已久的厨房后,找到了自身的定位,并迸发出惊人的创造力｡[2]囿于男权话语和父权制依然或隐或显地渗透于女性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或明或暗地操纵､干扰着女性的生产､生活轨迹｡
    男权批判在历经一个多世纪之后,女性主义者在警醒的同时,应更理性看待男权批判,避免矫枉过正走极端,批判男权传统不是贬抑､攻击甚至打倒男性,也不是弃男人于不顾而只有自己在偌大的舞台上独舞｡自身觉醒并不意味着一味的批判,要追问“我是谁”,从正面认识､肯定并实现人生价值｡女性要深知“在男权传统的压迫中,女性是主要的受害者,但不是唯一的受害者,男性个体生命形态同样在这种传统体制中深受其害｡”[3]328并不是像斯皮瓦克那样抛出“子宫嫉妒”对抗弗洛伊德的“阴茎羡慕”,借此进行性别对抗以图能使女性真正的解放,“妇女寻找解放不是为了简单地反转原有对立的双方,而是建立一种新型的､和谐的､健全的两性格局｡”[3]74因此,不能强化父权制中的两性对立面而忽视两性关系中和谐统一的一面｡“防卫过度”与“取而代之”并非女性寻求解放的终极目的｡在女性文学作品写作中,应注重批判､解构与建构并重,破与立并举,不能只破不立｡只有在理性的写作心态下,跳出固有的经验写作模式,女性文学才能拥有更为广阔的视野与空间｡
    (二)崇尚黄金期
    长久以来,“崇尚黄金期”这一女性写作中的盲区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从作家对文本中女性设置的年龄段和人物的活动时间段不难看出,几乎是她们人生中的黄金岁月,即生命中的前半程,对她们的幼儿期和中老年期的生活却忽略掉或是一带而过(如作品中常出现类似“十年以后……”),花费的笔墨并不能像写她们少年期和青年期那样浓墨重彩､那么富有想象力､那么有质感｡极力规避成熟,即“对女性成熟状态的普通生活中生命意义的漠视和回避｡”[3]330女性文学总是跳不出“青春期”这个怪圈,在菲奇的《白夹竹桃》里出现的女性无一例外不符合这种设定｡这大抵与写作主体过分迷信经验密不可分,总是把文学创作和生活经验挂钩,“更多时候作家的写作是采取一种回望姿态”｡
    不可否认的是,“青春期”聚焦与作家肆意迎合市场､与当下受众的喜好､与阅读趣味不无关系｡然而,当作家“只有在这种向前向后的对生命全程的审视与感悟中,才能更确切地把握自己所处的生命位置,更深入地理解自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3]331令人欣喜的是,随着整个社会老龄化步伐的加快与随之而来的诸多问题的凸显,越来越多的作家把目光和精力投射到了反映人到中年和暮年的生活境遇､内心世界､家庭矛盾与情感纠葛等上面,中老年人也逐步活跃在现代文学的人物画廊之中｡
    三､结语
    打破男权传统(或曰男权传统的现代化),使女性完完全全的独立､彻彻底底的解放绝非一日之功,然而女性主义者进一步争取自身独立平等是其矢志不渝的目标,完成这一目标任重而道远｡女人和男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是剪不断､理还乱｡[4]女性需要处理好与男人和所处世界的关系,并理性地找寻到自身的位置和价值,同时,女性主义者更应该清醒:是两性共同创造了人类美好的世界与人类文化｡

    [参考文献]
[1][美]珍妮特·菲奇.白夹竹桃[J].候萍,宋文伟,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2]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
[3]李有亮.《给男人命名》———20世纪女性文学中男权批判意识的流变[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4]刑军.母爱,自我,孤独及两性对峙———解读美国小说《白夹竹桃》[D].沈阳:辽宁师范大学,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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