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的道德建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人学”建构，即在推动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消解“阶级的道德”，历史地、实践地建构“真正人的道德”；马克思的道德批判是历史与道德、政治经济学与哲学、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双重批判。实践向度是马克思道德观的理论特质。

【关键词】马克思道德观　实践向度　道德理想主义　道德相对主义　道德虚无主义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马克思是彻底的道德实践家。他的道德观是建立在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科学的实践道德观，是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在反对旧道德的基础上，历史地建构的全新的道德观。

马克思道德观的历史建构

马克思没有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等那样的长篇大论式的伦理学专著，但这并不意味着道德议题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缺失。相反，马克思的道德观恰恰是在批判性继承、创造性发展基督教神学道德观、康德自律论伦理观、黑格尔唯心主义道德观、费尔巴哈抽象人本史观以及杜林先验唯心主义道德观的基础上最终建构起科学的实践道德观。

中学时代的马克思深受基督教神学道德观的影响。他在早年有关基督教的论述中把道德视为对基督神的“纯洁”、“神圣”的“爱”—这种“爱”是超现实、超阶级、超功利的绝对的“爱”。这一时期，马克思道德观神学色彩浓厚，把对“人类幸福和自身完美”视为最高的道德。   

自大学时代开始，马克思受大卫·施特劳斯、布鲁诺·鲍威尔等人影响，理论重心开始转向对康德、黑格尔哲学，逐渐摆脱神学宗教道德观，开始转向对“现实的人”的道德的关注，尤其是在道德问题上有了“阶级意识”。这一时期，马克思已经明确，统治阶级强加于被统治阶级的“道德”，充满“阶级的偏见”，不过是一种伪道德、一种虚假的“意识形态”。尽管如此，受康德自律论伦理观的影响，马克思仍未找到道德的真正现实基础—他将道德的基础归到人类意志自由和“人类精神的自律”，也没有找到消灭“阶级的道德”的现实出路，更没有将“真正人的道德”的实现上升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事业整个的高度上来看待，更不可能在道德观上实现阶级意识与历史意识、科学意识的统一。

随着欧洲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觉醒并最终走向革命自觉，在指导工人革命实践的过程中，在批判、超越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抽象人本主义、黑格尔唯心主义中，在揭露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和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最终找到“通过革命的实践消除道德危机、扬弃异化的道德，实现‘真正人的道德’的道德建设现实之路”。这里，马克思阶级意识与历史意识、科学意识辩证统一的道德观建构、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历史批判）和对资本主义的哲学批判（道德批判）是作为整体的马克思主义建构的同一历史进程的不同维度。这样，马克思道德观具有了丰富而深刻的实践内涵：

关于道德的起源。在马克思看来，作为某种特定“意识形态”的道德，一定是特定社会形态的产物，是特定现实社会生活的反映，根源于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社会经济状态的产物”。因而现实的“道德”首先是个社会历史范畴，具有鲜明的社会历史性。因为通观人类历史，“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显然，没有任何脱离现实基础的抽象的、绝对的道德。对此，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撇开一定的生产关系，“黑人就是黑人”，“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 ，只有在特定生产关系下，黑人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才成为资本；偷盗行为并不是天生不“道德”，偷盗行为不“道德”，是在私有制条件下不“道德”—没有私有制就没有私有的意识，没有私有的意识怎么可能会有偷盗行为呢！

关于道德的本质。在马克思那里，道德本质上是一种最终受社会存在决定的特定社会意识，是物质活动的产物；道德实践本质上是“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精神交往。显然，把道德和人当成脱离现实社会存在的宗教，将道德的意识“宣布为宗教的或神学的意识，而……道德的人，总而言之‘一般人’，则被宣布为宗教的人”，不过是撇开人的活动、人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反对“词句”的道德陈词滥调。基于此，马克思十分反感只谈道德不谈“历史”的唯心主义道德说教，明确表明科学社会主义者从不向人们提超阶级、超历史的“普遍道德”要求。与此同时，马克思也十分重视道德作为一种特定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与国民经济学撇开生产关系谈生产力、撇开生产谈分配、消费等不同，马克思洞见到资本主义生产力客观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客观，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不道德”不在于这种或那种“主义”，而在于其特定生产关系之下利己与利他不可调和的对立。说到底，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在成为资产阶级剥削工人阶级以满足他自身利己需要的强制力量的同时，也反过来成为支配资产阶级和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己力量，进而“资本”除了不断增殖这一“道德”，完全没有、也完全不需要其他“道德”。这就是“资本的逻辑”。

关于道德的阶级性。马克思在考察一切有阶级的人类社会历史之后断言，在阶级社会，由于不可避免的阶级对立，“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阶级性是道德的内在固有属性；而超阶级的“真正人的道德”，只有在根除了阶级对立的物质条件和阶级对立本身，在社会发展到无阶级对立的阶段，才能成为可能。可见，人类道德的演进就是一个从“阶级的道德”向“真正人的道德”、从非“人的”历史向“真正人的”历史逐渐进化的历史。对此，恩格斯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那种基于主观美好想象或狭隘私利而设计出来的超时代、超民族、超阶级的 “人类”“普遍道德”，就如康德的绝对命令一样软弱无力，其实不过是在毫不现实、毫无适用的抽象道德；因此，就道德的社会现实性而言，“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

马克思道德观的内在意蕴

从马克思道德观的理论建构过程和他对道德的起源、道德的本质、道德的阶级性的透彻解剖中不难发现，马克思道德观具有鲜明的革命的实践向度。

马克思的道德批判是同工人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历史与道德、政治经济学与哲学、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批判。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依据大量资本主义客观现实，深刻透彻地批判了资本家对工人残酷劳动剥削的不道德性，敏锐地指出私人利益和金钱至上是资产阶级道德的基础和核心，并科学揭示了道德被极度扭曲的社会根源及其破解路径—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重建社会经济、政治伦理秩序，为实现“阶级的道德”向“真正人的道德”转变提供社会历史条件。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科学地运用“猴体解剖”与“人体解剖”，将商品、商品交换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起点范畴，深入考察了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中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和奴役关系，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的非人道，说到底是资本增值本性的人格化，这就从根本上超越了旧道德哲学从抽象的意识哲学层面进行纯思辨的道德批判，从而不仅在政治经济学的深层批判语境中开启了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道德批判，也宣示了社会主义革命和道德重建的价值取向。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真正人的道德”的复归与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其实不过是同一自然历史过程的不同方面。因为，人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人的实践活动规定着人的道德本性，人类美好道德生活世界的创造，只能依赖于人类自身的社会历史实践。共产主义的道德哲学当然要“解释”道德，但更为关键的是它要在变革道德赖以存在的现实社会关系的物质实践中“变革”道德，在辩证批判旧道德中建构新道德。一切仅仅停留在思想、观念、思维中，试图用“精神”批判来消灭旧道德的行为，都不过是某种“幻想”、“幻影”。简而言之，从物质实践和社会现实关系出发来解释道德—这是马克思道德观实践向度的直接意蕴。

在马克思看来，除了必须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彻底的根本的革命性变革，还要对整个资本主义上层建筑进行与之相适应的革命性变革。因为在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对立根源未彻底铲除的情况下，国家不可避免地要成为“政治国家”、“民族国家”，不可避免地要成为某种“虚假的普遍物”，进而不可能成为代表全体人民的普遍利益的“真正的共同体”，超阶级地建构并奉行“普遍的道德”。于是，无产阶级要在物质上、观念（道德）上实现自身的全面解放，必须“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于是，在开创“真正的人”的历史时代以前，无产阶级的道德解放必须同阶级解放、全人类解放融合起来，无产阶级道德自律的现实基础只可能孕育于无产阶级作为“真正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之中。只有到了那时，“共产主义者既不拿利己主义来反对自我牺牲，也不拿自我牺牲来反对利己主义”，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才能真正统一起来，人们在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中，“交往”、“联合”才可能是“目的”，才可能“充分”；“人与人之间的兄弟情谊”才可能“由于劳动而变得坚实”。

马克思道德观绝不是超历史的道德说教，更不是超阶级的道德“词句批判”，而是在批判与建构相中和、自我与他者相和解、个人与社会相融合、阶级意识与历史意识、科学意识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指向全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实践道德观。

马克思道德观的当代观照

以马克思实践道德观观照当代中国社会道德困境，其中不乏富有现实意义的启示。

关于道德教育困境。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令人困惑的是：中国的教育者们自古就喜欢讲“道理”，还把这些“道理”升级为家训、校训、乡约、公德，其实际效果却变成了道德自律与道德他律相冲突、道德教化与道德选择相背离、道德崇拜与道德解构相抵消、道德理论与道德实践相脱节等种种当下道德困境。多样的道德困境几乎有着共同的心理作用机制：“在一个世界里，儿童像一个脱离现实的傀儡一样，从事学习；而在另一个世界里，他们通过某种违背教育的活动来获得自我满足。”透视种种道德困境背后的心理作用机制，不难发现，无论贯穿古今的“道理”宣灌还是现代社会“公德”引导，其本质都是教育者以“权威”之势站在道德至高点上对被教育者进行“教育”，确切无疑的道德与非道德标准掌握在教育者手中。

在马克思看来，道德本质上是自律与他律的辩证统一，道德真正内化为内心的行动准则，必然是一种个人精神自由、社会精神多样状态下的精神自律行为，这是道德生成、道德发展的相对独立性。认识不到或者有意否认道德的相对独立性，要么向受教育者提出脱离或超越社会存在发展水平的道德要求，要么进行道德专制，都不可能达到道德教育的预期理想效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提出了“共产主义者不向人们提出道德上的要求”这一深刻命题。这就要求合理的道德教育，必须同时兼顾道德教育的规训向度和解放向度，在尊重道德自身发生发展规律、尊重人的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将道德灌输与道德渗透、道德他律与道德自律、道德教化与道德重构结合起来，将道德教育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辩证统一起来。

关于道德认识困境。马克思从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辩证统一的角度，将人类历史分为“人的依赖关系”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阶段。其中，第三个阶段是对第二个阶段的扬弃、超越，而不是机械否定。就理想的社会主义而言，我国无论在社会制度、指导思想，还是在价值追求等方面都优越于资本主义；但就“现实的社会主义”而言，我国仍然处于物的依赖关系阶段，还存在着人的劳动异化现象，在很大程度上还没摆脱物的依赖关系的限制和制约。拜金主义、诚信危机等道德失范现象还大量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广为认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处于培育之中。这无疑是当代中国社会种种道德困境的现实生活基础和深刻社会历史背景。以马克思实践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道德观观照当代中国社会道德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疑是重建道德的价值指南，但正如法国学者L·塞伏所言，“道德理想绝不是有着超验根源的一种法典，不是生活以外的一种规则，不是一种先验的价值论，它永远不过是现实的一种反映，物质条件在观念上的表现而已”，解决道德问题不能止于、限于道德领域本身；更不能以空洞、伪善的“道德说教”代替对道德危机背后的社会危机的深刻反思。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需要既拒斥道德理想主义，又反对道德相对主义、道德虚无主义。

尤其值得警觉的是，将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利他主义与利己主义机械对立起来的道德理想主义。部分论者认为，集体主义、利他主义正是社会主义道德优越于资本主义道德的根本之处。姑且不论“现实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质上的差距，即使“合格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毋庸多言，也不是以社会淹没个体、机械割裂个人与社会的社会，而是最终实现个人与社会之历史地辩证地统一的新社会。在这样的新社会中，个人的生产资料与“社会的”生产资料，个人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个人的活动与“社会的”活动，利己的道德与利他的道德，本质上才是统一的。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道德的辩证批判，既不是对“道德”本身的单向度解构（道德虚无主义、道德相对主义），也不是对社会主义道德作乌托邦设想（道德理想主义）；相反，马克思的道德批判是以实践的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道德进行对具体的历史的批判。这种批判最深刻有力之处，就在于它直接指向单向度（规训向度）的“阶级的道德”。马克思要建构的社会主义道德，正是规训向度与解放向度、利己与利他、个人与社会辩证统一的道德（“真正人的道德”）。以马克思实践的道德观观照当代中国道德建设，合理界定公私界限，既不损公肥私，也不要求人人“大公无私”；既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与资本主义道德有着本质差别，又看到当代中国社会主义道德与当代资本主义道德的本质差异，绝不是利他主义与利己主义、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机械、绝对对立，同时还认识到合理借鉴资本主义道德建设经验的必要；既看到社会主义道德本质属性的先进性，又看到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具体性、层次性、阶段性、长远性……所有这些，无疑应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现实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