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章采用自传式的叙事法，以“关键事件”阐述“流动性”的个人故事如何建构其身份认同的历程。作者以自传式的书写方式叙述其生命故事，以“我”入文，既拉近研究者与读者的距离，也突出质性研究最大的人本关怀取向。通过三个小故事展示“在地性”、“流动性”、“空间性”和“暂时性”如何型构身份认同。

关键词：身份认同；叙事研究；生命故事；澳门

中图分类号：G40-05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11(2015)1-0084-05

作者简介:黄素君，女，澳门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澳门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一个故事永远不单纯是一个故事，它是信念和德性的陈述，它诉说关于价值的事。故事承载着想透露和隐藏的强大信息。故事既可以对政治及社会的优先事项而加以评论，也可以对这些事项进行挑战。[1]

Goodson

 

一、前言

 

我对叙事研究(narrative research)产生兴趣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英国攻读博士学位时。然而我跟故事（story，本文与narrative即叙事等同使用)相交，又可以追溯至个人成长及家庭的历史。人生如旅，予人流动的感觉，也正好描述我的一些经历：我是中国制造、澳门出生、香港长大、葡萄牙及英国学习，最后回到澳门工作的。要诉说自身的旅程，又不能跟社会的历史及脉络相分，因为生命故事是与社会发展和历史交织在一起的[2][3]。时值1960年代，中国内地受饥荒影响，为了求生，不少家庭过着流徙的日子。我的旅程亦由此而展开。过了预产期的母亲决定改变命运，选择带着哥哥和腹中的我，离开我的父亲、姐姐和祖母，去一个举目无亲的地方——澳门。据母亲说，抵达澳门的一周以后我便出生了，“命中注定”我是澳门人，拿葡萄牙护照。1960年及1970年代的澳门是一个落后的地方，很多人的生活都很艰苦。孩提时代家贫，没有玩具，唯一的娱乐是来自母亲睡前的故事。回想起来，母亲很多时候都是重复着相同的故事，然而童年的我并没有因此而生厌。印象中，母亲故事的开场白总是“很久很久以前”，而结语是“这故事教导我们什么什么”等。或许，这些故事都是我人生德育的课程。除了母亲的故事以外，收听电台的广播对我影响尤深，特别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家庭手工业”①是每一个家庭赖以谋生的一种方式，边工作边听广播是获取信息和调整沉闷的工作的一种方式。上述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建构了我认识论的基本信念，而且推动了随后我的叙事研究工作。

第一次采用“叙事即研究”（narrative-as-research)的概念是在我的博士论文里。澳门自1991年公布第一个全面性的教育法律，即11/91/M号法律《澳门教育制度纲要法》后，一连串的规范制度开始形成。我的博士论文正是以叙事研究探究一线教师（frontline teachers)在教育改革中的声音。原因之一是有感于主流的量化研究将个体的声音淡化及概括化，教师有血有肉的声音没法突出，因此，试图以叙事的方式，开放空间，让教师的声音走入教改。事隔多年，在高等教育界工作的我，面对高教改革同样感到那种无力感，因此，本文所用的自传式的叙事研究除了阐述笔者身份认同的型构以外，也试图以叙事的手法在高教改革的洪流中，以教师教育工作者（teacher educator)的身份发声。

本文采用自传式叙事的目的是通过一些个人和流动的故事中的关键事件[4]揭示自身身份认同的型构。 “人生如旅”是象征性地描述“迁移”和“流动”的概念，即说我成长的故事中既含地域的迁移亦包括空间上的流动。事实上，现今的社会已不能化约为一个地域的概念，而是一种流动性的社会产物了[5][6]。这也是本文所讨论的身份认同和自身流动性的相互作用和关系。

 

二、叙事即内省

 

叙事跟内省（reflection)有多层次和复杂的关系。MacIntyre[7] 和Ricoeur [8]从诠释学学派提出生命和叙事两者是互动、促进甚至互为因果的。他们认为人们都是通过叙事和故事去理解自身生命的。Ricoeur [9]甚至提出“自我的理解是一种诠释，而个体的诠释又常在叙事中找到”。Atkinson[10] 也指出，通过诉说自己的故事，我们会在自我反思中增加“工作知识”。他更进一步指出，“叙述故事是自身经验的组织、解释和创造意义”。他进一步说：“（生命）故事的角色是将个人最重要的元素、事件、对生命信念等进行整合、建立意义，从中学习，向年轻一代施教，乃至提醒整个社会什么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

        复述一个故事是关于选择性记忆或失去的记忆。Bahrdt[11]认为“人们回顾其生命中不同的经验，以及将之放在不同的优先位置总有其原因的”。因此叙述故事并不单是复述，而是叙事者对某种观点的申述。一如Goodson [12]所言：“故事乃带着要说和不要说的信息。”这也正好说明，故事的选取即叙事者反映着叙事者的主体性（subjectivity)，尤以自传式的叙事更为显见[13]。再者，人往往是通过叙述个人的故事而塑造和重新塑造自身的身份认同，这也是本文的一个角度[14]。笔者以自叙式的方法对个人身份认同进行再探索，经由诉说生命中的一些关键事件，呈现个人身份认同的型构。

三、时间、空间、地点

时间、空间、地点这几个词常与全球化拉上关系。Harvey[15]提出的“时间－空间的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的说法，一方面用以说明全球化中的经济活动和科技发展既改变了人的生活方式，同时也“缩短”了地域之间的距离。以下的三个个人小品叙述了由孩提时代到成人的故事，展示了时间性、地域性、流动性和空间性如何在个人及职业旅程中型构自身的身份认同。由此，下面的故事不宜从线性顺序的“编年史”观点去阅读，而应从特定的时间、空间、地点去理解一些个人的经历和经验。

（一）电影院

如前所述，我自小喜爱听故事，从母亲的睡前故事到电台的广播，特别是悬疑的侦探故事，可说是达到“沉迷”的地步。也可能正是这个“原因”形成了我的叙事研究认识论的角度。说到“电影院”，更是一个让我经常充满期盼和幻想的地方！

很多年前看香港导演王家卫的《花样年华》，该故事取材于上世纪60年代的香港。看完电影，我久久未能从电影中走出来，特别是当看到主角张曼玉（剧中的张太太或是苏丽珍）拿着一个叫“lata”（葡萄牙语，是一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外卖的容器）到街边的外卖店买“云吞”（南方的饺子）面时，便勾起我孩童时的不少回忆。“Lata”应是我第一个习得的葡萄牙语，也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生长于香港和澳门者的集体回忆。这种器皿揭示了与今天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例如：一种慢食文化和节能生活的实践。透过这个容器，使我整个的童年生活恍若眼前。

除了听故事以外，看电影在我童年生活中占据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虽然，学校被认定为一个重要的学习场所，然而教师们除了教课本上的内容外，不会谈澳门事，更遑论世界事。因此，严格来说，电影院是首个助我建立世界观的场所。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电视机十分昂贵，不是每家每户都有能力购买的。记忆所及，在我家所住的社区里，只有一户人家里有电视机，而该户的男主人是在香港工作的。每次看电视都是一个“盛大的礼仪”，社区的小孩会站在该户人家的门口及窗边，眼睛里流露出期待。女户主小心翼翼地拿出钥匙，将电视柜的锁打开，然后将两扇门向左右推，露出一个蓝色透明胶片的屏幕。据说这个屏幕有滤光的作用。之后女户主“神圣”地接上电源键，只需几秒的时间，画面就出现在眼前了。毕竟，电视机在当时不是普通家庭的消费品，上电影院仍是比较大众化的消闲方式。

据母亲所述，我很小就“被上电影院”了，约小于3周岁。跟其他孩子不一样，在黑漆漆的电影院我没有嚎啕大哭，却安静地看着荧幕，好像是能够看懂剧情一样。记忆中，20世纪60年代我看的电影主要是以语言区分的，即有广东话和国语电影之别，前者由香港公司制作，而后者主要是由台湾的影业公司拍制。当时的广东话电影以黑白片为主，分三类剧种，包括武侠、广东戏曲和现代剧。至于台湾电影主要分为两类，分别是源自安徽省的黄梅戏和武侠片。虽然电影产地不同，但主题却都十分类似，多以宣扬侠义和孝道的精神，以及对爱情的忠诚为主，例如著名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简称《梁祝》）就分别有广东戏曲和黄梅调了。《梁祝》既说至死不渝的爱情，也揭示了封建制度下的盲婚、性别不平等及一些社会问题。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在电影上看到的东西都是跟当时澳门的生活有所不一的。香港应是我认识的第一个澳门以外的地方。上文提到的“lata”，便是大部分香港的工厂女工用来盛中午饭的容器。虽然，影片是黑白的，但印象中的香港比澳门繁荣，片中的男女主角总爱去山顶和动植物公园谈情；而贫苦的一辈又能通过教育和努力争取到美好的成就等。事实上，我也通过香港的电影认识了澳门。电影中的青年男女为了抗拒父母安排的婚姻而选择澳门作为“私奔”的地点。这种刻板化的安排无疑在向观众暗示香港是个充满奇迹的地方，而澳门则是一个充满欲望的城市。至于我认识的第二个“外面世界”就是通过电影所见的“外国人”了，金色的头发，笔挺的鼻梁，蓝色的眼睛，说一种我不懂的语言等。当时的外语片已走入了彩色制作，《埃及妖后》、《仙乐飘飘处处闻》、《海晨号遇险记》等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虽然这些电影的内容涉及埃及、奥地利及美国，但是对于一个孩子，根本没有地域的概念之分，只会统称为“外国”，而演员就一概称为“外国人”，当然，那个时候我们以为的“外国人”就等同“美国人”。

事实上，电影在我孩提阶段起了形成和重整我的身份认同的意义[16]，让我认识到我和“他者”的区别。直至今天，电影院仍是我经常会到的地方，然而今天的电影正是在全球化的话语中，不知不觉间复制着一种文化的霸权和身份认同。

（二）1989

1989 对不少人来说是难忘的一年，例如：东西德的统一，南非人权领袖曼德拉被释放等。于我个人而言，这一年是有着特别意义的一年！这一年，我离开澳门远赴葡萄牙学习葡萄牙语及公共行政。如前所说，“lata”是我小时候学的第一个葡萄牙文字。虽然葡萄牙语当时是澳门法定的语言，纵使不懂，对日常生活也并没有构成太多的不便，而且当时不少人对学习殖民者的语言依旧心生抗拒。于我而言，我也从没有打算学葡萄牙语，更没有想过会去这样一个西方的国度。

1989年是我生命的一个转折点。回想当年，我已在澳门的私立中学任教了5年。在此之前，我在香港念中学及教育学院。那时，我对于自身的身份认同有点模糊，因在澳门出生，使我拥有了葡萄牙国籍，虽为澳门居民但却长期受香港教育及文化影响。很多时候，刚认识的朋友总会问我是不是香港人。这种情况到今天仍时有发生，反映了一般人对香港较为认可，也同时反映了澳门人比较内敛的特质。这也使我想起在英国求学时的一个片段。时为1996年的初秋，我选了一门《社会科学的哲学导论》课，学生来自五湖四海，有希腊、加拿大、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新加坡、台湾和澳门的我。这是一门护理系和教育系合办的课，加上学期刚开始，学员彼此间都不认识，气氛有些凝重。期间，有一位外国的同学坐下问我：“你是来自台湾吗？”我说：“不是，是来自澳门。”从他的眼神中可以推断，他不知道澳门是个什么地方。我马上说：“是在香港旁边的一个很小的地方。”他接着问：“是中国的一部分吗？”我说：“尚未，1999回归以后便是，现在仍由葡萄牙人管治。”很多时候，我有些不很情愿经常用香港作为一个参照而让人去认识澳门，这样的心情很难说清楚。然而，回归以后，特别是赌权开放后，不少人都对澳门有所认识了，每次在国际会议中，当我告诉人家我是来自澳门时，他们总会说：“澳门？我知道，有很多赌场啊！”无论我对于我的身份属性喜欢或不喜欢，我都不能摆脱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我某部分的身份认同是被社会的过程或实践而型构的。

回到学习葡语的事，虽然我拥有葡萄牙护照，但在1989以前是完全不说葡语的。基于在澳门出生的缘故，我是家中唯一有葡籍护照的人。母亲常开玩笑：“过了预产期也不出来，待到了澳门才出生，注定你是澳门人了。”那时候公民身份和国籍于我而言是相当模糊的，护照只是一种旅行证件，起码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并没有生成公民的概念和理解。

当时的澳门仍由葡萄牙管治，自1987年4月13日签署《中葡联合声明》后，澳门便踏入了政治过渡期。虽然葡语是法定的语言，但澳门却只有很小比例的人口懂葡语，因而公务人员本地化和中葡双语人才在过渡期中顿时成为最急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解燃眉之急，澳葡政府启动了“赴葡就读计划”，延揽一些具大学及大专学位的澳门居民，保送往葡萄牙学习葡语及公共行政，完成课程后回澳分派至各相关领域的公共部门。已经教学5年的我当时正处于Huberman[17] 听言的教师在职业生涯中稳定但停滞不前的状态。显然，这个本地化的课程对当时的我来说是一个求得突破的外在的诱因！

回顾在澳门及香港学习的日子，我是通过地图去理解世界的，“世界”于我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然而当年柏林墙的倒下，对于身处欧洲的我却是一个咫尺之间的事件，于我便形成一种世界与我相互联系的强烈感觉。毋庸置疑，旅居葡萄牙的生活和经验对于开拓我个人视野和世界观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而人在异地的处境，对我反思自身文化身份的认同和传承起了直接的促进作用，这也奠定了往后的我对社会事物关注的基础。

（三）机场

机场是一个检视社会和文化流动性的好地方[18]。航空科技的发展缩短了地域之间的距离，旅游已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机场已成为了一个自给自足，汇集各地文化和不同国籍人士的一个中转站[19]。更大程度上，机场已成为生产和规范个体的身体活动乃至与外界接触的所在，而机场客运站则成为一个全球化流动性的基地[20]。表面上，机场的确是世界文化的大熔炉，实质上，它也在潜移默化地调整着我们的文化差异，并且通过免税店推进全球化的消费主义，对我们的需要和行为进行规范。

对于机场我有一种很复杂的感受。我享受旅游，机场恰似繁忙工作中的一扇“逃生门”，然而，有时候基于学术公务往来世界各地参加会议，旅游等同了公务，便没有太大的乐趣可言了。更甚者，学术旅行背后的最大问责就是出版学术论文，在此前提下，学术旅行也成为一件苦差！在学术圈里流传着一句话：“出版或灭亡”（publish or perish）。这些学术界的“规则”，也因为时空距离的压缩而广泛和快速地传播，有甚于疫症。各地的高校生怕落后于人，或许也来不及很好消化这些新的规则便匆忙推行了！

我也会经常因公务而出行，机场之于我有了矛盾的意义。一方面，可以忙里偷闲稍事休息；另一方面，机场也创设了一个场景让我对自身专业进行省思。如今在高等院校工作殊为不易，高校的生态环境在改变，学术人员能力的评鉴以接近工厂的件工计算方式，以每年产出论文和论文的被引述次数作为考量的原则。这种全球性的高等教育改革无疑对教师教育(teacher education)的冲击至大，对于过往我们以“传道、授业、解惑”②为使命的教学工作，如今也变成一些可考核的技能和可量化的出版物。这种新的评量方式已肆虐各地，不是一个地域性的问题，而是全球化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共同议题。表面上，现今的学者因着工作内涵的转变，多了机会与国际学者交流；实质上，学者的志业已逐渐成为一种“限制性的专业主义”（restricted professionalism)，即以教师的技能为依归[21]，失去了专业自主，教学或出版成为了主要的任务。诚然两者并不对立，但面对有限的时间，人需要作出取舍，这便带来了教师自身的内在挑战！

国际院校排名席卷亚洲，对不少高等学校教学人员也带来了沉重的压力。虽然各大学都标榜 “教学、研究、服务”是其院校卓越发展的基石，但在实际的操作层面上，研究和出版却永远占了一个量化且重要的指标。前哈佛大学科技学院院长 Lewis[22]曾猛烈批评现时的大学已“失去了最核心的使命”了，即以一种机械的规则取代了教育的价值和判断。他认为大学的错误嘉奖制度，只是鼓励教授去从事他们个人的研究，并不是协助学生去找寻他们生活于社会中的价值和意义。由此也引发了我在一个国际会议上与一位亚洲学者的对话。我说：“我们大家都面对着类似的境况吧！我留意同事的工作模式在改变中。过去，同事较为愿意花时间跟学生相处，如今大家各自关在办公室写自己的论文。”他的回答同样显示出一些无奈：“是的。我工作的院校也是如此。为了生存，你必须玩这个游戏。反正，一般人不会浪费时间做一些跟他们晋职没有关系的事情就是了！”我说：“有时我觉得已陷入了‘人格分裂’的状态，对于一线教师我们常谈自我赋权和专业自主的东西，但是我们自己却很明显地活在正在窄化的专业空间中。很多时候，我在想，一个教育学院的教师的使命到底是什么？！”他说：“这不是地区性的问题，而是一个全球化的高教发展的问题。有些同事，他们专门坐在办公室用大型数据库的数据写论文，绝对符合‘多快好省’原则。我敢告诉你，基本不会有什么人会看他们的论文，对他们的教学也不见得有什么促进。但是，谁会关心？”至此，我们的对话暂停，但有关高教的讨论仍在继续。每当我途经机场，特别是开始一段公务旅程时，都会不期然地陷入专业反思的复杂情绪。全球化既促进了科技、信息和知识的流通，但同时在高等教育改革中也在不断复制着一种比拼与自我监控，甚或是一种轻教学而重研究的歧途。

 

四、一步一脚印

 

在这篇自叙式的研究中，我对自己的生活经验和部分的家庭历史进行了回顾、分析和反思，目的在于展示“叙事即省思”的意涵，以及通过个人具流动性的叙述去理解自身身份认同的形塑。生命是立体而不是平面的，因此，本文的故事时有跳跃、超越和回闪。上面的三篇小品，以“时间、空间、地点”作为叙事的框架，以过去的经验与今天的我进行对话。“电影院”、“1989”和“机场”是全球化时空压缩下的过程与产物。如Massey[23]所提出的：“……与其想象地方是有边界的，倒不如想象地方是社会关系和理解建构而成。”这也是这三篇小品所揭示的社会关系和我对事物的理解与省思。“叙事即省思”是本文倡议的一种理解身份认同的方法，特别是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也是一种寻求安身立命的前提。“叙事即研究”和“叙事即省思”是一体两面，文中的故事只在尝试揭示我通过叙事如何厘清我个人的历史、政治、文化和社会的身份如何形成和转化，并且如何跟今天的我进行对话。很多时候，当叙述完一个故事后，一种新的身份认同也就马上出现了！

注释

①上世纪60年代的手工业以“穿珠”（将闪光的珠片缝在手提包上）和“凿炮”（将鞭炮的火药引放进每一颗鞭炮里的工序）为常见。

②  语出韩愈的《师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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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Brown, M. A Flying Leap into the Future. Metropolis[C]// Cresswell, T. The production of mobilities at Schiphol Airport, Amsterdam, in On the move: mobilities in the modern western worl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6:50-79.

[20]Cresswell T. On the move: mobility in the modern western world[M]. Taylor & Francis,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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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Lewis H.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 Does liberal education have a future?[M]. PublicAffairs,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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