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受中国文化传播的刺激，日本不仅保存了许多中国已经散逸的汉籍，而且产生了大量用汉字写就的著作。往来物正是这其中极具研究价值的一类书籍，它是初等教科书的总称，被广泛使用在平安时代末期至明治初期的庶民教育领域。其在还原社会实态、了解民生民情方面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同时有助于我们深入开展东亚汉文化和汉字文化的研究。

【关键词】往来物　研究价值　社会实态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自秦汉以降，东亚文化圈内的文化交流趋势，是汉唐文化流向朝鲜、日本和越南。受中国文化传播的刺激，日本不仅保存了许多中国已经散逸的汉籍，而且产生了大量用汉字写就的著作。平安后期以来，日本文化的创新能力逐渐增强，对中国文化的学习，逐渐从大量直接吸收、单纯仿效的阶段发展到有所扬弃、自我创作，将已形成的文化不断“日本化”的阶段。研究东亚汉文化和汉字文化之时，那些由外国人用汉字写就的书籍，也是值得关注的对象。往来物正是这其中极具研究价值的一类书籍。

往来物的发展及研究价值

往来物是初等教科书的总称，被广泛使用在平安时代末期至明治初期的庶民教育领域。早期的往来物是书信习作的范文集，江户时代演变为以传授历史、地理等日常生活所必需的知识为目的的教材。现存最早的往来物成书于平安时代末期至镰仓时代初期。公元八世纪到九世纪，是唐朝与日本交流最为密切的一段时期。平安京（现京都）的营造、律令制度的建设，都透露出浓厚的唐朝气息。当时的日本人对唐文化的喜爱和倾倒，可见一斑。随着大规模遣唐使活动的展开，大陆文化大规模传入日本。这段时期，随遣唐使团来到中国的留学生和僧人，把大量的佛家经卷、文学典籍带回了日本，供人们写信时模仿和套用的参考书—书仪，就是其中之一。现有的研究表明，从奈良时代起，书仪就已经东渡传入日本，为当时的公卿贵族所爱用。朝廷的公文、贵族公卿们的私人书信，这些参照一定的写作规范、用汉字写就的文书，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上流社会的公务活动和私人生活中。懂得文书的写作规范、能够写出一封得体合宜的书简，成为当时贵族公卿们必须掌握的一种技能。到了平安时代末期，出现了日本文人用汉文编撰的书简文例集。在学习唐文化成为举国风气的时代背景下，掌握了汉字和汉文学的贵族文人模仿中国的书仪形式，把生活中的往来书信编撰成书，这也是相当自然的一件事。不叫做“某某书仪”而是“某某往来”，或许是出于对唐文化的敬意，这其中恐怕也受到了本国文学意识的强烈驱动。随着时代的发展，往来物出现了书简文例集以外的新形式。其淡化了礼仪规范的书信功能，侧重词汇、专业领域知识的传授，用于幼学习字、书法、官政常识、伦理道德等社会生活等实用知识的启蒙。而江户时期最为多见的则是以商业知识为主题的往来物。究其原因，是随着社会商业活动的发展，商人阶层和负责处理商人事务的公职人员更迫切地需要了解相关知识。这类往来物内容简洁易懂，向时人传授社会生活和经营实业所需的基本知识，帮助他们掌握相关实用术语。明治时代初期往来物依然活跃在教育领域。例如佐渡地区的学童们，首先学习的就是往来物，然后才开始学习汉籍。①随着日本教育的近代化、统一化，往来物逐渐退出了教育领域，不再作为教材使用。作为文化传播的媒介，往来物不仅推动了日本教育的普及化，在教育史上有重要地位，也成为后人了解和研究日本社会、日本文化史的宝贵资料。

日本学者在二十世纪初期就已开始了往来物的整理收集工作。明治三十九年（1906）五月，国书刊行会出版了《续续群书类从》。这部丛书收录了江户时代的书籍，其中《续续群书类从 教育部》一书内收录了七部往来物，自此开启了往来物百余年的研究历史。平泉澄、石川谦、石川松太郎等一批学者以往来物的历史研究为核心，收集各时代的往来物作品，回顾和总结了往来物的历史，阐述了往来物在日本教育史上的作用和意义。在这些基础上，近年来日本学界围绕往来物继续展开研究，其中江户时代和明治时期的往来物研究占了绝大多数，如对江户时期女性用书道字帖的研究、从江户时代的教育和文化角度对往来物展开的研究、从日语语言学的角度对明治时期往来物进行的研究等。相比较而言，对江户时代前的往来物研究则零散而不成系统，往来物还有很多有待研究和探讨之处。

我国学者对往来物的研究起步较晚。周一良（1984）从书仪的角度来阐明中日文化的密切关系，其中简略地谈及了几部有代表意义的往来物，可谓国内最早言及往来物的学者。②谭建川（2003）阐述了往来物在日本教育史上的作用与意义。③王晓平（2014）利用敦煌书仪对日本最早的往来物《云州消息》中的敬语进行了详尽的分析。④

日本著名学者内藤湖南在其所著《日本文化史研究》（商务印书馆，1997年）中表示，往来物的发展实际上体现了日本这个靠外来文化发展起来的国家，在实现教育独立之前经历的历史变迁。对往来物进行整理和研究，不仅有助于理清蒙学教材的发展及其在教育史上的作用和意义，还有助于考察近代以前日本在汉字使用方面的情况。有一些往来物汇集了日常书信的词汇、单句、短文，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常用单词，其语言学价值也不容忽视。另外，往来物内容涉及社会日常生活的很多层面，有的以社会生活相关的节会、祭祀活动、礼仪往来等为主题，也有对某一个专业领域知识的介绍，如寺院的各种佛教活动、礼仪、宴游、茶会、历史，以及地理、书法的相关知识和学习技巧，对于还原社会实态、了解民生民情方面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高山寺本古往来》的内容及研究价值

作为最早的往来物之一，《高山寺本古往来》有其重要而独特的地位。该书原本收藏于日本京都高山寺，现收藏于京都大学图书馆。寺院藏书多为江户时代以后的书籍，即使是有一定历史地位的寺庙也极少有江户时代以前的藏书。这些保存下来的古书中室町时代的书籍要少于江户时代，镰仓时代的书籍较之更为稀少，留存下来的平安时代的书籍更可谓是凤毛麟角，而奈良时代前的书籍几乎已没有留存。究其原因，早期产生的书本总量非常少，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而时光磨灭世间万物，一本书历经战乱、火灾、洪水、虫蛀、人为的损坏甚至遗弃，逃过这一切的灾祸，才有可能留存至今。这就让《高山寺本古往来》更显得弥足珍贵。

高山寺创建于十三世纪初叶，位于京都市右京区，是世界文化遗产之一。自中世以来，高山寺就以致力于学问而闻名，寺中收藏的典籍质、量兼备。明慧上人（1173~1232）和他的弟子们、以及高山寺的支持者们共同成就了寺中数量庞大的典籍收藏。高山寺不仅仅收集、抄写了大量的典籍，还编制了详尽的藏书目录，致力于书籍的传承。其中既有《鸟兽人物戏画》等日本“国宝”级文化财产8件，也有50余件被列为重要文化财产的手书典籍。其藏书多为佛教典籍，还有少量中国唐代写本和宋版书，如《齐民要术》、《华严三昧章》等。

《高山寺本古往来》的书写年代据推断为平安时代末期至镰仓时代初期，是现存最早的往来物之一，书写者应为当时的山中僧人，具体已无法考证。全书计选取平安后期中下级贵族和朝廷官员的实际生活中的往来书信五十六封编撰而成，内容多为向对方借用物品、邀请对方赴宴、商谈人事诉讼、评论歌舞曲艺之道等。文中书信使用的并不是地道的汉文，而是一种“变味儿”的汉文形式。其总体形式仍是汉文，但是语法却不完全符合汉文的规则，夹杂有当时日语的语法特征，这种文体也被称为“变体汉文”。大约在公元七世纪下半叶，日本的文字资料中就出现了这种形式，尤其是平安时代朝廷的法令、公卿贵族的日记和书信多用这种文体。可以说，这种“变味儿”的汉文是日本从全面引进、熟悉使用汉字，到以本土固有语言对汉字消化和再创造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成果。

虽然《高山寺本古往来》采用的是书信集的编撰形式，但这五十六封书信都没有标注信件的书写日期、寄信人以及收信人等信息。与同期、包括后世成书的同类往来物不同，这部往来物虽然在材料整合上缺乏一致性，但以实际生活中的往来书信为素材编撰而成，从而使全书极具实用价值。文中内容涵盖面广，既有讲述音乐、歌舞曲艺等当时上流社会的风雅之事，也有讲述官吏日常政事、人事、刑罚诉讼等实务，还有向对方借用物品、邀请友人赴宴等世俗生活之事。对于现代研究者了解平安时代公卿贵族群体的政治生活情态和世俗生活样貌有非常重大的文献价值。

提起《高山寺本古往来》，不得不说说它的书写介质。和很多往来物不同的是，《高山寺本古往来》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它和另一个文献资料—《高山寺表白集》共存，以“背书”的形式展现在纸面之上。在平安时代，纸张尤其是好的纸张仍然是很贵重的，通常只用于抄写经书，于是，在用过的或者废弃的纸张背面继续书写，就成为当时的书写常态。即便时代发展到了中世，这种做法在贵族和有悠久历史的著名寺庙中依然很常见。

《云州往来》的内容及研究价值

同为日本最早的往来物之一，《云州往来》得到的评价更高。它被日本学界公认为是往来物的发端之作，兼具书信文的实用性和丰富的文学性。作为宝贵的学术研究资料，在日本文学、日语语言学、日本历史、教育史、书法史等研究领域均受到了重视。

《云州往来》的作者藤原明衡（989~1066）是平安中后期的大学者，汉文学造诣深厚。藤原明衡曾担任出云地方的地方长官，这部往来由此得名。

《云州往来》之前，日本文学史上也曾出现书简形式的作品，例如正仓院《杜家立成杂书要略》、万叶书简、本朝文粹书简等。这些书简都是实际社会生活交往中产生的真实书信，用作书信写作的范文自然是并无不可，但因涉及的社会活动有限，无法为当时的公卿贵族们提供能够满足其社会交往以及日常生活各场合所需要的书信写作示例。而《云州往来》全书二百余封书信，内容涉及日常生活的诸多方面，几乎涵盖了公卿贵族们社交往来中可能遇到的所有场景，如新禧贺正、设宴邀约、祝贺吊唁、邀请来访、馈赠礼物、请求帮助、照会告知、日常问候等等。《云州往来》大部分书信采用往复的形式，有“来”有“往”，便于模仿、利用；借用“互飞短札”的形式，对当时上流阶层的实际生活中的例行活动、仪式习惯等进行讲解、说明；书信中还大量使用了出自我国古代重要典籍如《诗经》、《后汉书》、《文选》等的词语，表现出了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借鉴和吸收。像《明衡往来》这种既能学到书信写作的实用知识，又能掌握贵族实际生活中必需的社会常识的书籍，可谓“一石二鸟”，故而很快就从贵族文人的书案扩散到了年幼学童的课桌之上。

《云州往来》成书以后受到了当时上流阶层的认可和赞赏，上至天皇、亲王，下至公卿、僧侣，都相当重视这部往来。公卿贵族们认为《云州往来》文笔出色，并对它加以诵读和学习。三条西实隆（1455~1537）是日本南北朝时代的公卿贵族，在历史掌故、和歌、书法等方面都有相当成就。他的日记《实隆公记》中有部分言及了《云州往来》，也从侧面证实了《云州往来》在公卿贵族们中的影响。日记中的相关记录表明，后土御天皇持有《云州往来》一书，当时的书法名家、尊元法亲王曾经亲自抄写了《云州往来》，他本人也曾受无量寺僧正祐济之托，给《云州往来》注音。在公卿贵族间的流行，让《云州往来》有了众多抄写本，其中有一些流传至今，为今人所得见。

《庭训往来》的内容及研究价值

日本南北朝时期到室町时代这段时间（十四世纪中叶到后半叶），武家子弟和富庶百姓的子弟，延请教师在家中授课，或去寺庙接受教育，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庭训往来》编成于室町时代，成书后即广泛流传，是近代教育制度确立之前日本初等教科书的代表之作。“庭训”语出《论语·季子》，孔子的儿子孔鲤因敬畏父亲孔子，快步经过孔子所在的厅堂，受到孔子学诗、学礼的教诲。后世之人遂以“庭训、鲤对、过庭闻礼”等泛指家庭教育。《庭训往来》的命名方式，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学的影响。

全书由二十五封书信组成，采取每月一对往复书信、按照一月到十二月的顺序编排而成（八月共计三封），在书信礼仪规范的传授方面可谓煞费苦心。

书中内容涉及国家政事、家庭事务、士农工商之事、武艺、神祗、佛教、礼仪、军旅、衣服、器械、宴乐、疾病等诸多方面，所用词汇种类丰富。使用最多的是衣食住和职业名称相关词汇，最少的是文学相关词汇。不同类别的词汇数量的差距，表明了《庭训往来》的编写者注重该书实际功用的用心，体现了《庭训往来》生活本位、实用本位的特点。词语的罗列不仅仅提供了大量的词汇以供学习者记忆，同时也给学习者带来了诵读的节奏感与流畅感，这也是《庭训往来》经久不衰的原因之一。

《庭训往来》从内容上看包罗万象，既有书信礼仪的讲解，又有社会生活的礼仪礼法、世情世态的讲授。书中包含的大量衣食住和农工商、百工诸商诸艺有关词汇，以及谷物果树、器物工具、地方特产、匠人职种等，这些对任何一个阶层的人来说，都是需要了解的。《庭训往来》的生活化、平民化、百科全书的性质让它经久不衰，很快超越早于它出现的诸多往来物，更广泛地为时人所接受。书中所展示的社会风貌，也有助于后人还原当时的社会实态，了解世风民情。

结语

往来物涉及内容多为当时社会人应该掌握的常识，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民生风貌。通过研究这类书籍，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历史文献所没有记载的社会人情和风俗习惯。

晚清学者杨守敬在日本访书时，曾在给友人李莼客的书信中指出：“彼国自撰之书，与中土可互证者尤多。”陈寅恪先生也曾说过，“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对往来物进行研究，既可以挖掘丰富的新资料，了解当时日本的社会风貌和民生民情，也可以为东亚汉文化和汉字文化研究提供新的空间与资源。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天津外国语大学日语学院讲师）

【注释】

①［日］黑石阳子：“佐渡地区的文弥净琉璃”，《佐渡乡土文化》，1993年第73期。

②周一良：“唐代的书仪与中日文化关系”，《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

③谭建川：“日本传统启蒙教材—往来物研究”，西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

④王晓平：“敦煌书仪与日本《云州消息》敬语的比较研究”，《敦煌研究》，201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