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乡规民约曾以不同的形式及强大的生命力顽强地存在于中国广大的农村社会。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与发展,乡规民约再次焕发了生机与活力。研究乡规民约的发展,从中汲取精华,关系到中国两个"一百年"目标和中国梦的最终实现。从上世纪30年代以来,虽有不少学者对乡规民约(村规民约)进行了研究,但鲜有从古今乡约对比的角度进行思考与分析的。
    【关键词】比较；古今乡约；传承；创新；

    一､从时代背景比较中找基点
    纵观古今,我们会发现乡规民约总是在国家处于重大改革期或重大社会转型时产生或复兴的,所以它的出现或复兴并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正如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布洛赫所说:“褒贬路德比研究路德的思想容易多了,相信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对国王亨利四世的看法或赞同亨利四世对格里高利的看法是很容易的,而要揭示西方文明史上这场伟大话剧的内在原因就要难得多｡”[1]所以,我们首先应该立足于当时的时代基础进行分析,而非简单地肯定或否定｡
    (一)传统乡约产生的背景
    《吕氏乡约》产生于北宋中期,出现在严重的社会危机背景下及王安石主持改革之时｡其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对王安石保甲法的不满｡保甲法的宗旨是使国家的权力触角深入广大的乡村,最终实现国家政权对基层社会的直接控制,但这一改革措施却遭到代表乡村自治势力的反对,其中就由吕大钧兄弟创立乡约组织,以加强地方自治｡学者刘文瑞也说:“王安石变法,未能实现‘三代之治’,反而激化了社会危机,一批理学家在无法通过顶层实现理想的情况下,潜身基层,在民间种试验田,试图摸索出一条民间治道,《吕氏乡约》就是这样一颗理想的种子｡”
    (二)当下村规民约复兴的背景
    如今,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深水区､攻坚期,同时又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急需加快农村的改革建设步伐,减小城乡差距,全面调动农村､农民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村规民约再次复兴起来｡
    (三)从背景异同中找准时代脉搏
    我们必须要明白的是,“中国文化发源于远古,农业为立国之本､立国之基､兴国之要｡中国之传统文化究其根源是一种农耕文化｡中国古代乡约是在这样一种文化渊源下产生的,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一种乡农自治合约｡”[2]而如今已世易时移了,步入由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甚至信息文明的转型时期,我们肩负着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使命｡在城镇化､现代化途中,无疑会发生传统与现代等方面的激烈碰撞,中国农村千差万别,有很多制度性的建构不可能一刀切｡因此,我们在制定乡规民约的时候,必须要找准基点,既要立足和服务于当今的大局,又要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改变不适应当前改革的思想观念和内容,积极着眼于国家农村改革的需求｡下面,笔者将通过乡约内容的比较,考察不同时代乡约内容的变迁,以及它们经历了怎样的传承,又进行了哪些方面的创新?
    二､从主要内容比较中看变迁
    (一)古代乡约的主要内容
    《吕氏乡约》的规约包含四大项:“凡同约者,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其中的“患难相恤”就指出:“患难之事七｡一曰水火;二曰盗贼;三曰疾病;四曰死丧;五曰孤弱;六曰诬枉;七曰贫乏｡”上述患难相恤,要求同约中人在面临死丧孤弱､诬枉､贫乏､水火灾害､盗贼横行､疾病肆虐时,要患难相恤,同舟共济,发挥集体的力量,共渡难关｡后来经过南宋朱熹的增损修订,乡规民约朝着民约官化､官谕俗化方向发展,为乡约成为农村社会治理的样板打下了良好基础｡
    (二)近代乡村建设运动的主要内容
    梁漱溟和杨开道作为中国20世纪20､30年代乡村建设运动的领袖,他们继承了传统的乡规民约观念,主张通过道德教化来改变乡风民俗｡从1929年开始,梁漱溟先后在河南､广东等地从事乡村建设运动,并以《吕氏乡约》为范本,在山东邹平等12县制定并推行乡农教育,力图恢复传统的乡规民约在乡村建设中的作用｡梁漱溟认为,西方社会是“个体本位,阶级对立｡”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立”[3]的社会｡主张以宋明理学作为基础,注重弘扬儒家学说乃至重建新儒家学说｡与梁漱溟一样,杨开道也力图从中国古代的乡村建设思想中寻求经验｡他认为农村组织建设的目标是要实现村民自治,主张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建立农村基层组织,即改变清朝那种自上而下建立官方控制的农村管理模式,恢复到宋明时期乡村自治的状态｡杨开道高度评价了《吕氏乡约》,他说:“由人民主持,人民起草法则,在中国历史上,《吕氏乡约》实在是破天荒第一遭｡”
    (三)从内容异同中进行批判继承
    从内容来看,古代乡约重在道德教化,近代乡约,除了继承传统道德教化一面,还融入了西方的民主理念,呈现出一种“中西合璧”的特点｡所以“复兴传统文化”不是简单的复古,而主要是指在张扬传统文化精神､引起民族感情共鸣､赢得文化认同感的“形而上”层面上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并在现实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就如2016年年初华夏乡村文明建设理论研讨会上所说:“《吕氏乡约》为如何打造文明社会､和谐社会､法制社会､公正社会､友善社会､诚信社会提供了有效的载体和参考模式｡”[5]但我们须挖掘和整理历史上的乡规民约､家训家规,系统地提炼出传统的中华美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融合,使其以普通村民喜闻乐见的方式呈现出来｡
    三､从依靠力量比较中寻动力
    (一)政府的作用
    总的来看,传统乡规民约在宋代由于缺少政府的支持,乡村社会组织的发展相对艰难,到清代转而蜕变为封建政权控制乡村社会的御用工具｡[6]到了近代南京国民政府时代,由于“国家权力”实际上沦为实施专制独裁统治的工具,“它导致了农民和地方精英的强烈不满,极大地激化了广大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对立情绪,直接危及到新生的国家政权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更长期的严重社会经济后果是农民的破产､资源基础的枯竭｡最终结果是,国家的政权建设过程破坏了国家自身在基层的权力基础｡”[7]从以上总结可知,在乡规民约推行过程中,政府不作为或过度作为都将不利于乡村真正自治的实现｡
    (二)乡村精英的作用
    除了政府的力量外,乡村精英的重要作用也不容忽视｡帕累托在其名著《精英的兴衰》中对精英进行过定义,所谓“精英”,“是指最强有力､最生气勃勃和最精明能干的人,而无论好人还是坏人｡”[8]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精英具体可分为四类:绅士､宗族领袖､庶民地主､乡保,呈多元化格局｡“士绅以及乡保之类的‘代理人’因功名和官僚权力而拥有政治权威,族长､乡绅等拥有家族和文化权威,而庶民地主则在经济领域具有较大影响力｡”[9]他们以政治､文化､经济等多元权威格局的形式,一起发挥着改善民风､调节邻里和社会关系､维持乡村秩序的作用｡
    (三)发挥各种力量的合力
    通过学者或历史亲历者的总结,我们不难发现对今天的乡村建设仍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如乡村人才(精英)的培养､加强民众教育､依托本民族文化传统､立足乡村社会实际(特别注意农民群体的诉求､政府角色的把握等),这些都是我们今天新农村建设必须依靠的重要力量,但以上各要素同时也是一把“双刃剑”,引导不好,其作用可能就走向反面｡同时,如今的乡村建设同样面临着近代乡村建设的困难,即人才的流失,很多村庄的年青人都出去打工或创业了,留下的是妇女､儿童和老人,这样,新农村建设必定后劲堪忧,空有青山绿水,所以必须全方位地积极培养和吸引人才,发挥好政府､人才､农民等各方合力｡
    四､结语
    通过乡规民约的古今纵向对比和背景､内容､目的､依靠力量等横向考察,在背景中找基点､在内容中看变迁､在目的中悟内涵与本质､在依靠力量中寻动力,有利于我们在国家改革攻坚期和社会重大转型期这一关键时刻,进一步看清前进的方向,迈出更坚定的步伐,建设更美好的未来｡本文首先明确了“为了什么”,即明确当今村规民约的目的和功能｡第二是明确了“是什么”,即需制订什么内容的村规民约,才能真正推动乡村建设｡第三是明确了“依靠什么”,才不会使村规民约成为“空中楼阁”或“纸上谈兵”,上接“天线”的同时,也更接“地气”｡通过古今乡约的对比,还能引起许多有意义的思考,如在新农村现代化建设时期,如何走好礼法并治之路?如何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和使命应该如何实现?工业如何反哺农业等?俗话说,有比较才有鉴别,以史为鉴,才能在比较研究中不断传承与创新｡就像央视《复兴之路》中所说:“历史不可以假设,历史不可以割裂,历史更不能背叛｡追问历史是为了关照现实,更是为了在思考中廓清发展的方向,创造明天,先要读懂昨天｡”
    
    [参考文献]
[1][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M].张和声,程郁,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2]张荣波.宋代以来乡规民约的生成､演变及近代转型[D].杭州:浙江大学,2006.
[3]梁漱溟.梁漱溟全集(二)[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
[4]刘文瑞.《吕氏乡约》与古代社会自治思想[J].思想史,2014,(5).
[5]中国网-中国视窗.中国“吕氏乡约”为地球村“村民”提供自治规范参考[EB/OL].(2016-01-30).
[6]党晓虹,樊志民.传统乡规民约的历史反思及其当代启示———乡村精英､国家政权和农民互动的视角[J].中国农史,2010,(4).
[7]纪程.“国家政权建设”与中国乡村政治变迁[J].深圳大学学报,2006,(1).
[8]帕累托.精英的兴衰[M].刘北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9]周家明,刘祖云.传统乡规民约何以可能———兼论乡规民约治理的条件[J].民俗研究,2013,(5).
    【基金】福建南平市委党校;行政学校系统教育科研资政一体化2016研究课题“弘扬朱子文化打造特色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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