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俄罗斯文化决定了俄罗斯人的思维方式以及精神气质，还对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制定产生深远影响。一方面俄罗斯文化中的积极要素能够凝聚俄罗斯的民族精神，使之在国际交往中更加强大，但另一方面文化中狭隘的民族主义要素与东西文化的两重性也使之在外交政策上摇摆不定，制约了其对外关系发展。

【关键词】俄罗斯　外交政策　文化　动因

【中图分类号】D83/87                   【文献标识码】A

俄罗斯位于欧亚大陆北部，横跨欧亚大陆的特色地理位置也使之文化受到东西方的双重影响，加之基督教文化的渗透等，这让俄罗斯形成了独特而又复杂的文化现象，这种文化不仅深刻影响着俄罗斯人的处世思维，还作用于俄罗斯的外交倾向。俄罗斯独立之后，外交政策几经转变，这当然有政治、地缘因素的考虑，但除此之外，历史、宗教、传统以及心理等方面的文化要素也是其外交政策作出改变的重要因素之一。

俄罗斯文化的特征

地理、人种、民族、宗教等因素影响一国文化的形成。俄罗斯在地理位置上横跨欧亚大陆，因此它既吸收欧洲文明，也渗透着东亚文明；俄罗斯拥有不同的民族，除了信仰东正教外，他们还信仰伊斯兰教，因此俄罗斯文化也受伊斯兰文明影响。多种文明使得俄罗斯形成了混合、复杂的文化形态。

地缘因素造就俄罗斯文化中带有边缘性与开放性的特征。从地理位置上看，俄罗斯处于欧亚大陆交汇处，这给俄罗斯文化带来了两重性，也造成其游离于东西方之外，一方面在亚洲社会印象中，俄罗斯在民族、人种、文化等方面更具欧洲特征，但另一方面欧洲并不认为俄罗斯是欧洲的一员，地理位置的尴尬造就俄罗斯在民族心理上的边缘性，也成为俄罗斯文化中的潜意识。这种边缘性也导致俄罗斯在东西文化上摇摆不定。但同时这种地缘特征还造就了俄罗斯文化的开放性，使其对东西方文化兼收并蓄，并成为连接东西方文化的桥梁，西方文明要想进入东方，需要经由俄罗斯，同样，东方文化要想传播到西方，也需先进入俄罗斯。从历史来看，早期俄罗斯在接受基督教后，学习了大量的西方文化，与欧洲建立较为紧密的联系，但当蒙古人西征欧亚大陆后，俄罗斯开始认识亚洲文明。

东正教的传入给俄罗斯文化带来救世理论与大国情结。在16世纪，俄国的东正教提出了“第三罗马帝国”的观点，在东正教文化中，拜占庭帝国为第二罗马，当其消亡后，上帝选择俄罗斯人民为上帝意志的捍卫者，而俄罗斯也将成为第三罗马，是基督教的中心，负有拯救腐朽世界的责任。在东正教的宣传下，俄罗斯人认为俄国不仅是世界上领土最大的国家，它还背负着神圣的救世使命，是精神意义上的大国。而俄罗斯地理位置与历史也使之充满扩张性，早期俄罗斯处于东欧大平原，没有任何的自然屏障，而历史上波兰、德国、土耳其、法国以及蒙古都曾入侵俄罗斯，这让俄罗斯对外部产生强烈的不安感，并试图通过反扩张，建立地理意义上的大国来保障自身的安全。

俄罗斯文化中民族主义不断强化。在16世纪之前，俄罗斯处于不断被侵略和征服的历史之中，为了反抗外界的侵略与剥削，俄罗斯人必须团结一致、共同斗争，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对本民族的历史、价值观、信仰等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并产生维护本民族利益的决心，俄罗斯民族主义也伴随着这种民族自尊心而产生，不过此时是一种防御性的民族主义。但随着俄罗斯的独立与逐渐壮大，这种民族主义逐渐由抵御外辱变为一种民族沙文主义，俄罗斯开始极力对外扩张，为了自身的利益不顾其他民族的利益。如叶卡捷琳娜二世野心勃勃地想要整个欧洲臣服于俄罗斯，19世纪中期的沙皇政府又认为东方文明国家应纳入俄罗斯版图。

俄罗斯文化中还有根深蒂固的权威主义思想。西方的拜占庭文化、东方的中央集权主义都对俄罗斯文化产生重要影响，如蒙古统治俄罗斯时期，也将东方的专制集权制度带入俄罗斯，从历史发展来看，俄罗斯的各种变革也大都是由政府自上而下来强制推行的，如在16世纪中期，伊凡四世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他残酷地清除了诸多贵族，而彼得一世更是对国家与社会的各方面都进行严格管理，并采取强制方式来推行他的改革，到了苏联时期，斯大林更是在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各个方面实行高度集权。长期处于高度中央集权制度下，俄罗斯人产生了驯服感，所以当俄罗斯社会出现危机时，俄罗斯人更多的是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他们认为总统的权力与政府效率之间是成正比关系，总统权力越大，政府效率越高，进而社会也更加稳定和繁荣。

文化因素对俄罗斯外交的影响

文化的边缘性使俄罗斯外交政策摇摆不定。俄罗斯文化的边缘性特征，使得俄罗斯在外交策略上有西方派和欧亚派之争。在独立初期，国内亲欧主义盛行，要求俄罗斯全面接受西方的意识形态以及价值观念，此时的俄罗斯在外交政策上选择向西方“一边倒”，并期望通过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等各个方面的改革获得西方国家的认同。这一阶段，俄国在外交举措上十分迎合西方，如叶利钦在核武器上做出退让，削减了战略核武器。但俄罗斯的退让并没有真正换来西方世界的接纳，尽管西方提出对俄罗斯进行经济援助，但却并没有真正落实，在与西方的外交中，俄罗斯也一直处于不平等地位。亲西方的外交政策并没有给俄罗斯带来预期的利益，为此俄罗斯国内的欧亚派开始占领上风，欧亚派认为俄罗斯应立足欧亚，不能唯西方马首是瞻，而是要重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保持东西方间的平衡。为此，1992年俄国提出了“双头鹰”外交策略，即在外交上要兼顾西方和东方，之后更是进一步制定了全方位外交策略。这一阶段，俄罗斯在外交上奉行独立自主原则，一方面与西方国家形成平等伙伴关系，另一方面也将东方的印度、中国等视为战略合作对象。普京执政以来推行新的欧亚主义，即强调平衡、全方位与多极化的外交。

民族主义因素让俄罗斯在外交中呈现较强抗争性。俄罗斯在历史上一直以大国、强国形象示人，它拥有广袤的领土，苏联时期是东西方冷战的霸主，这种超级大国的地位极大满足了俄罗斯民族的自豪感。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整体实力迅速下降，失去了大国威望，而俄罗斯文化中的大国情结使其在之后的外交政策中致力于成为世界强国，因此为了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俄罗斯在面对外部压力时，表现出较大的抗争性。如在车臣问题上，俄罗斯就表现出强硬的一面。面对西方的施压，普京声明“我们什么也不怕”，并取得了第二次车臣战争的胜利，不仅维护了本国的统一，也重新树立了大国形象。此外，在北约东扩问题上，俄罗斯也表现出强硬的反对态度，在军事上制定遏制策略，外交上强化与东方的交往，巩固自身的大国地位。

东正教促使俄罗斯认同西化。东正教在俄罗斯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目前依然是俄罗斯最大的宗教，东正教信仰也已经成为俄罗斯文化的一部分，并深刻影响着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叶利钦与普京都是极为虔诚的东正教信徒，致力于推动东正教发展，如叶利钦在国家政策、税收等诸多方面都向东正教倾斜，普京在重大的国事活动中都邀请东正教大牧首出席。东正教与西方的天主教在历史上曾有1000多年的统一历史，这使得俄罗斯的东正教教徒较为认同和亲近西方天主教，进而加强了俄罗斯在外交中对西方文化、信仰的认同，叶利钦时期推行的“一边倒”外交便是例证。尽管“一边倒”外交并不成功，俄罗斯将外交政策调整为全方位外交，但俄罗斯并没有停止西化的步伐，普京便认为融入欧洲是重振俄罗斯的重要策略，为此俄罗斯近年来在经济上加强了与欧洲的合作，在安全上主要与欧盟以及北约进行磋商。

文化的开放性推动俄国确立全方位外交策略。俄罗斯文化的开放性使得其能够借鉴和吸收东西方的优秀文化成果，并以开放的心态来参与国际合作。如普京在2001年访问德国时，提出俄罗斯不是欧亚大国而是欧洲大国的观点，由此可见，他在外交上希望重回欧洲的目的。在圣彼得堡建成300年庆典上，俄罗斯邀请了40多个国家的元首，这既展现了俄罗斯的世界大国威望，也让这一庆典也成为东西方沟通的桥梁，而俄罗斯作为庆典组织者起到了东西方交流的桥梁作用。这一系列外交活动都表明俄罗斯坚持全方位的外交策略，普京将俄罗斯融入欧洲作为最终目标，但亚洲对于俄罗斯的发展也十分重要，尤其是亚洲的经济发展对于推动俄罗斯经济起到重要作用，为此俄罗斯在外交上提升了亚洲的优先等级，如俄罗斯十分重视上海合作组织，并积极支持亚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战略。正是俄罗斯文化中的开放元素，促使俄罗斯在外交上树立了全方位的方针。

俄罗斯文化中的坚忍精神促使其在外交上韬光养晦、以融促变。从俄罗斯的发展历史来看，俄罗斯文化中有十分强大的忍耐精神，而在外交上，这种精神促使俄罗斯能够韬光养晦，不断壮大起来。历史上，早在蒙古族征服罗斯时期，俄罗斯民族就充分体现出这种坚忍精神，当时俄罗斯一方面臣服于钦察汗国，另一方面却在暗中实施分化策略，最终蒙古王公被莫斯科公国打败，俄罗斯收回失地；在历史上著名的克里米亚战争中，沙皇俄国可谓内忧外患，此时的俄国在外交上层层让步，但它成功利用欧洲列强之间的矛盾，实施合纵连横的策略，最终赢得欧洲大国地位；在苏维埃时期，新生政权对内有白卫军的对抗，对外有德军压境，此时列宁顶住压力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退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尽管为此苏俄做出重大牺牲，但这给新生的苏维埃政府赢得时期，使其尽快发展经济、巩固政权，为击退白卫军和对抗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奠定了基础。从历史来看，在国家遇到危机之际，俄罗斯总能够卧薪尝胆、韬光养晦，最终将危机化为机遇，不断巩固本国政权，强化自己的国际地位。

在当前环境下，这种韬光养晦的文化基因促使普京将外交政策定位为“以融促变”，即主动与竞争对手合作，为国内发展创造良好外部环境。如在“9·11”事件后，俄国主动与美国开展反恐合作，与欧洲在经济、能源等方面进行磋商，这一系列外交措施，缓和了俄国与西方关系，为其发展国内经济赢得更大空间。

文化因素对俄罗斯外交政策影响的价值分析

从俄罗斯文化因素对它的外交政策影响来看，它一方面为俄罗斯外交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支持，促进俄罗斯的民族团结，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恢复俄罗斯的强国形象；另一方面俄罗斯文化中的边缘性和双重性也导致俄罗斯外交政策的摇摆不定，并有可能将其带入狭隘的民族主义误区，这又阻碍了俄罗斯健康外交关系的形成。

俄罗斯文化因素对其外交政策的积极影响。首先，俄罗斯文化中的开放性使得俄罗斯在外交上兼容中西。俄罗斯特殊的地理位置使之不断受到西方与东方文明的影响，并将二者融入到自己的文化之中，形成了独一无二的俄罗斯文化。俄罗斯这种文化的开放性使之希望能够成为东西方沟通连接的桥梁，而在外交上，俄罗斯便要均衡发展与西方和东方的关系。文化的开放性使得俄罗斯民众及其领导人坚信自身在连接不同文明上的重要作用，其认为欧洲缺少俄罗斯便无法称之为欧洲，同样亚洲缺少俄罗斯也不是完整的亚洲。这种观念使得俄罗斯树立了全方位的外交政策，并实现了亚洲太平洋标准与欧洲大西洋标准的辩证统一。

其次，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有助于维护俄罗斯的民族独立与自尊。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缺乏精神引导，其一开始将希望寄托于西方民主思想，试图通过照搬西方模式发展本国，但俄罗斯并没有真正融入西方社会，俄罗斯内部也分裂出各种思潮，整个社会处于迷茫之中，正在此时，俄罗斯萌发了民族主义，并获取了大量民众的认同。这不仅促进了俄罗斯社会的团结，还给它的外交带来了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俄罗斯重新定义自己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注重维护自身利益，形成合作伙伴的平等关系；二是俄罗斯在外交政策制定上注重东西方的平衡。

最后，东正教文化提升了俄罗斯的民族凝聚力。东正教与俄罗斯民族、文化以及思想等产生紧密联系，并成为维系俄罗斯国家统一的重要力量。如在16、17世纪之交，俄罗斯面临内忧外患，东正教便号召国民团结一致，为捍卫信仰而同瑞典和波兰战斗；在卫国战争中，东正教同样号召人们去保家卫国；而进入新世纪之后，东正教依然在维护俄罗斯利益、反对西方强权政治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可以说，东正教在整合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以及稳定政局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此外，东正教文化中还倡导忍耐精神，这也成为俄罗斯民族的文化气质，使得俄罗斯在外交中善于忍耐，并不断积蓄内部力量，以图恢复世界强国地位。

俄罗斯文化对其外交政策的消极影响。首先，俄罗斯文化的边缘性使之在外交政策上摇摆不定，缺乏明确定位。俄罗斯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一方面使之具备开放心态，但另一方面也导致俄罗斯在文化心理上始终缺乏归属感，常常在西方与东方之间摇摆不定。俄罗斯对外西方文明的态度尤为矛盾，一方面它向往西方的先进性，在外交上也一直致力于向西方靠近，甚至可以说俄罗斯的整个外交战略架构是围绕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其中，俄美关系是重中之重，其次才是俄国与欧盟的关系。但另一方面，俄罗斯文化始终难以完全融入到欧洲或是整个西方文化之中，而欧洲也并不完全接纳俄罗斯，这种来自西方的排斥又使得俄罗斯抗拒西方文明。俄罗斯的这种矛盾心态使之在外交政策上左右摇摆，当俄罗斯处于危难或贫困之际，它向往西方式的强大，便会在外交上主动拉近与西方的关系，而当俄罗斯实力开始增强时，它便与西方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甚至期望能够征服西方。

其次，俄罗斯民族主义中的消极元素也导致其在外交中被边缘化。俄罗斯文明中的民族主义对强化俄罗斯民族凝聚力具有重要作用，但同时这种民族主义也极容易发展成为种族主义。众所周知，俄罗斯是通过快速的军事征服而成为世界上国土最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军事扩大领土的速度要远快于不同种族之间沟通融合的速度，因此俄罗斯通过领土扩张而新纳入的种族并不会对俄罗斯本土文化产生太多认同，而一旦俄罗斯面临发展危机，这些种族便可产生分离的倾向，车臣便是如此。此外，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强调俄罗斯种族的优越性，并认为本民族的利益高于其他民族利益，这使之往往实施对内镇压、对外扩张的策略，这在俄罗斯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时便可见一斑，如在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争夺纳卡地区时，俄罗斯支持亲俄的亚美尼亚，并迫使阿塞拜疆加入独联体，之后俄罗斯多次利用周边国家的矛盾冲突，先后迫使格鲁吉亚、摩尔多瓦等加入独联体。在全球化背景下，俄罗斯的这种外交策略使之逐步被边缘化，而且其强烈的对外扩张性也引起众多不满，加剧了世界紧张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