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汉朝以后,儒家思想成为官方认可的主导思想,官僚政治也逐步发展成为国家行政管理的主导力量,二者紧密结合起来,影响了国家各项政策的制定。北宋时期,由于生产力继续发展,社会经济高度发达,科技有了很大发展,这一时期军事科技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处于绝对领先地位,同时国家也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军事科技政策。此外,北宋时期的儒家思想也得到了很大发展,官僚政治十分成熟,占据了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主导。本文通过介绍北宋时期军事科技成就,论述当时儒家思想及官僚政治发展情况,研究了其对军事科技政策的制定和实践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关键词】儒家思想；官僚政治；北宋；军事科技政策；
   
    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之后,儒家思想成为官方认可的主导思想,其地位延续了两千年之久｡同样的,自汉朝以后,官僚政治发展起来,并逐步成为国家行政管理的主导力量｡由于汉朝以后,大多是儒生出仕成为官员,因此儒家思想和官僚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影响了国家各项政策的制定｡北宋时期,由于生产力继续发展,社会经济高度发达,科技有了很大发展,我国古代著名的“四大发明”中就有三大发明最早出现或应用在这一时期｡军事科技也不例外,北宋时期,我国从冷兵器时代进入了火药武器和冷兵器并用时代,当时中国的军事科技,不仅在东亚,甚至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处于绝对领先地位,同时国家也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军事科技政策｡北宋时期物质文明的丰富也极大地促进了思想文化的进步,作为官方正统思想的儒学也得到了很大发展,宋代儒学被后世称为宋学,宋学的思想体系虽以儒家礼法､伦理为核心,尤其因为其融合了佛道思想精粹,所以也被称为新儒学｡而儒学的发展和官僚政治的完善是相辅相成的｡北宋时期,官僚政治发展十分成熟,同时由于统治者对文官政策的明显倾斜,文官的地位达到了顶峰｡于是,儒家思想和官僚政治占据了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主导,对北宋军事科技政策的制定和实践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北宋时期军事科技成就
    北宋时期军事技术所取得的成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冷兵器技术的继续发展,并进入鼎盛时期1.射远类武器作为主要装备的弓弩得到巨大发展,出现了“神臂弓”等新式弓弩;砲等抛石类武器也不断发展,开始发射火药包等火器｡2.近战格斗兵器近战格斗兵器制作工艺得到进一步提高,格斗兵器种类繁多,又因为和北方少数民族处于长时期的战争或敌对状态,吸收了很多少数民族的技术,制造出如骨朵､铁链夹棒等非传统兵器｡3.防护装备一方面,作为主要防护装备的甲胄,其制作工艺更加细密,质量不断提高,制造过程更为标准化,产品更为轻便化;另一方面,马甲发展比较完备,尤其是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战马都披有马甲,金人入侵中原,更是以重装骑兵见长,号称“铁浮图”｡
    (二)火药武器的运用与发展北宋朝廷在开封设置了火药作坊,“火药”一词也正式产生｡《武经总要前集》这一官方编纂的军事科技管理著作中,更是记载了火球火药方､蒺藜火球火药方､毒药烟球火药方这三个世界上最早的火药配方和配置技术｡北宋以后,火药更加广泛地应用于实战,火器技术得到较大发展,《宋史·兵志》中就有不少关于向朝廷进献火器的记载｡经过北宋时期的不断积累,南宋时期创制出了作为铁壳炸弹先导的铁火炮,甚至最终发明了火枪这样的管型火器｡而海上交通业的发达和13世纪蒙古军队横扫欧亚大陆的西征,更是将火药和火器由阿拉伯传入欧洲,最终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
    (三)战车的实际运用北宋地处中原,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接壤地带多为一马平川的平原,北方的骑兵经常长驱直入｡为了对抗剽悍的骑兵,北宋开发出多种战车｡这些战车装备各种冷兵器,除了防御以外,也可以配合步骑兵的进攻,甚至连“砲”这样的抛石类武器,也可以装备在战车之上进行移动｡此时,战车已经应用于巷战､野战､运输粮草等等,并按形制分为轻便型､中型和特型三类｡
    (四)战船的发展北宋时期产生了诸如无底船､车船等新式战船,在一些具体技术装备上也不断改进｡同时,军舰的规模也逐步扩大,大中型战船不断出现,这为元明时期中国航海造船技术达到最高峰打下了坚实基础｡伴随着造船技术的发展,水战在战争中的地位上升,强大的水军力量是北宋统一全国的重要基础之一,而南宋时期水军更是在战场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南宋水军规模为元朝所继承,元朝第二次入侵日本时使用了南宋降将范文虎率领的十万水军,宋代水军规模之巨大可见一斑｡
    二､传统儒家思想对军事科技政策的消极和积极作用
    传统儒家思想认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十分重视国防军事,自然也会关注军事科技的发展｡北宋时期,无论是当政或是在野的士大夫,都对武器技术政策有着自己的看法｡
    虽然其政策理念或许并不正确和专业,但充分显示出儒家士大夫和官僚阶层对军事科技具有一定了解,并关心军事科技政策的制定｡此外,北宋时期官方也采取了许多发展军事科技的措施｡如熙宁变法时期重视武器装备发展,鼓励国民进献新式武器技术;编纂《武经总要》和《熙宁法式》等军事科技管理著作,这些著作不仅记录了当时的军事技术,还对武器的生产､管理等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尤其是《武经总要》,其主编为曾公亮､丁度等当朝大员,宋仁宗在亲自核定后,又为此书写了序言,[1]曾公亮是儒家士大夫,更是进士出身｡
    熙宁变法的主导者,非常重视军事科技发展的王安石更是当世大儒,其思想完全自成体系,被后世称为荆公学派,《熙宁法式》的颁布,也是熙宁变法的主要内容之一｡由此可见,北宋时期,儒家思想对武器技术的发展有积极的作用,士大夫们在促进军事科技的进步上也有所作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儒家思想把发展科技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上｡孔子有言:“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可见,儒家核心理念是通过学习,努力成为官僚阶层,从而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在北宋,普通人要做官需要走科举这一途径,而科举考试所必需的知识便是儒家经学｡为了实现“出仕”的理想,知识分子除了官员这个职业之外,几乎没有别的职业规划;更由于他们过于关注经学,把其他学科视为无用之学｡
    同时,北宋重视儒学和文化发展,对文官待遇十分优厚,形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大环境,即使士大夫阶层具备一定的科学思想,也是停留在理论层面上的哲学思考,更很少进行实验,没有实验科学作为基础,其科学思想自然缺乏实证性｡[2]可见,在重政务､轻技艺的思想特征下,儒家思想的最根本目的不是发展科技,对于科技的发展并非十分重视｡加之在和辽国签订“澶渊之盟”后,除了西北地区以外,北宋绝大部分领土在百余年内都处于和平状态,这使得大众普遍沉浸在和平之中,对可能爆发战争的忧患意识还不够,这对于军事科技的发展也产生了消极影响｡
    三､官僚体系中的技术官员待遇低下,影响士人对发展军事科技的热情
    北宋对待官僚的待遇之高,为中国历朝之最:官员每月的俸禄,分为俸钱和职钱,包括钱､粮､布匹､茶叶､酒水､厨料､取暖物､饲料等等,地方官员还有“公用钱”和“职田”,甚至“茶汤钱”等额外收入｡此外,政府还对高级官员支付随从的衣粮和伙食费｡[3]其子孙也可以享受“恩荫”的特权,可谓真正实现了“封妻荫子”｡宋代对官员的高薪,令后人感叹“其待士大夫可谓厚矣”｡但是,正是由于儒家思想中对于“经世致用”之学的过度重视,使得朝廷对以技术入仕的技术官员重视不足,这些对科技发展有着巨大贡献的技术官员的待遇,与普通官员相比相差甚远:
    (一)俸禄低下技术官员的俸禄远低于同级别的普通文官,普通官员能享有的额外收入,技术官员或完全没有,或所得甚少｡
    (二)身份歧视技术官员所享有的“恩荫”,比之文官武将相差甚远｡宋仁宗时规定其恩荫“止授于技术官,仍一次而止｡”[4]即只有一次机会,范围也仅限于技术官;此外,在象征身份的官服颜色和配饰方面,技术官员被严格限制,甚至上朝也不能和普通官员同列,要自成一班｡
    (三)升迁困难北宋官员升迁采取磨勘制,对于普通官员,文官三年,武官五年即可升迁,但技术官员却不能参照这一标准升迁｡宋太宗时下诏技术官员“遇庆泽只加勋阶,不得拟参常官”,宋真宗时更是明确规定“不得磨勘”,以至于技术官员升迁缓慢,即便得以升迁,也限制在本系统之内,不能转为普通官员｡
    (四)限制严格除了上述限制之外,对于技术官员还有着不许技术官员干政､不能结交一般官员､不得与北宋宗室通婚等种种限制｡正是由于国家对技术官员的待遇十分低下,严重打击了士大夫对科技发展投入的热情｡而北宋时期主管武器技术发展的军器库使也属于技术官员,也自然影响了士大夫对军事的重视｡
    四､北宋官僚“党争”使得军事科技政策的制定反复多变
    北宋中后期以后,官僚士大夫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宋神宗一朝后,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和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在国家政策的制定上产生了巨大的分歧,最终演变成了你死我活的“党争”｡宋神宗“熙丰变法”时期,推行富国强兵政策,非常重视发展武器技术,制定了一系列新的军事科技政策,如颁布《熙宁法式》,设置专门的武器技术管理机构军器监,大规模制造武器,鼓励民众进献新式武器等,并任命“新党”二号人物吕夷简为军器监总负责人,在发展武器技术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在神宗去世后,哲宗即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执政,转而任命司马光等“旧党”,在半年之内便将新法彻底废除｡军事科技政策也发生了很大改变,官方武器制造业大幅萎缩,军器监虽然没有被废除,但其规模和职能也被严格限制｡几年后,高氏病故,哲宗亲政,重新启用“新党”,全面恢复神宗时期的新法｡徽宗即位后,更是将神宗时期的新法推向极致｡
    但此时,“新党”与“旧党”的斗争更加激烈,双方都是欲将对方置之死地而后快,根本不能齐心协力改善动乱的政局,而所谓的新政,也彻底变了“味道”,给普通百姓带来的更多的是压力甚至灾难｡老子有言:“治大国如烹小鲜｡”政策实施最忌来回反复｡但此时的国家各项政策在20多年间大变了3次,政策的真正精神根本无法得到贯彻落实,政策设置的官职成了权钱交易的场所,负责具体事务的官员成了国家的蛀虫｡于是,各项军事科技政策也陷入了士大夫们党派倾轧之中,难以贯彻实施｡
    五､儒家的“不变思想”限制了先进武器在战争中的实际使用
    北宋时期,由于科技的进步,许多先进武器已经投入到战争之中,其中最具划时代意义的当属火药武器｡如前文所述,在《武经总要》中详细记载了火药制作配方,并在实践中形成了构造之法｡北宋政权充分认识到了火药作为战略物资的价值,建立起了相关的配方保密措施,出于国防安全考虑,禁止对辽､西夏等国出口硫磺等制造火药的原料｡但是,在实际战争中,北宋却没能充分发挥这一新型武器的作用,也没能因此对火药性能做出大幅度的改进和完善,除了生产力水平和科技水平等客观限制因素外,从主观方面来说,北宋时期社会各界,尤其是统治者对火药武器的应用没有真正重视起来｡
    从更深层次讲,北宋之所以对火药武器有所重视而又未能在实际对其最大化利用,实际上也是受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影响,一方面是因为儒家思想对发展科技重视不足,另一方面则是儒家思想中遵守传统､潜意识里拒绝变革理念的影响｡“作为儒家礼制的核心,祖宗崇拜的原则与实践对于中国古代的政治､法律､社会等诸多方面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在宋代,这种原则与时间凝聚即所谓‘祖宗之法’｡”严守“祖宗之法”的表现就是“期于慎守”或“但遵故事”,对于变革持保守甚至否定态度｡是否遵守“祖宗之法”,对于北宋一朝的政治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每次的改革,保守派都会搬出“祖宗之法”的论调,作为反对变革的理论基础｡受其影响,包括火药武器在内的新式武器的实际应用受到了一定限制,而由于此时冷兵器制作技术发展到了顶峰,北宋政权在战争中还是把工艺完善､制作迅速的冷兵器放到主要位置,技术并不成熟的火药武器仅处于辅助地位｡反而是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充分意识到了火药武器的重要性:辽认识到火药的重要性,利用间谍获取了火药制作工艺｡
    而金在第一次侵宋失败,吃了火药武器的苦头之后,依靠掳掠的汉人工匠,迅速仿制火药武器,第二次侵宋战争中便已将火药武器实际应用到战场上｡再次攻打开封之时,金军充分发挥火器的优势,建立攻城楼台,发射“火炮如雨”;反观宋军方面,将领姚仲友曾建议组织精锐部队配备火药箭和火炮集中攻击金军,却没有被高层所采纳｡北宋统治者甚至昏庸到采信妖人郭京所谓能以“六甲神兵”退敌的邪说,令其开城出战,以致被金兵趁乱攻入开封城内,直接导致北宋灭亡｡
    [参考文献]
[1][元]脱脱,等.宋史·曾公亮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5.
[2]吕变庭.北宋科技思想研究[D].石家庄:河北大学,2007.
[3][元]脱脱,等.宋史·职官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2005.
[4][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5.[5]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M].上海:三联书店,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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