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是党治国理政经验的总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党不断总结小康社会建设经验定位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是党系统总结改革开放实践经验和理论经验明确的改革新阶段；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党审慎概括中国法治建设正面经验及反面教训作出的重要决策；全面从严治党，是党自觉总结自身建设经验下的坚定决心。

【关键词】四个全面　治国理政　经验　继承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①对于在正视历史的基础上总结经验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一贯积极。因为，既然我们的党要不断有所作为有所创新，不断推动历史向前发展，就必须把经验总结这个工作重视起来。故而从毛泽东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已然形成了不断总结经验并将经验升华为理论的自觉性。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省调研时，提出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即全国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对治国理政丰富经验进行梳理归纳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创新，是全新的战略布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党不断总结小康社会建设经验定位的战略目标

“小康”作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的目标追求，最早出现在党的文献中是在改革开放初。1979年年末，邓小平在接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对关于四个现代化进行解释时涉及到“小康社会”。他指出，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争取达到人均1000美金的水平，算小康，这是我党首次提出“小康”这一理念。几年后，在十三大将其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二步目标确定下来。

经过党和各族人民同心协力的努力奋斗，到20世纪末，我国小康的建设达到了总体的水平，完成了“三步走”发展战略的第二步目标。因此，进入新世纪后，对已经建成的总体小康进行总结就成了当时党的一项重要任务之一。为此，2002年，党的十六大在深刻分析了党和国家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的基础上，对我国小康社会进行了综合评价，得出了我国的小康还是“低水平、不全面、发展不平衡”的结论。正是基于对总体小康建设水平和实现程度形成了这样的认识，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小康社会建设的新目标，即在新世纪的前20年时间里，一个能够造福全体人民的更高水平的全面小康社会要得以建设。

十六大之后，党开始了领导人民将全面小康付诸实践的历史进程。经过十年努力，我们在奔向全面小康的康庄大路上大踏步前进，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仍然要看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还存在着突出问题和矛盾，例如贫富差距问题、公平正义问题、民生保障问题、生态保护问题等，以及由这些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这些问题和矛盾无疑是我们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目标的拦路虎。在梳理了新世纪头十年我国小康社会建设取得的成绩和出现的问题的基础上，党的十八大就如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行了更为全面、更加科学的布局，即经济继续发展，国内生产总值以及城乡居民人均收入要比十年前翻一番；继续扩大人民民主，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全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以及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升，各项民生事业应更加体现公平原则；提高资源利用率，保护生态环境方面要取得更显著的成效。

从改革开放初邓小平提出小康社会，到20世纪末我国完成第二步战略目标，实现了总体小康；从十六大提出要用20年建设全面小康的新目标，到十八大提出确保到2020年达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这些说法的变化，不仅仅是表面上简单的措辞变化，更重要的是它能体现出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战略目标的设计也在跟着实践的变化发展而不断作出调整。而这些调整，正是建立在改革开放以来党不断总结小康社会建设的历史经验与现实经验的基础上而实现的，基于此中国共产党才逐步形成了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理论认识。

全面深化改革，是党系统总结改革开放实践经验和理论经验明确的改革新阶段

1978年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关键抉择，改革开放的大幕被正式拉开。至此，中国进入了生机勃勃的改革创新时期。经历了35年改革的尝试与沉淀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判断：中国的改革步入了新的历史阶段—深水区和攻坚期—我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时期。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尤其强调应该把党的相关工作建立在认真回顾和深入总结改革开放历史经验基础上的要求。②由此可见在这个阶段，党做出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定和总结前30多年我国改革开放经验是分不开的。

关于改革的方向。方向问题至关重要。方向是否正确，直接决定着改革的性质和利害得失。在改革之初，总设计师邓小平就曾分析过改革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意义，就是通过改革使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并进一步发展。这是党在对以往社会主义改革理论和实践深刻反思的基础上提出的正确判断。中国前30多年的改革之所以没有走苏联改革的老路，出现重大失误，相反能够比较顺利地进行并且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始终坚持住了社会主义方向没有动摇。我们的改革是围绕着怎么样不断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怎么样才能使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更加有效地体现出来、更加充分地发挥出来而展开的，而不是通过一系列改革去否定甚至摒弃社会主义制度。据此，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发出警醒，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在根本问题上决不能出错，因为一旦出错其后果必将无法挽回，③而“根本问题”指的就是方向问题。

关于改革的必要性。回顾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历史，显然能够得到这样的结论：新中国成立后的60余载中，改革开放的30多年是广大人民群众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执政党的面貌发生变化最大的30多年。但同时也还要看到，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也必然会累积一系列矛盾和问题。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改革的副产品、我们不愿看到的不和谐、不合理的甚至不合法的社会现象也随之产生。因为，显然经过30年的改革，改革中的“皆大欢喜”已经完成，“好吃的肉”已经吃掉，接下来我们要面对的是“深水区”里的“硬骨头”。④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党面临着复杂而且深刻的国际国内形势，清醒的认识到改革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走向，那么面对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成就和问题，党再次重申中国前途命运的制胜一招仍为改革。

关于如何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江泽民曾将我国现代化建设比作一盘大棋，而这三者在棋盘上的关系是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的。如果我们能够恰当地处理好三者的关系，那么整个改革事业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必将蒸蒸日上。相反，如果我们不能妥善地将三者统一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之中，那么我们的事业必将受挫，甚至走向失败。改革发展稳定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动力、目的、前提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是改革伊始就被党确定下来的基本原则，也是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功的一条基本经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个重要支点亦来源于此。三十多年来，在保持了安定团结的前提下，我国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变革，这充分证明改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发展是解决一切经济社会问题的关键，而稳定是促进改革和加速发展的前提。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相关论述，不难看出3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是我们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新起点；30多年改革开放宝贵的基本经验，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理论的逻辑新起点。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党审慎概括中国法治建设正面经验及反面教训作出的重要决策

众所周知，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除了给我们留下丰富的优秀文化遗产之外，同时也给中国打上了顽固的“专制与人治”烙印，这个烙印对近代以后中国的民主法治建设影响颇为深远。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经认识到了法制对于治国理政的重要意义，因此在1949年9月制定了具有代宪法功用的《共同纲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届全国人大，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此后，一批基本法律法规陆续出台，夯实了社会主义法治的基础。但是1957年以后，“左”倾思想逐渐占据了党的思想意识的上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新中国成立后形成的民主和法治的建设成果遭到了惨重的破坏，甚至在某种程度、某些方面，党的某些做法又表现出了“人治”的特征，这无疑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开始全方位的总结建国以来的党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包括法治建设的经验教训，通过总结与反思，党认识到要想实现人民民主，必须通过加强法制来保障。此后党重新回到了健全法制、实行法治的正确的道路上。十三届四中全后，江泽民继续强调法制建设的重要性，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党的十五大，在这次大会上，依法治国被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从“法制”到“法治”，与其说是“制”与“治”的差别，不如说是党执政理念创新之展现，执政方式成熟之彰显。此后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均对依法治国均进行了论述和强调。如果以法治建设的视角审视党的事业发展轨迹不难看出，新中国成立后，当我们重视法治建设，法治昌明时，往往是国泰民安的时期，相反，当我们忽视法治，甚至抛弃法治的时，我们的事业就会遭受损失，就会国乱民怨。⑤显然，历史在生动的告诫我们，法治是党治理国家必不可少的科学路径。

应当承认改革开放之后，经过党和人民的共同努力，我国的法治建设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巨大的进步，2010年年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业经形成。但是还必须清醒的看到，现阶段，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着，继续推进我国依法治国的进程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正是基于对中国法制建设历史的重新评判和中国法治建设现实的清醒认识，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大上提出要加快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步伐，依法治国得以全面推进。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这是党的历史上首次围绕法治建设的议题而召开的中央全会。这次会议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确定下来，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行了全局部署。

因此，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行充分论述的实践基础是我国法治建设曲折发展的历史过程，理论基础则来自于党对法治建设成功经验的不断总结，惨痛教训的深刻反思。总之是对党在建设法治国家方面执政经验的充分运用。

全面从严治党，是党自觉总结我党自身建设经验下的坚定决心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对于一个在世界上拥有党员数量最多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来说，这是铁打不动的定律。中国共产党的自身状况如何，对于能否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实现正确领导，对于能否顺利推进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决定性意义，直接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高度重视党的自身建设问题，并把它作为党的优良传统沿袭下去。毛泽东在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经验进行总结时，把党的自身建设比作了党在民主革命中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之一。虽然在毛泽东的党的建设理论体系中没有提及“从严治党”的字样，但是在毛泽东党的建设思想中“始终坚持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解决党内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之间的矛盾，以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并改造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同时对党的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加以重视”等内容，无疑为当下开展的反“四风”运动和贯彻八项规定作了最经典的理论铺垫。反“四风”运动和贯彻八项规定是在当代现实背景下对党的作风建设和组织建设的坚持和演进。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在历史转变的关键时期，邓小平依旧重视党的自身建设问题，提出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的党建思想。特别是对改革开放后，随着物质财富的不断积累和丰富，针对一些党员干部在面对诱惑时立场不坚定，违反党纪国法的情况有所抬头的情况，邓小平特别强调我们这个党该管了。尤其是针对党内高级别领导干部腐败现象，邓小平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不惩治腐败，我们的事业是有失败的危险的。而反腐败斗争我们一直在路上。党的十八大之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受到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的态度和做法与邓小平反腐败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

在党的文献中最早提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思想是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此后在党的历届代表大会的报告中都有所体现。距离十三大报告提出的从严治党已经过去近30年了，中国共产党在自身建设方面，当时面对的很多问题尚未妥善解决，当年没有遇到的问题现在也开始逐渐出现，甚至更加复杂。例如新形势下，党要长期面临来自于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外部环境等多方面的考验，同时更为尖锐的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来自于作风建设和组织建设方面出现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总结过去党的自身建设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探索，并于2014年10月，由习近平亲自对如何全面从严治党进行了部署。尽显新一代领导集体对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正如习近平所说：“要以猛药去疴，要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气魄，与腐败现象斗争到底。”⑥

综上，“四个全面”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新形势下对党应该如何更好地治国理政作出的新的战略谋划。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理论结晶，其形成和提出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全面系统地总结党治国理政的经验是分不开的。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全面深化改革，从全面依法治国到全面从严治党，均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长期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再将总结的经验经过整理抽象为理论的体现。

（作者单位：北京科技大学天津学院；本文系天津市社科基金项目“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就业身份歧视法律规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TJFX15-003）

【注释】

①⑤“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一组论述”，《党的文献》，2015年第3期，第5页。

②“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深化改革，朝着十八大指引的改革开放方向前进”，《现代企业》，2013年第1期，第1页。

③“习近平：深化改革开放 共创美好亚太—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演讲”，《人民日报》，2013年10月8日。

④《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1页。

⑥“习近平：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党建》，201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