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从哲学角度揭示了乌托邦思想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功能，即批判与引导功能；考察了整体主义与乌托邦工程的关系，批判了波普对于整体主义的不公正态度，但也指出了他对于集权、暴力考察的合理之处；最后，以世界历史理论为依托，论证了乌托邦灭亡的必然命运，以及中国在未来世界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关键词】乌托邦　意识形态　整体主义　世界历史

【中图分类号】B1                         【文献标识码】A

2016年是英国政治家、哲学家托马斯·莫尔（1478~1535）的政治小说《乌托邦》出版500周年。500年中，它为后来者提供了文学的和政治的双重灵感，经久不衰。一方面，它的叙事结构和构成要素，对这类故事的写作起到了奠基性作用，直接影响了包括《新大西岛》（弗朗西斯·培根，1627）、《乌有乡消息》（威廉·莫里斯，1890）、《现代乌托邦》（赫伯特·威尔斯，1905）、《一无所有》（厄休拉·勒奎恩，1974）在内的一大批作品。另一方面，它激发了人们的政治想象，开启了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实验，并在20世纪作为重要政治隐喻发挥不可替代的评判功能。

进入21世纪以来，学术界关于《乌托邦》及乌托邦思想的研究，伴随着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实验失败以及资本主义各种问题的反思，形成了一个小小的高潮，出版了一批较为重要的著作，包括：《没有统治的生活：无政府主义乌托邦的可能性》（塞缪尔·克拉克，2007）、《展望真实的乌托邦》（埃里克·赖特，2009）、《乌托邦简史：从古代作品到虚拟社区》（霍华德·西格尔，2012）、《全球化时代的乌托邦：空间、表象和世界体系》（小罗伯特·塔利，2013）等。学界还有一些专门研究乌托邦思想的机构和组织。1975年，美国学者发起成立了“乌托邦研究学会”，1988年开始出版刊物《乌托邦研究》。同年，英国学者发起成立了“乌托邦研究会”。这两个机构每年都召开年会。“乌托邦研究会”将2016年会议的主题确定为“乌托邦500年—纪念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出版500周年”。

乌托邦思想与意识形态

乌托邦，Utopia，是托马斯·莫尔根据希腊语创造发明的一个词，有双重含义，一是“好地方”，二是“不存在的地方”，用以指称他虚构的某个幸福岛国。这里实行财产公有制，产品按需分配；社会有合理的等级结构，官吏由投票产生；居民在城乡之间定期轮换，住房定期轮换；每人每天劳动六小时，其他时间用于学术探讨和休闲娱乐，做学问的人格外受到尊重；除了奴隶和罪犯，人人道德高尚；居民从生到死的所有问题都由城邦或国家解决；一夫一妻；信仰自由……。

在上述特征中，莫尔最看重的是财产公有。他借拉斐尔之口说:“任何地方私有制存在，所有的人凭现金价值衡量所有的事物，那么，一个国家就难以有正义和繁荣。”①“如不彻底废除私有制，产品不可能公平分配，人类不可能获得幸福。”②他不像柏拉图那样，仅仅主张在某一个社会等级内实行财产公有制，而是主张在全社会实行财产公有制。莫尔因此被认为是乌托邦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的鼻祖。后来的绝大部分乌托邦主义者都把财产公有看作是理想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康帕内拉和莫里斯等人，像莫尔一样，主张全部财产公有，而温斯坦莱、马布利、欧文等人，则把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加以区分，主张生产资料实行公有，生活资料属于私人所有。少数空想社会主义者如圣西门、傅立叶则在自己的理想社会中保存了生产资料私有制。

托马斯·莫尔发明“乌托邦”这个词，写作一个乌托邦的故事，其用意并不在于告诉我们乌托邦的真实性，而在于，对于当时他所处的那个社会进行批判，以及提出一个引导性的目标，使得社会的改进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也就是说，莫尔重视的是乌托邦思想的意识形态功能。莫尔对当时英国社会的批判，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例子是“羊吃人”圈地运动。他借拉斐尔之口讥讽：“你们的羊一向那么驯服，那么容易喂饱，据说现在变得很贪婪，很凶蛮，以至于吃人。”③这个比喻深刻揭示了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必然发生的社会现象，受到马克思的重视和引用。

对于乌托邦社会制度移植于当时英国的可能性，莫尔本人的态度并不明确。在《乌托邦》第二部末尾，莫尔写道：“我情愿承认，乌托邦国家有非常多的特征，我虽愿意我们的这些国家也具有，但毕竟难以希望看到这种特征能够实现。”④他“愿意”（wish）乌托邦理想能够在英国实现，但也仅仅是“愿意”而已，连“希望”（hope）都算不上。Wish，通常在虚拟语气的句子中使用，暗示一种不可能性。如果考虑到这一点，那么也可以认为莫尔的态度是否定性的。遗憾的是，后来的很多乌托邦思想家并没有充分地意识到这一点。爱德华·贝拉米在他的作品《回顾》中，极为认真地讨论了一个全国性产业组织的可能性。至于欧文等人，直接根据某些乌托邦蓝图改造社会，恐怕离莫尔的初衷就更远了。

无论是莫尔的乌托邦目标，还是后来乌托邦主义者提出的各种各样的社会改造目标，毕竟只是合理性、合目的性的目标，其中不乏宗教性的、禁欲主义的以及平均主义的目标，还不是科学的目标，也不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目标。它们明显有别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共产主义目标。对于马克思恩格斯而言，共产主义目标，不是道德上的“应当”，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

乌托邦主义者经常受到的另一个批评：没有指出理想社会取代现存社会的正确方式或道路。这个批评对于莫尔等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有些不太公平。在他们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尚处于萌芽时期，无产阶级尚处于形成之中。能够提出一个乌托邦式的方案，勾画出未来社会的轮廓，就已经堪称“时代之子”了。对于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来说，这个批评恰如其分。圣西门试图谋求教皇和路易十八的支持；傅立叶每天中午坐在家里等待愿意出资创办“法朗吉”的富翁；欧文把新拉纳克村建成模范社区之后，建议其他雇主缩短工人的劳动时间，改善工人的工作环境……。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的“掘墓人”和“行刑者”地位，不懂得社会革命是实现社会进步的主要方式，反而把希望寄托在那些富裕的或有权势的资助人身上，不能不说是有些天真，其结果也可想而知。

乌托邦社会主义之所以是一种空想，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建立在抽象人道主义的、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之上。那些站在一般人道主义立场上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披着羊皮的豺狼”。⑤

乌托邦工程与整体主义

在绝大多数乌托邦作品中，理想社会是“一下子”、以整体主义的方式建立起来的。例如，《乌托邦》中描写：一千七百六十年前，国王乌托普设计了城市方案，然后统一建设，一步到位。只要熟悉其中一个城市，也就熟悉全部城市了。在卡尔·波普看来，整体主义方法并不科学，或者称为“前科学的”方法。“整体主义的实验在其极端的意义上是要重新建造‘整个社会’，这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⑥他的论证如下：由于采取了整体主义的方案，我们失去了试错的机会，不能通过错误学习，从而也不能校正我们自身的行为。波普推崇社会的零星改造，称为“零星工程”或“渐进工程”（piecemeal engineering）。“渐进的技术师或工程师认识到，只有少数的社会建构是人们有意识地设计出来的，而绝大多数的社会建构只是‘生长’出来的，是人类活动的未经设计的结果。”⑦“零星工程的蓝图相对而言比较简单。它们是关于单项制度的蓝图，例如关于健康和失业保险，或关于仲裁法庭，或是关于编制反萧条的预算，或是关于教育改革的蓝图。如果它们出了错，损害不会很大，而重新调整并不非常困难。”⑧

波普将整体主义和渐进主义对立起来，意图非常明显，也就是，主张社会的改良而反对革命，主张社会的进化而反对进步。这是一种自由主义的、达尔文主义的思路。改良是一个社会的常态，也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动力。但是，它毕竟是有限度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调整，而这种调整，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无产阶级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必然全面推翻旧的生产关系，这就注定了社会革命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进步一定是整体主义的。

苏联社会主义实验的失败，并不能证伪“整体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整体主义还不够彻底的缘故。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可以率先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但是，革命是否成功，取决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是否同时行动。遗憾的是，俄国革命爆发时，第二国际已经背叛了革命，从而造成俄国无产阶级孤军奋战的局面。后来，苏联虽然与一些国家组成了社会主义阵营，但它们都是一些经济不发达的国家，与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东西方整体主义革命与进步方案有着根本区别。

从纯粹方法论的角度来说，整体主义方法和渐进主义方法各有其适用条件和范围，抽象地谈论两者的优劣，毫无意义。“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体现的就是渐进主义和整体主义的不同思路。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初期，“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居于主导地位，这是由当时的一系列主客观条件决定的。而在现阶段，我们要加强顶层设计，这是改革进入深水区之后的必然选择。整体主义的改革方案，可以有效地降低改革成本与代价，更快更好地实现改革目标。它在制订与实施之前，实际上已经经过了一个较为充分的渐进主义的试错阶段。

乌托邦工程是整体主义的，但不能反过来说，整体主义的都是乌托邦工程。乌托邦工程是不可能的，而整体主义是可能的。波普对于整体主义的批判，始终与乌托邦工程捆绑在一起，不仅在学理层面存在漏洞，而且折射出他很深的政治偏见。不过，波普对于整体主义的批判，也有其深刻之处，一个表现就是，他指出了整体主义与集权、暴力之间的关联。在《乌托邦》中，我们其实已经可以读到一些关于集权与暴力的桥段。例如，在城邦中，总督和官员不得在议事会或民众大会以外议论公事，否则会被国王定以死罪。

为什么整体主义会导致集权与暴力？波普做了这样的分析：“乌托邦主义者试图实现一种理想的国家，他使用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蓝图，这就要求一种少数人的强有力的集权统治，因而可能导致独裁。”⑨整体主义计划者“既然不能确定在这么多的人的头脑中的想法，他就只好消除个人之间的差别而使自己的问题简单化：他必须用教育和宣传来控制和统一人们的兴趣与信念。”⑩需要指明的是，整体主义与集权、暴力的关联，也要满足一定的条件。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试验，毛泽东时期的社会主义试验，都超越了各自所处的生产力阶段，而且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迟迟没有发生，所以只能靠集权与暴力来短暂地维持特定的生产关系，以及特定的意识形态。

一些文学家们同样注意到了乌托邦社会蕴含的集权与暴力逻辑。他们积极开发这类题材，并且挖掘乌托邦社会的其他各种非完美因素，从而使反乌托邦文学（以及影视作品）大行其道。乔治·奥威尔的《1984》，叶甫盖尼·扎米亚金的《我们》，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便是其中的优秀代表，号称“反乌托邦三部曲”。《1984》中的大洋国，无论你走到哪里，“老大哥”都在监视着你；执政党有三句著名的口号：“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 ”。扎米亚金笔下，26世纪的“大一统王国”受“大恩主”的统治，他随时处置一些思想犯；他的雄心是征服整个宇宙，为别的星球上的自由生物“戴上理性的造福枷锁”，“强迫他们幸福”。《美丽新世界》的巧妙之处在于，它揭示了集权和暴力对于社会源头的控制，它们在人的“孵育”阶段就介入了。

乌托邦命运与世界历史

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莫尔笔下的乌托邦真的存在，它现在还是一个纯粹的公有制国家吗？这个问题也可以换算为：“孤岛社会主义”或“孤岛共产主义”可能吗？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那个乌托邦，假如仍然存在的话，它的社会制度早已经改变了。这种判断的依据，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普遍交往也不发达，共产主义作为地域性的存在完全可能，但是，“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消灭了各民族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这种状态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在世界历史进程中，资本的力量横扫全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向披靡，乌托邦自然不能独善。如果乌托邦不自己打开大门，那就由资本主义国家的坚船利炮来打开。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19世纪初的乌托邦应该已经沦为英国或其他某个西欧国家的殖民地了。这片土地又会是一个怎样的景象？根据世界历史理论，我们不妨做如下猜想：财产公有制已经被私有制所取代，新兴资本家控制着社会生产和国家权力；田园风光遭到破坏，古老的手工业不复存在；铁路延伸到内地，沿线有许多现代化工厂，工人们昼夜不停地加工着岛内外运来的原料；市场上充斥着各种廉价商品，以及世界各地来的商人；港口城市最为热闹：船只进进出出，流浪汉们忙着向衣着光鲜的先生太太们乞讨，远处不时传来基督教堂的阵阵钟声……

对于乌托邦传统社会的消亡，我们应该持什么样的态度？对殖民者充满仇恨？对殖民地人民感到悲悯？除此之外呢？是否还应该有别的态度？马克思对于英国殖民印度的看法，值得我们认真思考。英国给印度带来的灾难，与印度过去遭遇的一些灾难相比，在程度上要深重地多。它摧毁了农业和制造业，摧毁了村社制度，摧毁了整个社会结构，但正因为如此，它才造成了一次社会革命。辩证地看，英国完成了双重使命。一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社会奠定物质基础。理性地看，破坏的过程充满“痛苦”，而重建的结果则带来“更多欢乐”。所以，马克思提醒我们，不必为那些痛苦而“伤心”，进步总是伴随着代价，而代价终会获得补偿。

中国目前也处于世界历史的滚滚洪流之中。商品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各环节都与世界密切相连，中国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因此而改变。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中国明智的战略选择，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生机和活力的重要原因。在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之中，建设纯粹的“孤岛社会主义”或“孤岛共产主义”是不可想象的。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共产主义，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随着全球化不断深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将会不断加深，资本主义社会的灭亡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胜利同样不可避免。在可以预计的将来，中国一定会在全球社会经济制度变革中发挥核心作用和引领作用。

【注释】

①②③④［英］托马斯·莫尔：《乌托邦》，戴镏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43页，第44页，第21页，第119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0页，第166页，第854~857页。

⑥⑦⑩［英］卡尔·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邱仁宗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70页，第51页，第71页。

⑧⑨［英］卡尔·波普：《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1卷），陆衡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94页，第2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