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春秋时期，孔子将“知”、“行”以及“知行合一”作为哲学概念界定并详实论述，开创了中国知行观的学统。孔子肯定了人的认知能力，考察了认识的来源、认识的内容以及对待知识的态度等；孔子非常重视“行”， 认为个体价值的实现依存于他所从事的实践活动；孔子也非常重视“知行合一”，强调把内在之知转化为外在之行。当前阶段应不断从孔子的思想中汲取合理性因素并运用到工作仍具有诸多启示。

【关键词】孔子　知　行　知行合一　仁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春秋时期，孔子将“知”、“行”以及“知行合一”作为哲学概念界定并详实论述，奠定了中国“知行观”的学统基础。孔子认为认知活动是人类的基本活动之一，他肯定了人具有很强的认知能力，考察了认识的来源、认识的内容以及对待知识的态度等；孔子也非常重视“行”，认为个体价值的实现依存于他所从事的实践活动；孔子强调“知行合一”，认为儒学的本质体现在“知行合一”的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中，即个体把内在之知转化为外在之行。现阶段深入研究孔子知行观的合理性因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孔子之“知”诸义概述

综合起来考察，孔子之“知”是全面而深刻的范畴，是孔子思想体系的基础，孔子的人生理想、为政之道、君子学说、教育思想等各个方面都由此展开。具体的来说，孔子“知”之思想包含知之能力、知之来源、知之路径、知之内容、知之态度等。

“知”之能力。孔子肯定了人是能知的主体，外在客观世界进入人的感觉器官并经过思维之后，人能够形成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孔子曾告诫弟子不怕别人不了解自己，而最怕自己不了解别人。这说明孔子认为人具有认知的能力。孔子也区分了人的认知能力有强弱之分，“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以下《论语》引文均出自《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宋）朱熹），正是由于人的先天能力不同，所以要因材施教。孔子还看到了人具有推断和预测等能力，子张问十世以后的礼能否知晓，孔子明确告诉他这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因为人的认识具有推断和预测的能力。

“知”之来源。孔子曾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為下矣”（《论语·季氏》）。这是孔子对认识来源的思考：先天所赋予，后天的学习，困境中的学思结合。孔子认为“学”、“困而学”等实践活动是认识的重要来源，因此他非常重视学习，《论语》中多处可见他谈到“好学”的章句，可见“学”在其思想中的重要位置。“好学”不只是人的一种行为，更是人的一种优秀品质。实际上，他之所以重视“学”，赞扬颜回“好学”，是因为他认为对于普通人（非生而知之之人）来说，“学”这种活动是人由“未知”进入到“知”的必由之路，有“知”必须有“学”，有“学”才能有“知”。

“知”之内容。孔子认为“知”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天命”。“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由此可以看出，“知天命”是“知”的重要方面。因此，他说君子必须谨遵天命行事。其次是“君子之道”。“子曰：君子不器”（《论语·为政》），认为君子应符合形而上之道的各项要求。君子的重要任务是悟道、和弘道并遵道而行。他认为君子之道包括孝悌之道、忠恕之道以及为政之道等方面。再次是“礼乐”。他非常重视礼乐教化，也曾严厉批评季氏践踏礼乐的行为，“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传授礼乐也是孔子的重要教学任务。

“知”之态度。孔子重视对待“知”的态度，其目的在于强调获得真知。其一，孔子强调“学”的重要性，认为人应该有强烈的“求知”欲望。其二，孔子反对“不懂装懂”的行为，孔子告诫子路：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才是大智慧。其三，自己真知不一定要表达出来让别人了解，所以孔子由衷佩服颜回的大智若愚。其四，懂得存疑方为真知，当子路说孔子“正名”思想迂腐而不合时宜时，孔子批评他不懂得存疑的重要性，告诫他对于有疑问的事情要保持沉默不要妄下定论。其五避免“闭门造车”才是真知。孔子反对什么都不懂却凭空创造的做法。其六，做到“四毋”才能真知。孔子认为真知应该杜绝了四种弊病，即肆意猜测，主观成见，固执己见，自私之心。说明获得真知需要从客观实际出发，克服主观成见。

孔子之“行”意蕴简析

孔子之“行”概念意涵人类一切行动，包含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一切实践活动，凡是能被听闻察觉和体会感受的在外表现都属于“行”的范畴，认为“行”是人的本质活动，体现在现实生活、学习、工作的每个环节上。个人价值的实现依存于他所从事的实践活动。

细节即“行”。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 论语·学而》）。指出判明个体的行为是否符合“仁”的标准，要看内在本质，避免被花言巧语以及伪装的和善所欺骗。“色”即面容表情，在《论语》中出现过多次，说明孔子认为“行”可以小到细节之处。他自己也时刻注意自己的面容表情，在本乡与人交流时非常温和恭顺，当君主临朝时，他表现出恭敬不安的样子。孔子之所以重视人的细节行为，是因为他认为一举一动虽是外在表现，却可以体现出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和修为深浅。为使行为得体，孔子强调“礼制”的重要性，认为人的行为要遵守礼乐规范的约束。

孝悌、为政皆属于“行”。孔子将“孝悌”行为做了哲学总结，认为“孝悌”有如下规定性：第一，“孝悌”是日常行为，体现在日用伦常之间，人应该懂得孝敬父母、尊敬兄长。他认为“孝悌”应该是一种恒常行为，也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事情。第二是“孝悌”是社会理性的表现形式。“孝悌”不仅表现了诸如动物生养父母和友善兄弟的自然属性，更重要的表现出了人的社会理性，即伦理道德行为。透过“孝悌”行为表象，看到的是行为主体的内在道德境界。所以孔子提出“孝悌”的深层含义—“敬”，认为生养父母和友善兄弟的行为，如果没有敬重之情便不能称之为“孝悌”。这样孔子就把人的类本质和动物的类本质区分开来，并把“孝悌”看作一种美德。

同时，孔子认为“孝悌”必须在礼制约束的范围之内。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这段材料认为，“孝悌”是“仁”的根本，懂得孝悌的人必将依礼行事，因此不会“犯上”和“作乱”。实际是把“孝悌”推及到“为政”，把治家之道扩展到治国之道上。在孔子看来，“齐家”和“治国”是同一道理的两个表现形式，孔子说只有做到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才能把孝悌精神推广到政治上去，这也就是从政，并非只有做官才算从政。这说明，孔子认为只要人的德行具备了，能够以孝悌之心体怀家人，也同样能以仁义之心去治国平天下。

身体力行。孔子一生都在“行”中度过，以自己的所作所为向世人彰示什么是道和如何行道。孔子小的时候受乡党影响即开始演习礼。早年间便出仕做“委吏”，主管仓库之事；后又做“乘田”，主管牛羊蕃息之事。尽管世事困顿，孔子始终从未放弃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当公山弗扰要召他从政他有心前往，说“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这是他心里的澄明想法，可以看出孔子行“救世”之道的心如何迫切。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定公曾重用孔子，一年中由中都宰升为司空，后又由司空升为大司寇。这是孔子接近理想的重要一步，但终因季氏阻挠而未实现行大道于天下的最终理想。此后孔子开始带领众弟子周流列国，宣传儒学思想的同时寻找新的机会，也无功而返遂继续从事教育事业和著述事业。纵观孔子一生，都在忙于传播和实践儒学思想和执政理念。他既是儒学思想的创始人，更是儒学思想的实践者。在他看来，儒学的本质体现在各种社会活动中。

孔子之知行合一及其逻辑基础

孔子说：“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论语·为政》）。这可以说是孔子的识人智慧。他认为人的精神境界与外在行为具有一致性。人的所作所为、行事动机、价值取向等在智者面前都是不可隐匿的。上面引文说明孔子在思考这样的问题：“知”与“行”能否合一以及如何合一？即人的内在之“知”如何体现为外在之“行”；如何保证内在之“知”转化为外在之“行”时不出现偏差，或者说这种转化应遵循什么原则呢？孔子对“仁”的概念的完备界定，架起了沟通主体“知”与”行”的桥梁，有效解决了“知”与“行”的矛盾对立，“仁”是孔子知行合一思想体系的逻辑基础。

首先，孔子非常注重“知行合一”。《论语》中记载了“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文”是指《六经》等典籍文献；“行”是所从事的实践活动，“行”是指实行、实习；“忠”是指忠恕之道；“信”是指诚信。“四教”之中，“文”是“行”的基础，孔子反对脱离理论学习的实践活动，当子路让子羔去做费宰时，孔子批评子路这是害人之举，因为子路认为不学习也可以做好费宰的工作，没有理解孔子教育思想中知行并重的实质；“行”是文的目的，“文”是为“行”服务的，理论学习是为了实践服务。所以《论语》才会有“子路有闻，之未能行，唯恐有闻”的记载，赞扬子路勇于把知识放在实践中检验，阐明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孔子认为学习的过程应该把理论学习与实践探索紧密结合，在实践中丰富、完善和深化对理论知识的理解。“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论语·子路》）这段话的意思是，熟读了《诗经》三百篇，你却不能合理地运用它处理政事，派你出使列国，你却做不好，学习了那么多、书也读了那么多，又有什么用处呢？说明“行”是“知”的目的，“知”是“行”的必要准备。“知”与“行”必须高度统一有机结合，意即必须坚持学习书本知识与投身社会实践的统一。只有这样才是做到了学以致用，才是真正的“学”。孔子还说“学如不及，犹恐失之”，学习了的知识如果不能及时运用就会丢掉这些知识……由此可见，孔子教育思想的核心问题是教会学生做到“知行合一”。

其次，孔子继承了前代“仁”的学说并将其充分发展，使“仁”成为孔子思想的核心概念之一。“仁”在《论语》中共出现了一百多次。其中有一段话需要特别注意：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则立人，己欲达则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

这段话是关于“仁”的问答，子贡问孔子如果一个人能够做到广泛施好处于百姓救济众人是不是做到仁的境界了呢？孔子说能做到这样不仅是“仁人”了而已经是“圣人”了。尧舜都很难做到的。接着，孔子对“仁”做了界定，说“仁”是不仅要做到自己能“立”同时也能做到使别人“立”；不仅要做到自己能“达”同时也能做到使别人“达”；能够从自身出发并推己及人，这是做到仁境的方法。

在这里可以看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孔子认为“仁”同时具有主体性、道德性和实践性，既是主体的道德境界同时也是对象性活动，道德境界是主体的内在之知，对象性活动是主体的外在之行，道德境界指向对象性活动，即道德境界通过对象性活动得以体现，道德境界必然通过对象性活动体现出来，所以孔子才会有“人焉廋哉”的慨叹。二是孔子通过“仁”的概念把自己与他人及社会紧密联系起来，使两者成为对立范畴。汉代许慎将“仁”字解释为“仁者，亲也，从人二”形象生动地将上述观念表述出来。因此“仁”体现在于人于己两个层面，一个人要做到“仁”，不仅要使自身道德境界不断提升从而完成“成己”的使命，而且要使他人和社会良性发展从而完成“成人”的使命。所以“仁”具有社会伦理意义。三是仁境的获得需要借助持之以恒的学习参悟等认知途径。“仁”作为个体道德境界提升的目标，需要个体永远处于追求“仁”的过程中。为实现这个终极目标，个体必须坚持不懈的学习学习书本知识和参与具体实践。尽管在孔子那里“仁”的含义非常丰富，但没有认知的过程人便不能达到“仁”的境界。四是“仁”作为实践性概念，是说仁境需要通过行孝悌为政诲人等实践活动展示。“推己及人”的方法表明，认知的目的是为了实践，既然人们已经对“仁”有了足够的认知，那么在孝悌为政等实践活动中就要将这种对“仁”的认知体现出来。

最后，孔子所讲的“仁”不是虚无飘渺的抽象概念，相比于孔子所说的“圣”的境界，“仁”所处的层次较低一些，因此实践主体更容易达到。“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雍也》），“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论语·里仁》）。这就是说“仁”并不是不能达到的目标，只要通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仁”是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概念，体现在所从事的各种实践活动中，包括处理人与人关系的实践和治理国家的政治实践，能够孝敬父母敬爱兄弟就是“仁”，言行一致在一定程度上说就是“仁”；治理国家能做到勤俭节约、恪守信用、爱护下属和百姓也就是“仁”。此外，“仁”是需要长期保持的境界，不会因为外在环境或个人境遇而改变。

孔子知行观的现代启示

孔子强调“知行合一”，强调个体在实践活动中自觉提升自身道德情操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对后来中国哲学的发展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此后历代儒家都自觉把知与行有机结合，重视实践对人的认识的积极作用，并把所学知识包括德行修养放到改造社会的具体实践活动中去。今天我们仍然需要不断研究儒家的“知行合一”思想，发掘其合理性因素。

“知”与“行”的关系，即认识和实践的关系，是认识论的基本问题之一，也是教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关涉“怎样培养人”的重大问题。因此高校应深刻理解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并以此为指导不断推进教育教学改革，构建实践育人长效机制，自觉将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有机结合，充分发挥实践在教育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培养学生强烈的实践意识和责任感、使命感，坚持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促使学生将所学知识有效转化为现实需要的社会生产力。

当前阶段，我国教育事业已经走入内涵式发展阶段，为进一步推动高等教育发展，国家出台相关文件，对高校着力抓好实践育人工作作出重要部署。以上这些，客观上要求教育界和学术界进一步拓宽理论视野，汲取中西方实践育人理论优秀成果，不断夯实高校实践育人工作的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