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构建国际政治新秩序的过程中，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人们提供了理解国际政治的新视野，“认同决定利益”的大前提为构建和平稳定的国际社会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由于“认同”概念本身存在的主观性与变动性，建构主义在实际运用的过程中仍然会遇到障碍。中日关系发展的曲折经历正是“认同错位”的真实写照，唯有从互利共赢的大局出发，以批判的眼光看待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才能克服目前中日双边关系的困境，减缓东北亚紧张局势，顺应世界潮流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建构主义　世界秩序　中日关系　地区安全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建构主义理论的诞生与主要内容

20世纪80、90年代是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两大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相互争论的高潮期，尽管双方围绕国际合作和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但二者均以物质主义和理性主义作为理论基础，即均承认以军事力量为核心的“硬实力”在国家权力上的重要作用以及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使得理性的国家行为体必须寻求解决安全问题的方法。随着冷战的结束，一些学者认为以理念为核心的理论相较于以物质为核心的理论可能更适用于冷战以后的国际社会。1989年，尼古拉斯·奥努弗在《我们造就的世界》一书中把“建构主义”这一概念首次引入到国际关系研究中，这标志着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诞生。

1999年，亚历山大·温特出版《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系统地阐述了建构主义理论，从此，建构主义成为了能与新现实主义以及新自由制度主义相比肩的重要国际关系理论，形成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三大流派。温特认为国际社会行为体在互动过程中能够形成一定的利益“认同”，这种“认同”可以确定彼此之间的关系与地位，从而影响物质性力量所能产生的作用。

温特还指出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种阶梯式的上升进步过程，他把无政府状态分成三个阶段：霍布斯阶段、洛克阶段和康德阶段。在霍布斯阶段中，各行为体是不共戴天仇敌；在洛克阶段各行为体是承认彼此生存权利却又相互竞争对手；在康德阶段各行为体则是相互扶持友人。在温特看来，“认同”是行为体间身份改变的关键，随着“仇敌—对手—友人”身份的变换，利益观念亦会随之变化，利益冲突可以转化为利益共享，从而消弭争端，这意味着，文化和观念等精神因素似乎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物质力量因素并决定着未来国际关系的发展方向。但是，“认同”这一概念却存在着一定的模糊性，具体表现如下：

一是“认同”的根源性问题，在社会互动的过程中，温特承认权力能发挥的作用，并认为权力较大的一方能够左右互动的方向，但是，我们并不能知晓权力要素在互动中所占的比重，如果互动方向趋于权力大的一方，是否意味着权力要素更为重要，一旦权力分配发生巨大变化，行为者在以往互动中彼此确立的身份又是否能维持，如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过程中，社会主义阵营的凝聚力迅速消散，对于共产主义价值观的共同信仰也随着苏联的崩塌而荡然无存，一些国家甚至在不久之后迅速融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阵营，加入欧盟及北约。

二是“认同”的稳定性问题，“认同”是否会发生变化，变化的方向又是什么，如果“认同”的对象发生了变化，又是什么样的因素促成的？尽管温特提出了“三种无政府文化”来昭示国际社会前进式的发展趋向，但是他并没有解释这种前进的动力是什么，同样，温特也没有考虑国际社会存在倒退的可能性，这也体现出建构主义存在着一种“理想主义”的色彩。中国历史上的东周列国时期，社会就经历了一次巨大的倒退，从春秋到战国的几百年间，以分封和宗法为核心的秩序逐渐失衡，诸侯国的行为逐渐堕向暴虐，礼法崩坏，奸伪狡诈四起。笔者认为，在社会互动并逐渐产生“认同”的过程中，权力性要素的重要性不应被忽略，虽然建构主义是一种“弱物质化”的主张，然而，在实际情况中，权力的变化的确能够导致观念的更迭。

下面，笔者就以日本对中国的“认同”的变化脉络来进行简要分析。

日本对中国认同的变化脉络

中日为一衣带水的邻国，有着两千多年的交往史，中国作为古代东亚地区的辉煌文明古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是日本倾慕与学习的对象。《汉书·地理志》记载了“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这是中国史籍中首次对中日交往的记载；公元57年，日本列岛诸国中的倭奴国使节前往洛阳谒见光武帝刘秀；公元239年，日本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遣使节难升米和都市牛利出访三国时期的魏国，魏明帝曹叡授予“亲魏倭王”金印一枚；公元607年，日本摄政圣德太子派遣小野妹子来到中国，受到了隋炀帝的接见，次年，炀帝又遣文林郎裴世清率12人回访日本，入唐后，中日交往进入了繁盛阶段，日本多次差遣唐使来华学习，中国僧人鉴真亦东渡日本弘扬佛法，为中日交流做出巨大贡献。

宋元明清四朝，中日之间的往来主要以商贸的形式进行，两宋期间中国的海外贸易十分发达，日本上流社会十分钟爱中国的香料与文房用品；元代虽然发生了忽必烈征日的战争活动，但日本还是与中国保持了商业往来，出现了天龙寺船贸易；明代前期的中日贸易主要以册封贸易与勘合贸易两种形式进行，明中后期的海禁政策造成了东南沿海的倭患，但也从侧面反映出了两国商业来往没有中断；清代虽然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但在广州开设十三行来维持与外界的有限往来，这也保证了中日之间的联系没有被彻底切断。

充分吸收了中国文化的日本得以加速了自身的文明进程，由于中日之间的长期交往，中国文化极大地影响了日本社会的发展，日本对中国各个方面的大量借鉴能够反映出一种较为深入的认同感，从建构主义“互动带来认同”的观点看来，中日之间的关系应该是高度和谐的。

事实却并非如此，日本在如饥似渴地吸收中国文化的同时却也在刻意营造隔阂来凸显自身的独特性，这正如社会心理学“最优差别性模型”（optimal distinctiveness model）所标示的，行为体同时具有归属群体以及保持独特性的需要，如果个体在被群体化的过程中存在失去其独特性的风险，那么行为体倾向于以认同一个范围更为狭窄的群体来维持其独特性。日本镰仓时期的公卿北畠亲房撰写的《神皇正统记》一书鼓吹日本乃“神国”，天皇乃神的后代，万世一系，相比于其他没有“神统”的国家具有优越性。这与中国古代承认封建王朝朝代更替的合法性有着极大的差别。在人才的选拔上，尽管日本也有仿效中国科举制的“贡举制”和“学问吟味”，但其仅仅是装点门面的象征，贵族公卿始终是日本官僚阶层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与中国古代通过科举制度吸收寒门仕子入朝为官，打破贵族对公职垄断的情形截然不同。

进入近代以后，由于受到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冲击，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的东亚各国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民族存亡危机，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程度的加深，日本对中国的认识发生了逆转，在“与强者为伍”思维驱动下的日本急于脱离中国的影响，投入更加强大的西方诸国的怀抱中，此时此刻，它对西方社会的认同感已经超过了对中国的认同感，而1894年的甲午战争和1931年开始的长达14年的日本侵华战争则标志着日本与中国的“彻底决裂”。在近代“西力东渐”的过程中，日本是率先“觉醒”与转型的国家，在此之后，其实现了一系列狂飙突进式的扩张，最终又归于凋零沉寂。   

二战结束以后，日本接受了美国的民主化改造，建立了西方式的议会政体，天皇重归“统而不治”的象征地位，在美国的影响下，日本的价值认同逐渐向西方文化倾斜，成为了分享“自由、民主、人权”的西方阵营的一员。日本学者梅忠棹夫提出的“文明生态史观”最能反映日本战后的认同变化，他认为世界应该被划分为两个地域，即由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与日本构成的高度文明的第一地域，以及由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等国构成的“与高度文明有差距”的第二地域。

尽管日本在文明属性上属于东方，但是却已经达到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同级别的水平，应当被划入第一地域，与同属于东方文明的第二地域国家相区别。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要素存在诸多相似，但系统却有不同。”梅忠的理论本质上是要将日本从机能上等同于欧美种族，融入西方世界中，这也意味着，日本的外交方针将会以西方式的理念为出发点，这与其东方国家的身份产生了偏移。

尽管在1972年中日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但并不意味着双方今后的关系将一帆风顺，日本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追随美国的对外政策以及对中国庞大市场的渴求才会谋求对华的和解，这一点在中日恢复邦交之后日本政府的种种表现均可以反映出来，如对待侵华战争态度上闪烁其词，拒绝承认中日之间存在领土争议问题以及在台湾问题上的负面角色，再加上意识形态领域上资本主义国家本能地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排斥与恐惧，中日之间的分歧必然不会消除，从而为两国长期和平稳定的双边关系增添了不确定性因素。

日本长久以来对中国的认识应该是权力与文化共同作用下的产物，日本是一个封闭孤立的岛国，长久以来孤悬海外，岛国状态对于日本而言是具有双重性，虽然不利于和本土以外区域的交流，却也起到了防备侵略的屏障作用。所以，中国文化向日本传播的过程也是以较为和平的方式进行的，对于日本而言，“中国这个‘他者’对它具有优势，但这种文化传播也不具有侵略性和突变性。”地理隔绝的状态使得日本既能保存自身的独特文化又能有足够的时间消化和改造中国文化。

实力的差距也决定了日本无力挑衅中国，只能接受“华夷秩序”和“朝贡体系”，但地理原因决定了日本只能在秩序的边缘徘徊，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日本萌生改造“华夷秩序”而建立起以自己为中心的“新秩序”的野心。日本受益于中国文化，也承认中国的权力，因此，很难断定日本对中国的“认同”是纯粹的观念性身份作用的结果。建构主义认为物质结构只有在社会结构中才能发挥作用，忽略了物质力量自身在国际政治领域中起到的独立作用。日本首先是认识到了中国在权力上的优越性，才产生了学习中国的愿望，而中国文化强调和谐与包容的特点也有助于学习者接受，因此，文化的感召力在中日关系的例子里没有起到主导性的作用。

近代以来，日本开始逐渐脱离受中国影响的价值观念而亲近西方的文明，这表明，“认同”并非是一个稳定的变量，它会随着其他因素的变化而发生转移，日本转向西方，很大程度上是物质力量作用的结果，因为西方自然科学发展带来的“船坚炮利”极大地迎合了日本构建“新秩序”的愿望。西方对日本的吸引力更多地是由物质力量产生的权力所引发的，其最终倒向西方阵营的选择本质上也是美国权力作用的结果。

尽管权力的影子无处不在，但中国与西方在国际关系中运用权力的手段却有所不同，西方是通过征服和殖民这两种赤裸裸的暴力手段展示权力，为它的价值观念护航，从而在全球范围建立庞大霸权；中国则更注重通过仁义教化彰显文化价值观的优越性来对抗“霸道”，只有在匡扶正义和惩恶扬善时才会有限度的使用武力，中国文化对武力一直保持着相当大地克制，“兵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正因为对权力运用的不同，中国所构建的“朝贡体系”远不如西方以霸权为核心的世界体系那么庞大，但是却少有国家间的征伐，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世界和平。

国际新秩序下中日关系的波折浅析

冷战结束后，中日关系总体而言并不平稳，1993年日本官方长官河野洋平就日本在二战期间强征“慰安妇”的暴行公开表示道歉；1995年，时任日本首相的村山富市也公开表达了“反省历史，吸取教训”的观点；1998年，江泽民总书记访问日本，并与小渊惠三首相签署《中日联合宣言》，就中日关系和地区问题达成了共识。然而好景不长，2001年出任日本首相的小泉纯一郎在任期内先后5次参拜靖国神社，严重影响了中日关系。2008年，国家主席胡锦涛与日本首相福田康夫联合发表《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双方表示将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决定全面推进中日全面战略互惠关系；正视历史，面向未来；互为伙伴关系，互不视对方为威胁。这一定程度上修补了中日之间的罅隙，但是，2010年开始，围绕着钓鱼岛主权和东海问题，中日关系又陷入低谷。

安倍晋三自2012年底二次当选首相以来，加快了“国家正常化”举措，《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出台方便了日本武器的出口，也为进一步研发新式装备创造了契机；修改宪法解释权则为自卫队出兵海外扫除障碍，随着自卫队武力使用范围的扩大，日本将会愈加偏离在现行宪法约束下的和平主义线路。尽管日本政府三番五次地就其“正常化”举措进行辩护，但是，一个在历史问题上都不愿鼓起勇气承认错误的国家恐怕也没有理由能让曾深受其害的亚洲邻国相信其意图。在日本政治整体保守化与右倾化政治趋势以及中国国内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发酵下，中日关系极有可能在未来继续向边缘化滑动，为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稳定增添变数。

中日关系一波三折，一定程度上而言是日本产生了“认知的错位”。融入了西方的日本，在认识国际社会变化的时候会先入为主地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对物质力量决定世界秩序的思维模式看待中国，以“国强必霸”，“修昔底德陷阱”的标准衡量中国，必然会引发对中国的恐慌与不信任。中国一直奉行和平崛起的理念，习近平曾强调：“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深深融化在中国人民的血脉之中。”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存在“和为贵”，“以德服人”的理念，这与西方式的思维是截然不同的。

毋庸置疑，中日关系对于双方而言均是当下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国的崛起一定程度上要得到日本的默许与帮助，而日本若要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也必须要得到中国的支持。在当今国际社会中，各国之间的联系愈加紧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任何一国局势的变动都会影响到其他国家，战争与冲突已经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亚太地区繁荣的经济业已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但亚太地区的紧张局势同样令世界关注，中日关系的和解很大程度上能够起到示范效应，从整体上降低地区冲突的可能性。

另外，中日两国作为世界上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在促进亚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将会扮演重要角色，以中日的联合为轴心的亚太经济一体化将会对美元霸权形成有力挑战，加速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形成。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中日关系总是维持在“政冷经热”的水平，但是，长期的政治紧张势必会对经济造成冲击。据中国海关统计，2013年中日贸易额3125.5亿美元，同比下降5.1%。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下降由多种因素造成，虽主要是经济因素，但两国关系也对此造成了重要影响。如果中日关系不能好转，“政冷经热”最终也会“政冷经冷”。

东亚的政治经济格局正在经历一个较大的变动，在经济上，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已经于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习近平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2015年年底，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成立。凭借着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各项动作意味着东亚可能形成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强劲经济发动机，激发整个亚洲地区的经济潜能。相对于中国在经济上的稳步前进发展，日本经济可谓是一片沉寂，强弩之末的安倍经济学无法拯救日本长期低迷的经济，而日美达成的TPP协议则引发日本国内层出不穷的反对声浪，日本是否真能借助TPP振兴经济依然存疑。

出于对中国的担忧，日本顺势而为地响应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积极配合美国行动，并加强与美国其他亚太盟国的关系，日本还极力拉拢南亚大国印度，推动美日印澳“四国同盟”的建立，从而形成对中国的菱形包围圈。笔者认为，日本的种种作为对于缓解自身的安全压力并无裨益，相对于封闭的日美同盟，中国的“一带一路”和亚投行都是开放而包容的，日本完全可以积极参与进来，借助中国构建的平台带动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相反，强化日美同盟虽然能满足日本的安全需求，但并不能缓解安全困境，日本的一些行为举措虽然能得到美国的支持或默许，但却会刺激曾经受到日本伤害的中韩等国，日本的态度越是强硬，其在东亚的孤立性也会越强。

长久以来，日本经济的低迷情态未能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近年来又出现了政局不稳的迹象，首相更迭频繁，无论是自民党还是民主党都不能长期稳定执政，安倍晋三第二次上任后，开始推行一系列激进的“国家正常化”举措，从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到解禁集体自卫权，无不透露着增强军事力量的意味。如今，安倍又不顾在野党和民众的强烈抗议，在众议院中强行通过旨在允许日本自卫队出兵海外的新安保法案，并积极调整军事部署，强化西南诸岛防卫，甚至还放出“修宪”的“豪言壮语”，这些危险的举动无不透露着挑衅的火药味，日本这一系列危险的举动显然会进一步侵蚀东北亚地区脆弱的安全根基。

美日同盟虽然一再强调其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正当作用，但是，安全根本上还是要建立在包容协作的基础上，一个分裂的东亚绝对不是一个安全的东亚，狭隘而偏激的意识不利于地区内部的统筹规划。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一直强调“无外”与包容，如今，中国的各项倡议表达出了希望发挥自己的力量同各国一起繁荣进步的意愿，对于日本而言，能否接受这种倡议取决于是否调整自身的思维意识，正如王毅部长所指出的，日本目前对华在观念上的困惑就在于“日本能不能真心接受和欢迎最大的邻国中国重新发展和崛起”。

结论

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将关注的重心从经济物质结构等客观现实转向凝结着主体认知的社会规范结构，强调机构、规则和认同在国家行为及利益形成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但是，归根到底却依然是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中打转，因为，所谓的“认同”与“利益”仅仅是在西方话语权语境中的身份识别。温特强调了社会实践可以转化行为体的身份与利益，却忽略了国际体系带来的压力，无论是二战前大国均势还是二战后两极对峙，均是以西方世界为主导的国际体系。冷战结束后，尽管多极化的趋势在加强，国际制度与多边协商能够促进世界和平，但是话语权依然掌控在西方的手中，“认同”也就意味着向西方靠拢，接受西方的标准，否则就会被国际社会排斥。正如米尔斯海默所言：“体系迫使国家依照现实主义的原则行事，否则就会面临毁灭之灾。”

在西方主导的当前国际体系下，只有‘入流’的国家，角色在国际社会得以确认的国家才有身份，为我族类者才有‘认同’，因此身份与认同仍然是西方强化其同盟的‘话语霸权’。”所谓“霍布斯—洛克—康德”的无政府文化阶段也只是西方式的议题，因为唯有所有的国家行为体都接受了西方式的价值观念，和平与自由的“康德文化”才会实现，那些非西方的国家行为体只能在“霍布斯阶段”和“洛克阶段”徘徊不前。

另外，“认同”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的嬗变也是值得注意的，“认同”是伴随着行为者身份与观念的确立而产生的，它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当行为者身份与观念发生转变时，“认同”也会随之变化，行为者对利益的判定也会随之变化，而这种变化也并非总是线性前进的。也就是说，因为“身份退化”所引起的社会倒退也是存在的，和平与互助式的国际社会也有可能倒退回竞争甚至残杀的模式中，因而长久地和平与稳定的设想存在着不确定性。

总之，建构主义理论仅仅也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国际关系的思维模式，它不能够代替国际关系本身。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长期主导学术界的情况下，我们在看待国际问题时往往就已经带有先入为主的判定，这并不利于开拓眼界。所以，尽快建立起带有东方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或许可以为国际关系学科吹入一股新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