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汉武帝在位时期顺应时势积极经略西南夷,在西南地区广置郡县,在五尺道的基础上开通"南夷道"、开凿"西夷道",不仅把西南地区成功纳入统治体系,而且将中原先进的经济文化传播到西南地区,使西南与中原成为经济文化统一体,也促进了西南丝绸之路的繁盛。因此,本研究重点分析了汉武帝经略西南夷的原因和政策,概括出他对于西南丝绸之路的贡献。
【关键词】汉武帝;经略;西南夷;丝绸之路;贡献;
一、汉武帝经略西南夷的背景与原因
秦汉时期,生活在中国西南地区的主要有“夜郎、靡莫、滇、邛都、巂、昆明、徙、笮都、冉駹、白马等”[1]民族与部落,总称西南夷。秦惠文王时依托富庶的巴蜀,已经对西南地区进行了开发;秦始皇命蜀郡太守李冰在四川、云南交界地区修筑通往西南夷地区的道路,史称僰道;秦灭六国后,将军常頞将李冰修筑的僰道进行拓展延伸,一直修到今云南曲靖附近,即著名的五尺道。虽然秦时的五尺道肩负起联系中原与西南的重任,但是秦王朝对西南夷的开发还未步入正轨就随着短暂的统治而终止。
汉武帝在位时西汉王朝拥有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强大的军事力量,解决了北方匈奴、西域大宛及东北朝鲜的威胁后,汉武帝于公元前135年派唐蒙为郎中将开始经略南夷,于公元前130年派司马相如出使邛、笮、冉駹地区,建立了隶属于蜀郡的一个都尉和十多个县;为了最大限度地开发西南地区,汉武帝命唐蒙进一步“凿石开阁,以通南中”[2],由僰道南下过石门到达滇池地区的官道称为“南夷道”;汉武帝命司马相如沿牦牛故道南下修筑由成都经临邛到达邛、笮地区的“西夷道”[3]。西汉于公元前111年在西南地区置牂牁郡、越嶲郡、沈犁郡、汶山郡、武都郡,称为“初郡”,至公元前110年在西南设九郡七十余县。
汉武帝一改被动的边疆政策,积极经略西南夷的原因主要是:
(一)实施开疆拓土计划
南越诸族的割据势力日渐威胁到西汉的稳定与统一,为了实施汉王朝开疆拓土计划以达到大一统的宏伟目标,经略西南夷迫在眉睫。汉武帝于公元前137年趁南越新旧交替、闽越内乱之际出兵讨伐,历时二十余年,至公元前110年在西南地区设“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九郡七十余县”[1],把西南广大地区纳入汉王朝的统治体系,使南部边疆得以稳定,开疆拓土计划的顺利实施巩固和发展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二)经济互补的客观性
自先秦以来,西南与中原的民间经济交流未曾中断,在长期的经济交流中结成了互补型经济模式。中原地区多产的铁、铜、牛、马、羊等生产资料为西南地区所匮乏,西南地区产出的犀、象、毒冒(玳瑁)、珠玑、银、铜、果、布等物品在中原十分稀缺。汉武帝执政后,为了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补充汉王朝稀缺的物品,需要不断加强与周边地区的经济交流;中原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西南地区的经济交流,不仅带动了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且实现了经济交流的多样化,促使汉王朝扩建西南故道,使西南地区得到大规模的开发。经济互补性成为汉代经略西南夷的基石,也是汉代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历史根源。
(三)边疆势力的威胁
汉初的边疆形势严峻,北方匈奴的骚扰和南越诸族的觊觎都危及中原,直接影响到西汉王朝的边境稳定。“故中国虽平,犹有四夷之患。且无宁岁,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动,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货赂,以结和亲,犹侵暴无已。”[4]南越国在文帝时表面上对汉称臣,承诺“愿奉明诏,长为藩臣,奉贡职”[1],去帝改王,在内却依然实行帝制,到武帝初期,虽与汉王朝维持着君臣关系,实际成为割据一方的势力。汉初,为了维持南部边疆的和平稳定,政府授予西南夷割据政权种种特权,如自置官吏、不用汉法、自收赋税、自建军队等,使边疆势力壮大。因此,汉武帝在解除了匈奴的北方威胁后,便将目光转向民族成份复杂多样、民族政权纷立的南部边疆,实现“散中国(中原)肥饶之余以周边境,边境强则中国安”[3]之局面。
(四)传播汉文化,巩固王朝的统一
两夷道顺利开凿后汉武帝命大批汉人迁入西南,汉人南迁带入了中原先进的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在开发西南地区经济、促进文化发展的同时,也为该地区经济和文化后期的繁荣发展埋下了基石。中原王朝先进的经济和文化也吸引西南各部族的内附,同汉王朝建立起友好的睦邻关系,中原先进文化的传播既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又巩固了地区统治,令西南各族自愿加入汉王朝的统一行动,推动边疆地区的开发,带动了西南夷经济、文化及教育的发展,加强了民族间的交流联系。
(五)在位者征服四夷的心态
安定开发西南边疆并使之成为汉王朝统治区域的一部分,是封建王朝上层阶级显示文治武功的一个演练场;开疆拓土、征服西南夷并囊括在西汉王朝的统治羽翼内,不仅彰显出汉武帝的雄才伟略,也成就了他的盖世之功。“盖世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惧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1]司马相如在《父老蜀尊长文》中也有类似的观点表述,他认为,这是“非常之人”做“非常之事”,要建“非常之功”[5]。开发经略西南夷不仅成就了汉武帝的宏图霸业,解除了西南边疆势力的威胁,而且加强了西南少数民族同周边民族的联系,促进了民族融合,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奏响了凯歌。
二、汉武帝经略西南夷的政策与作用
西汉统治者在西南夷设立九郡七十余县后,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实施了不同于内地的“初郡政策”,包括七个方面的主要内容。第一,启用原来的部族首领为地方长官,推行“以其故俗治”[3]的政策。第二,以“厚赐缯帛”[6]的方式笼络各部族首领;史载“(唐)蒙为郎中将,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蜀笮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蒙厚赐,喻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且听蒙约”[1]。第三,轻税薄赋。第四,开通道路,实行“道路先兴”的策略。第五,移民屯垦。第六,实施土流双重制;任命原部族统治者为郡县的最高长官,将西南夷成功纳入汉王朝的统治体系,不改变统治当地人民的方式,这是土流双重制在西南地区成功实施的典范;汉王朝也选派廉洁官吏到西南夷各郡县辅助郡县首领进行管理。第七,帮助西南夷各族发展生产和文化教育事业[6];中原先进文化的传入促使西南夷各族发展自己的文化,刺激了西南民族自主创新文化教育的意识,尤其是中原的人才制度和儒家文化在西南各民族中逐渐成为主流,西南各少数民族与中原民众的文化差距逐渐缩小,精神文化趋于统一,各民族深刻认识到大一统民族的好处,增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理念的认同感,为巩固统一与发展开创了美好的局面。
西汉王朝对西南地区实施的“初郡政策”开拓了西南的丝绸之路,有利于西南夷实施合理的经营策略,使政治统治模式与中原王朝步调一致,既加强了汉王朝在该地区的统治,又促进了西南与中原在经济文化发展上的相扶相衬,西南地区的经济生产和文化教育迈上了新台阶,成效显著;西南各少数民族之间以及汉民族达到了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目标,为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开创了良好的局面。两夷道的凿通与开拓成为传播中原文化的纽带,也是汉王朝经略西南夷的先决因素,大大便利了汉王朝对该地区实施各项经营策略。公元前109年,汉王朝基本完成了西南夷的大规模经略和开发[3],西南地区正式成为汉王朝版图的一部分,成为中国统一版图上的南大门。
三、汉武帝经略西南夷对西南丝绸之路的贡献
汉武帝积极经略西南夷,也对西南丝绸之路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其是民族迁移和宽松的民族政策直接促进了西南丝绸之路的发展。
(一)民族迁移对西南丝路的贡献
夏商以来,生活在今甘肃、四川等地的羌人经青藏高原的东部边缘和四川交接的西部边缘向云贵等地区迁移,其后,这种民间的人口流动不曾间断,至春秋战国时期,为了追求安定的生活环境,后期因“畏秦之威”[7],发生了大规模的民族迁移,这些人口大部分迁到西南地区,一部分甚至迁移到今越南、缅甸、印度东部等地区。人口的大量迁入构成了西南部族最基础的生命细胞,为西南各部族的形成、民族割据政权的建立以及发展壮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人口迁移的漫长过程中打通了南北交通通道,形成了南方丝绸之路,用以输出铜、铁、蜀布、盐等日常货物,输入象牙、玛瑙、海贝、珊瑚等物品,此后,这条道路将饮茶的习俗与茶的妙处传播到四面八方,南方丝路的盛名被茶为主要贸易货物的“茶马古道”替代。
(二)民族交流的贡献
考古资料证实,从旧石器时代起,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华夏族已与广东、越南交趾等地产生了经济和文化交流[8],且随着历史前进的脚步不曾间断,到战国时期,楚国出于地理位置的优势,与蜀、滇等地在经济文化上有了密切的往来,此后的西南各族以蜀、滇为中介,与楚国和中原其他政权建立了经济文化的联系与交流[8]。“先秦时期中国丝绸的西传,应当成主要是从蜀身毒道西行的”[9];秦汉时期,四川经云南至缅、印、中亚的南方丝绸之路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文化和经济交流的纽带,发挥强大作用;尤其是北方匈奴强大后,一度封锁了经由河西走廊和北方草原的丝绸之路,阻碍了中原王朝与西方各国和民族的经济交流,此时的南方丝路承担起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使命,成为带动南方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纽带。
《华阳国志·蜀志》记述,“其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嶓”[2],此时的西南丝绸之路贯通川滇越等地,联通了益州、永昌、越巂等蜀之南中,更是打通了西南至缅甸、印度、阿富汗以及中亚,再至西亚和地中海的交通要道,而且比河西走廊到新疆以及中亚更容易。张骞实地考察和对比西南丝路与西北丝路后认为,从川滇经西南丝路去印度及中亚,是便捷安全的道路。由此证明,长期以来西南夷与巴蜀和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以及民族间、民间、官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为开拓和繁荣西南丝绸之路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综上所述,汉武帝顺应发展的要求开疆拓土,迁入大量人口充实西南,把西南地区纳入统治版图,并积极经略西南夷,广置郡县一方面巩固了统治,完成了祖国的统一;另一方面促进了西南与中原的经济交流,实现了互惠互利,成为西南经济后世繁盛的基石;此外,中原先进文化的传入促使西南各民族的意识觉醒,从而注重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为西南地区传统的民族文化注入新的血液和活力。汉王朝还采取了有效的经营管理措施,不仅推动了西南地区的民族融合,巩固了汉王朝对西南边疆的统治,使西南地区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发展了西南丝绸之路,奠定了它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
历史的车轮已经证明,汉王朝对西南夷的经略与开发,有利于西南丝绸之路的发展,有利于西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更有利于多民族的共同繁荣和进步。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常珠.华阳国志[M].刘琳,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4.
[3]程印学.试论西汉对西南夷地区的经略与开发[J].理论学刊,2005,(5).
[4]王益之.西汉年纪(丛书集成初编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5.
[5]赵炳清.司马相如与通“西南夷”[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5).
[6]胡绍华.浅析汉朝初郡政策的历史作用[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3,(6).
[7]吴运亮,郭潇雅.南方丝绸之路重要线路完成考察[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10-9(1).
[8]陈国保.汉武帝经略岭南新探[J].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9).
[9]段渝.中国西南早期对外交通———先秦两汉的南方丝绸之路[J].历史研究,2009,(1).
上一篇:试论济慈美学观中的人文思考
下一篇:张耒的饥饿诗及其文化阐释
相关文章推荐
Copyright© 2011 - 2019 雅诗论文网© 版权所有 豫ICP备11013941号
客服QQ:308902193 地址:郑州市金水区花园路国基路交叉口居易国际1号楼
客服QQ:308902193 地址:郑州市金水区花园路国基路交叉口居易国际1号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