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研究运用观察法和访谈法，对Q大学的三个维族大学生在北京异己文化中学习及生活经验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维族大学生在校内及校外各种人事互动中获得了积极和消极体验。积极体验大多来自校内，消极体验则主要来自校外。积极体验使他们产生了尊重和包容的感觉，有助于个体融入异己环境，而消极体验所产生的心理不适则驱使个体倾向逃离异己环境。维族学生开展的族群活动，为他们提供情感和心理支持，帮助他们不断适应异己环境。长时间的异族文化生活经验有助于个体融入异己环境，但不能改变他们回归原民族传统的趋向。

关键词：维族大学生；传统文化；异己环境；文化震荡；“他者”体验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11(2015)1-0089-08

作者简介:陈昱岿，男，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1），红河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副教授（云南蒙自  661100），主要从事教育社会学，少数民族教育研究。

一、问题提出

 

随着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和招生政策的倾斜，越来越多的新疆维族大学生有机会进入大多数前辈不曾料想的内地异域疆土和文化，被卷入由此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之中。由于自身固有的传统文化背景的影响，他们不断在己身文化和异己文化中穿梭往来，体验着作为内地文化上的“他者”而带来的种种震撼。他们在内地的周遭世界中经历了哪些体验？他们是如何在这样的异己环境中逐步适应的？这些体验对其毕业之后的就业之地选择有何影响？这些体验、适应和选择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本研究运用质性研究方法，通过对研究对象一个个小故事的研究，在经验层面上展示富有人文情怀的维族大学生在京的“他者”体验，透过他们在异域文化的生活、学习、人际交往等过程中整合、分离、同化和边缘化的挣扎历程，揭示其融入和游离趋向背后的深层原因。

为避免产生歧义，本研究中的“他者”指“异乡人”，即新疆维族大学生作为北京内地文化的“异乡人”；“他者体验”指新疆维族大学生在内地日常生活的各种互动中所获得的“异乡人体验”。

 

二、研究对象的选取与研究方法

 

通过不断调整和筛选，我选取3名生理特征与汉族学生存在明显差异的Q大学新疆维族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其基本情况如下：

 

 

从2013年4月初至12月底，我主要采用访谈和观察等方法收集资料。其间，共进行了三次访谈，并根据访谈录音整理出了3.5万多字的访谈笔记。在Q大学的课堂、T园清真食堂及学生社团活动场合对维族学生进行了五次观察，对观察过程作了非常详细的记录。访谈材料和观察记录可以相互验证、互相支持。

 

三、三个在京维族大学生的“他者”体验

 

通过对访谈和观察记录进行编码和分析，并在矩阵图和概念框架图的基础上，形成了以“体验”为线索的故事线，展示了三个维族大学生在北京这个异己文化中的生活、学习过程中的消极体验和积极体验，以及由这些体验博弈带来的融入或游离选择。

（一）消极体验

1.文化震荡带来的适应危机。文化震荡是美国人类学家奥博格(Kalvero Oberg)创造并首先使用的一个概念，它指个体接触新文化而带来的痛苦与焦虑反应，以及由于熟悉的文化线索和社会规则的丧失而产生的失落感、迷惑感和无能感[1]。而塔夫特（Taft）在综合前人定义的基础上，将其概括为由于不熟悉（新环境）的认知特征和角色扮演技能而不能很好地应对环境所产生的无能感[2]。文化震荡的产生在于新文化环境带来的挑战及熟悉的文化环境的丧失[3]。引发文化震荡的环境和个体反应取决于个体之前接触其他文化和跨文化适应的经验、己身文化与异己文化之间的差异程度、个体对异己文化的准备程度、社会支持网络以及个体的心理特征[4]。作为被剥离了初级社会化环境的个体，面对异域文化，初到内地的维族学生体验到了不同程度的文化震荡。对于三个研究对象而言，他们感受到危机的强度和持续性以及应对的策略存在差异。相对而言，在新疆维族环境中出生和成长的阿里木感受最深。他在北京的新环境中出现了压力反应[5]，产生了焦虑、沮丧和不安等心理。在他看来，北京一直充满了凄凉。他在访谈中三次提到在北京的颓废、萧条和凄凉之感，而对己身文化则持肯定态度。他说，“我就是通过那里（新疆）才了解到了各种维族文化，而且觉得那些地方很亲近，很好的一种感觉。到这以后我更加发现了。就是走在那些路上就会比较开心，但走在北京就不那样了。觉得那种文化在身边的话会很愉快很开心的那种感觉。”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是全国政治、文化及国际交流中心。任何一个稍有“国际视野”和“发展观念”的受教者（The educated）都不会对北京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提出质疑。然而，如果用主客二分法来看待周围世界的话，客体的性质如何取决于主体“此地此刻”时空点的体验。由于生活在陌生的环境里，熟悉的环境、人际和文化完全被隔断，阿里木有点手足无措，他心里非常想念他记忆中“亲近”、令他有“很好的感觉”和“开心”的、“属于自己的地盘”的新疆。即使在内地生活已经8个多月，他现在（研究进行的当时）还仍然经常想起新疆。

新疆跟这里差异很大，也说不清楚在哪些方面，反正我从小就在那里长大，在那儿的话会感觉比较好，就是走在路上也会觉得很开心、自然，觉得（那里）确实是属于自己的地盘。

与阿里木用了较长时间去适应新的内地环境不同的是，谢木谢尔和古丽很快就适应了新环境，这主要由于他们在进入Q大学之前接触了大量的汉民族文化，以及由此而获得的跨文化适应的经验。

2.奇怪的眼神下的焦点。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认为，社会自我是主体与客体（他人）在互动过程中形成的。我们首先是他人的客体，其后在各种各样的互动过程中，我们通过态度获取(Perspective taking)[6]的方式去理解他人对自己的看法、态度与观点。当一个个体把自己变成自己的客体的时候，自我就出现了[7]。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通过眼睛“镜像”，主体可以窥视他人的表情、心态及对自己的态度。维族学生的外在生理特征和衣饰，作为新颖而高强度的刺激物非常容易引起人们的无意注意，并使无意注意转为有意注意，成为“内地人”眼中的焦点。维族学生正是通过态度获取的方式体会到内地人外在的姿势意义，看到了内地人眼中的自我。对于维族学生而言，他们在内地的适应不可避免地要经历这种 “火辣辣”而又奇怪的眼神的考验。在这一点上，三个研究对象都有相同的体验，而阿里木的体验尤其深刻：

校外有不愉快的体验或经历，在外面会有这种感觉，有时会很让人生气（笑）。比如说，我们几个维吾尔人走在路上说维语，前面的人会用非常奇怪的眼神看我们，有些还会像稍微躲避之类的，很让人憋气。（所以）我们（就）不说什么，赶快从他们旁边走过去。我也不太清楚（是什么原因），有时上地铁也是这样。我也说不清楚，也不能说是歧视吧，但就是很奇怪。我们走在路上用维语说话，在Q大学会很好，这里各个民族都有嘛。（但）在外面用维语说，各种人用各种眼神看，然后就觉得不舒服。

非常奇怪的眼神和躲避等“不友好”举动刺激了初来乍到的阿里木的神经，使他在接受访谈时依然能清晰回放当时的场景，让他产生了“憋气”的感觉。三个研究对象在这一点上的体验存在一定差异，谢木谢尔和古丽现在已经“不太会在意”或“习惯了”这种眼神，主要原因可能在于，相比较阿里木的刚到内地不同，谢木谢尔和古丽已经是“老内地人”。但是从他们的“不太会在意”和“习惯了”的表述中可以推知，他们当年也曾经对此很“在意”和“不习惯”。

3.刻板印象带来的消极体验。刻板印象是李普曼(Walter Lippmann)首先提出的概念，他认为人类的行为依据并非是直接和确凿的知识，而是自己制作或别人赋予他们的图像[8]，这种图像就是刻板印象。“这些图像永垂不朽,并且被文化中的媒体广泛报道。”[9]而菲斯克(Susan Fiske)和泰勒(Shelly Taylor)认为可以“把刻板印象看成一种特别的角色图式(Role schema),正是这种图式,使人们对属于特定社会类别的人形成期望。”[10]在社会心理学中，刻板印象是用来表示社会认知的偏向性和凝固性的[11]，因此它具有概括性和稳定性特点，主要原因在于人类认识具有认知吝啬鬼（Cognitive miser）似的行为特征[12]，它“不仅能在忙碌的生活中节省时间,而且当我们想要冷静全面地观察世界的时候,能使我们摆脱一切令人困惑的干扰”[13]，“它使我们在这个喧嚣的外部世界中能够看一眼就认出早已为我们定义好的自己的文化,而我们也倾向于按照我们的文化所给定的、我们所熟悉的方式去理解”[14]。斯蒂尔(Steele, 1997)[15]、斯蒂尔和阿伦森[16]（Steele & Aronson ,1995)及阿伦森、奎因和斯宾塞[17](Aronson，Quinn & Spencer ,1997)的研究表明,刻板印象一旦形成,就会对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强烈影响。对于维族学生而言，偏见和歧视源于同学对常识的“无知”、老师和校外人员在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刻板印象。

（1）刻板印象之一——“无知”的内地同学带来的消极体验。即便是作为中国名牌大学Q大学的知识精英们，也常常对来自新疆的维族同学提出一些他们自己认为的“理当如此”的“很搞笑”（古丽语）的问题。正如卢梭在《爱弥儿》中所言：“读书读得太多，反而会造成一些自以为是的无知的人”。[18]在内地同学的眼中，新疆的主要意象是“骑马骑骆驼上学”，泛化的大众符号“买买提”、“羊肉串”、“毡房”、“沙漠”、“沙尘暴”和“胡杨林”等原始、落后的刻板印象。这些刻板印象在与新疆维族同学的互动中表现出来，使维族学生感到“冲动”、“愤怒”、“无奈”，认为是一种“侮辱”。回忆初来北京时的经历，三个研究对象都有相同的感受。而谢木谢尔对此感受最深：

你会烤羊肉串吗？你们是骑马骑骆驼上学吗？你为什么不叫买买提？等等这类问题。我听了这些问题，过去是很冲动的，现在可就无所谓了，就完全懒得理他们了。这是一种无知的表现。我觉得是个维族就要烤羊肉串吗？！这是个侮辱！因为我们这个民族不都是烤羊肉串的，汉族有各种各样的，三百六十行，我们也有三百六十行，那么我作为一个大学生，我觉得烤羊肉串这个东西不会是以一个民族特征来划分吧，任何人学半天、学一个小时就能学会的东西，这不是有什么民族特性的。他们的无知在于，他们看问题很表面，不去思考，因为在内地很多的新疆人做生意都是开饭馆，烤羊肉串，他们就以此来联想，原来新疆都是烤羊肉串的，完全是特别特别的无知的表现。所以我对他们很气愤。（笑）。

对于这些内地同学经常问及的问题，谢木谢尔起初提供了各种新疆的“资料”和图片及认真的解释，但是随着“无知者”越来越多，他的耐心崩塌了，他认为“这个问题不应该是我去解决的问题，而是政府的教育去解决的问题”，他的态度从“冲动→耐心→无所谓”转到了“完全懒得理”。

这些凝固的意象是新疆维族学生获得消极体验的来源之一。此外，一些内地同学对少数民族风俗和文化知识缺乏基本的了解，也是维族学生获得消极体验的原因之一。比如，作为“无知”的内地同学的延伸，谢木谢尔谈到了他与同学的一次微小冲突：

有一个同学，他可能不知道吧，因为我们很禁忌提到猪这个动物，包括猪肉啊之类，当时我从家里面带过来奶茶粉，还有新疆的馕，泡在饭盒里在吃，那个同学进来（笑），说一句：“你怎么吃这个，跟吃猪饲料一样。”（小声地笑）我当时就火的跳起来（带着笑声），当时没有动手，（也没有）说什么，（很快就）平静下来，因为那个同学不是我们宿舍的，但他是我们同年级的，我们宿舍有个同学立马就把他拦住说：“你这样说不对，他们有禁忌，你不知道。”（后来）他们把他劝走了。

不知道是因为少见而记忆深刻还是因为对当时自己年轻气盛的毛躁行为感到难忘，谢木谢尔还能从个人的经验库中提取这段“令他当时很气愤”的事情。“当时就火的跳起来”，说明谢木谢尔“当时还是比较冲动”的，对外来的一些不尊重和不友好言语比较敏感，这是一些外在的“他者”体验的表现。尽管有时候会有一些微不足道的小摩擦，但绝大部分时间维族同学都能与室友及其他同学很好地相处，互相在尊重对方的平衡木上保持文化差异造成的失衡。事隔多年后，他能在“笑声”中叙述当年的不愉快和冲动，一可能在于受访者已经足够成熟；二可能是因为受访者已经比较适应了内地的文化环境。

新疆维族同学与内地同学互动中的这些冲突与其说表面上反映的是Q大学学生的“名不副实”和“无知”，倒不如说深刻地折射出了我国教育中存在的一些弊病，如教科书编订中汉族知识被当成真的知识，少数民族的知识仅作为背景的现实状况[19]；或教科书编订很少涉及少数民族的内容，构建了原始、落后等少数民族形象，官方对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文化宣传不足，以及因为应试教育影响而使师生局域于书本知识以及大汉族主义对少数民族的刻板印象等问题。

（2）刻板印象之二——“被小偷”的消极体验。近年来，随着一些被不法分子操控的新疆维族青少年在内地偷盗事件被某些媒体放大，“维族=小偷”的污名逐渐形成并泛化，并在内地社会发酵，使在内地求学的一些维族学生成了此刻板印象的受害者。三个研究对象都曾经遭遇“被小偷”或类似的经历，这些经历给他们带来了不同程度的伤害。在访谈中，谢木谢尔谈到本科时一个体育老师带有民族偏见的不当言行给他带来的愤怒和耻辱。

我：那么，在你的学习经历中，有没有因为自己是维族而受到一些不愉快的对待？

谢：（不假思索地）有的，包括维族小孩被拐骗到内地去当小偷，被逼迫去偷盗这种现象很严重，在北京也有。那么这样的话，按常理来说就是一只老鼠坏一锅汤的道理吧，我包括在球场上踢球的时候，站在旁边，甚至我的体育老师在内，都用那种警惕的目光看我，觉得我好像是要偷东西之类，有过这种被歧视的时候。

我：说不定老师没有这个意思。

谢：不，老师是用语言表达出来的。他当时当着我的面，斜视着我对他的那些朋友说：“把包看好了啊，小心啊，东西别丢了，别被偷了啊！”

这是我的三个研究对象提及的唯一一次来自教师的歧视和偏见。这个教师的歧视和偏见如此赤裸裸，使受访者在描述这段经历时，依然比较激动，可见此事在其记忆中何其深刻。但是，随着谢木谢尔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心理的不断成熟，他能够正确认识这件事。对于那个教师的言行，他归因于“那时他还比较年轻嘛，做这件事有他特殊的一面，不能代表整体”，做了非常中肯的分析。

与谢木谢尔的经历不同，古丽“被小偷”经历发生在校外。她谈到自己在Y市遭遇的那次意外经历：

在Y市的时候，我跟一个朋友去逛街，那个不是歧视吧，那是误会吧。在一个商场里面，然后在一个卖衣服的店里面，逛完二楼我们下楼的时候，突然间有人（保安）抓住我的胳膊（笑），说什么，就把我们当成一个新疆来的小偷什么的。我们逛一圈出来，他就抓住我们，我们说我们是学生，后来就逃出来了。（笑）

（3）刻板印象之三——“切糕事件”带来的不爽体验。民族偏见的产生在于民族间没有充分的相互了解和包容，而导致这一状况的因素既可能是主观的，也可能是客观的。比如，在访谈中他们不止一次提及一些维族不法分子操弄的“切糕事件”对维族的刻板印象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三个研究对象都有不同程度的体验，其中阿里木的体验尤其典型，他借用xx大学一个维族博士生的话来叙述“切糕事件”给他带来的不爽的体验。

这么说吧，xx大学有个（新疆的维族）博士，他的同学跟他谈切糕的时候他是这样回答的：他们（卖切糕的人）骗了别人的钱，但没有给别人卖有毒的食品，看一下三鹿奶粉之类的，他们甚至会祸害婴儿，婴儿是多么无辜的啊！但三鹿奶粉事件它被抬高到“民族”的层面了吗？没有吧。但是切糕（却）被抬到了民族的层面了。还有很多这种事件，就是觉得，比如说，我们看看我们周围的食品，有几个是可以相信的啊？应该更加严把食品的关，但他们没有。很多人乐意谈切糕事件而不愿意谈谈周围食品安全事件。

在阿里木的逻辑体系里面，“切糕事件”和“三鹿奶粉事件”都是由极个别的见利忘义、没有社会公德的人所制造的。无论是“切糕事件”制造者维族个体，还是“三鹿奶粉事件”制造者汉族个体，他们都不能代表所属的整个民族，个体事件与一个民族的民族性毫不相干。但是，汉民族在看待给社会大众所造成的损失微乎其微的“切糕事件”时，却把这个事情跟整个维族民族性联系起来，而对于对整个国家和社会造成巨大损失和伤害的“三鹿奶粉事件”却只字不提其与“汉族”德性的关联。阿里木对这种在判断和分析民族性过程中所持的双重标准非常不满，认为这是民族歧视和民族偏见。

面对来自社会的种种有关新疆维族的负面报道和事件，三个研究对象一方面怒其（个别维族）不争，另一方面又对被放大了的报道感到愤怒和不平；而面对来自社会的种种“不爽”、“不舒服”以及经常遭遇的“民族偏见”和“民族歧视”，三个研究对象感到“愤怒”、“伤心”，“心凉”，认为“很无奈”，“无能为力”，“改变不了这一事实”，觉得“现在这种情况太多了，就感觉想也没用，有时候就懒得想”。作为民族的精英，他们一方面认为自己在改变社会现实方面责无旁贷，一方面又不能有效改变社会现实。改变现实的抱负和责任感与面对现实的无力感使他们深感“憋屈”。

（二）积极体验

1.老师和同学们的尊重带来的积极体验。作为全国名牌大学，Q大学确实大师云集，藏龙卧虎，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普遍都能以“兼容并包”的胸怀尊重和包容多元文化。在研究过程中，三个研究对象提到的频率最高的用来形容老师、同学和室友跟自己关系的词是“尊重”。因此，三个研究对象都高度认同Q大学教师的品行和职业精神，认为他们“挺好的”，“很尊重我们”。在异域生活适应期，三个研究对象都感受到了任课教师、班主任的尊重带给他们的积极体验。阿里木和古丽对此印象深刻。阿里木说：

不愉快的经历校内是没有的。学校里面的老师，或者学生比我设想的要好。我觉得刚来的时候有一种——怎么说呢，不太尊重或者有点歧视的那种感觉。但完全没有想到他们都很好，班主任也是，同学们也是，他们都特地跟我交流说要怎样才能在你面前注意些什么，你们有什么文化（禁忌）吗？就这种交流，班主任在我刚来的时候也跟我说过，需要注意什么吗？这很好。就是比我想的要好。

来自老师们的普遍尊重和教诲让三个维族学生感到温暖，老师们的态度、言行使他们增加了对“异族人”的了解，修正了他们原有的类型图式（Typificatory schema）[20]。除了师长的尊重和包容之外，同学和室友的言行也给古丽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宿舍里基本上没有不太愉快的体验，因为她们也挺尊重我。比如说，第一天来的时候，天津一个女生她爸爸送她过来，然后她爸爸去过新疆，他知道我来自新疆以后，她爸爸就告诉她，以后你们尽量不要在宿舍里面吃饭，吃不清真的饭，比如说她们不能吃什么什么的。现在反正挺尊重我的。

2.大学维族学生的“社会支持网络”带来的积极体验。由于宗教信仰、语言和生活习惯的差异，少数民族学生容易在校园内组织并形成成员比较稳定的亚族群社会。亚族群社会发挥着“社会支持网络”的功能，为维族学生提供各种支持和帮助，使他们在异乡获得了积极体验。

（1）维族学生自发组织的“老乡会”带来的积极体验。维族老乡会在维族学生学习母语、对某些敏感事件形成共识、强化民族认同、增强民族凝聚力、维护维族同学的利益、维系民族情感等方面发挥着核心功能。三个研究对象都肯定老乡会对自己的异域生活带来的帮助和支持，特别是在面临各种挑战的时候。阿里木谈到老乡会对他异地生活初期的帮助所带来的积极体验：

最初来的时候一度心情不好，也就是觉得很凄凉的那种感觉。也不太清楚（为什么）。也许是因为（在）新疆我们周围都是维族人嘛。这儿周围都变成了汉族人，而且跟汉族人共同的语言比较少，就是那种原因。后来好了，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维族同学，我们相处得很好，很团结，然后相互交流之类的。然后在他们的帮助下跟其他汉族同学交流得渐渐好了，现在渐渐好了。

在阿里木看来，关于跟汉族人“共同的语言会比较少”的问题，主要可能是因为自己的母体文化被剥离，原来建立的各种关系被切断。他后来的逐渐适应是通过“老乡会”实现的。老乡会在维族新生的心理断乳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心理支持作用。对于在内地的维族学生而言，他们正是通过这样一个核心集体，与本族同学像“家人一样”共同构筑了一个以老乡会为基础，以血缘关系、宗教信仰、传统文化及民族记忆为纽带的“鸟笼”。他们在这个无形的“鸟笼”中学习母语，讨论民族面临的危机与挑战，唱歌跳舞以送老迎新或庆祝各种民族节日。这些活动无疑强化了他们的民族认同，增强了自己民族团体的凝聚力。他们在属于自己文化的有限人际圈构筑友爱，向本族同胞施予自己的爱，也在这个圈子中获取爱，并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安全感和归属感。

（2）清真食堂会餐带来的开心和温馨体验。在宿舍-教室-食堂三点一线的单调学校生活中，食堂不仅可以间接满足学生生理上的需要，同时也能放松学生身心，甚至可以为信仰同一宗教的人们提供交友的平台，增强其归属感，从而获得精神上的支持。对于Q大学的维族新生而言，他们正是通过自己认为“开心”的T园清真食堂认识了那群今后几年中几乎天天要碰面的本族同学，并从那里获得了帮助和关照，使他们在“凄凉”的北京逐步适应并克服学习和生活中的种种困难，顽强地坚持下去。在访谈中阿里木说：“我们新疆维族同学关系都很好……（维族同学）人数并不多，但因为都在同一个食堂吃饭，吃饭时候都很开心。在一起吃饭就很好。”显然，食堂在维族学生从本族文化向异族文化的过渡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限于篇幅，研究者无法一一呈现三个研究对象的所有体验。总体而言，虽然维族学生也曾经在校园内经历了一些不愉快的体验，但他们认为校园是非常包容的。如果说来自校内的歧视或偏见要么隐蔽，要么是极个别的小概率事件的话，那么来自校外的歧视或偏见不仅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是大量的。因此可以说，对于维族学生而言，大量的积极体验来自校内，而消极体验大都来自校外。积极体验和消极体验博弈的过程，将在他们毕业之后去留问题的选择中反映出来。

（三）毕业之后的去向——融入还是游离？

面对毕业以后的去向，对于维族学生来说，似乎总有一个无形的声音在呼唤：归去！归去！三个研究对象在毕业以后的去向选择上不约而同，但归去的理由却存在明显差异。作为身居内地多年，自认为已经对内地的汉族文化非常熟悉、很少想家的古丽认为，她自己是一个“比较恋家”的人，汉族和维族在饮食、宗教信仰和价值观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两种文化差距很大，她虽然很熟悉汉族文化，但不可能“融入”进去。

而颇有抱负的阿里木的理由却充满社会责任感，他认为自己很爱新疆，要回去为“憋屈”的新疆做点什么，为新疆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把“憋住”的新疆释放出去。“我想回到新疆，我从小的愿望就是为新疆做点什么，有很大的可能性我是要回到新疆的。回到新疆（能）做点什么的话我会很愉快，非常好的感觉。”

与古丽和阿里木不同，习惯了北京生活的谢木谢尔回去的理由充满了矛盾。他认为北京和新疆的政治气氛存在很大差异，相对北京的包容和多元，新疆的氛围常常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因此，他对北京是向往的，向往北京在文化、政治和宗教上的包容与自由，向往北京的教育质量和较高的公民素质营造出来的文化氛围等。但是，他又觉得站在自己身后的未来的家庭、子女的传统文化教育问题、父母以及整个民族及民族文化所赋予他的责任，老家美丽的自然风光、纯朴的人文环境、缓慢的生活节奏，以及维族朋友在京求职遭受歧视的经历使他“不得不回去”。“如果我可以一个人过的话，我愿意留在北京。但是将来我要有妻子、有孩子、家庭，我还有父母，（所以）我还得回到自己的文化圈中去，必须要回去。”

 

四、结论

 

在京的新疆维族学生是在不同际遇[21]中，与不同的人、物质客体、制度、他人的活动及日常生活的各种互动过程中，无意识间借助内地同学的姿势和态度，通过库利的镜像自我，形成了异己环境中的社会自我，[22]体会到了己身文化与异己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他们穿梭在张力不同的意识之间，不断体验着绵延不绝的跨文化生活。正如伯格和卢克曼所说，“对意识来讲，不同对象的呈现，可以视为现实不同层面的组成因素。我明白，我在日常生活中必须与人相处这一现实，与在我梦中出现的打交道的人所处的现实决然不同。这两组对象会将两种相当不同的紧张带入我的意识中，而我会以两种相当不同的方式去应对它们。因此，我的意识能够自如地穿梭于现实的各个层面。换句话说，我知道世界是由多种多样的现实组成的。当我从一种现实进入另一种现实中时，我会体验到一种像休克一样的大震荡。”[23]笔者认为，两种不同的文化际遇瞬间产生的初级震荡，其本质就是他者体验。这种体验可分为积极体验和消极体验。一般而言，学校（内环境）作为包容的场所，使他们获得了更多的尊重和理解的积极体验。相比较而言，校外环境所带来的则是大量的消极体验。

由于自身浓厚的伊斯兰文化背景与以儒家文化为主的汉民族文化环境之间存在很大差异，一方面他们生活在异己文化意识张力最大的日常生活现实中，以完全清晰的状态体验着日常生活。另一方面，己身文化中伊斯兰背景如梦幻般偶尔浮现，与占据主导权的异己文化中的日常生活现实相互纠缠[24][25]。在这种情景之下，两种文化中具有普世性的相同部分常被忽视，而相矛盾的部分则在冲突中容易凸显和放大，从而使他们产生被排斥感和疏离感。

积极体验给了他们尊重和包容感，使他们趋向融入异己文化之中。而消极体验则使儒家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界线不断凸现，使他们“愤怒”、“伤心”，“心凉”，但又感觉“无能为力”，使他们产生“憋屈”感，并对自己在他乡的意义和合法性身份产生质疑。在压抑的场景中，他们趋向于逃离。这种负面趋向再次验证了奥博格的文化震荡理论——当个体置身于异己文化中时，由于自己所熟悉的社会交往符号或信号的缺席，以及不熟悉的社会符号涌现，常常会体验到程度不一的心理不适，甚至产生高度焦虑。[26]

校园中的维族老乡会、清真食堂等族群际遇活动发挥着抱团取暖的功能，使他们获得族群归属感和情感支持，帮助新生度过最初的心理断乳期和入学之后的各种心理不适，使他们逐渐适应异己文化。

长时间的异族文化生活所获得的适应感有助于维族大学生个体融入异己环境，但由于受初级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s)[27]和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长时间的异族文化生活所获得的适应感并不能改变维族学生回归传统的趋向。这一趋向背后，深藏着历史上儒家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及民族间的冲突所形成的刻板印象、民族歧视和偏见、宗教及政治歧见，以及他们初级社会化中重要他人的影响和学校教育等次级社会化[28]影响之间的角力，本质是两种不同文明的冲突。

（在研究与写作过程中，得到Q大学新疆维族学生阿里木、谢木谢尔和古丽同学的支持，同时得到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陈向明教授、林小英副教授的指导，在此向他们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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