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间美术有着特殊的心理构筑基础。农民创作者在民间美术作品中表达时不自觉地、潜意识地流露出自身的真实观念和情感体验，表现出十分自由的精神意志。另外，民间美术具有宣泄情感的作用和功能，使其成为民间美术创作者治疗内心苦楚、摆脱现实苦难的补偿方式，使得民间美术呈现出强烈的个体性特征和精神慰藉内涵。

【关键词】民间美术　情感宣泄　农耕文化

【中图分类号】J205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长久以来，民间美术一词的定义在知识界众说纷纭，但是从社会学角度来看，毛泽东给予的“群众的美术”一说道出了民间美术的本质。民间美术与其对应的“非民间”美术在创作主体、创作观念、创作手法等方面都有着鲜明的不同。民间美术是由农民创作的，二者的关系是对应的。民间美术是创作主体（包括个体和群体）精神的视觉性外现，创作者的精神世界是民间美术的根基。①一方面，民间美术是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物品”和“现象”，有物质的属性，但是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是民间美术承载着看不见、摸不着的“文化”属性。它包含有抽象的文化生态、文化系统，并且与它所处的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逻辑关系。社会是人与人之间、自然之间、事物之间的关系结构，民间美术作为“物”的结果，它们在文化意义上承载着这些前因后果。②

人是一种活体的存在，其不能超越时空的，尤其是不能摆脱个人所处特定的时空环境所形成和运行的文化规制，诸如伦理准则、道德规范、行为方式、思维模式等而孤立存在。农民与土地，与聚落的捆绑使得农民的观念和生活方式更多地呈现出农耕性、民族性和世俗性的特征。

民族的历史造就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并塑造出每个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一个人生于何种国度，就会浸淫于何种文化氛围，顺应于何种思想规制，并在这种大的社会环境背景下，生成个体人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基质”。

民间美术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形态，其特殊性就在于它与其生存的地理环境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具有强烈的地域性、民俗性和文化性。可以说，地理分野为民俗文化的生存发展提供与之适宜的环境土壤和历史际遇的同时，也为其在结果的积淀和风格的形成提供了特有的养分和深层文化基因。地理环境是民俗文化生存的基本条件，也是其内涵解析最可信的客观参照。

民间美术有着特殊的文化—心理构筑基础

民间民众有着特殊的文化—心理结构，这一点在民间美术中非常鲜明地体现出来。在中国特殊的历史进程中，作为民间美术创作主体的农民受农耕文明和儒家思想的浸淫程度是非常深的，农耕观念和儒家思想早已浸入农民心底，沉入民族群体的文化基因之中，构筑成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的部分。但是，每一个相对割据的地理区块总是在大的民族文化共性之上生发出自己特殊的文化因子。陕北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地域文化，尤其有着十分独特的民间美术形态，呈现出较强的原生性和地域性特点，特别是其独特的审美观念、世俗功能、展演方式等都与陕北人的日常生活和心理有着重要的关联。例如在陕北地区，民间美术关于“生殖”、“繁衍”、“祈福”、“祭祀”、“祛病”的内容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成为陕北人世俗生活的永恒主题，这些观念和表达方式也是农民艺术表现世代遵循的“范式”，并成为一种个体和群体生命追求的“核心价值”。在陕北的一些民间美术作品中，尽管形式是多样的，材料是多样的，技法是多样的，但是表现观念和内涵是不变的，是与古老传统一脉相承，剪纸“抓髻娃娃”、面花“长脖子人人”、石刻“炕头狮子”、农民画“毛野人”等作品，尽管世代有之，造型差异之大、格调之多变令人吃惊，然而，它们却从来没有超越陕北民间美术之自身构成的表现内容和内涵之“规定性”。加之，陕北特殊地域审美进程塑造出独特的表现手法，摆出一件作品，它所呈现的风貌、手法、性格，让一个明眼人清楚地认出它就是陕北的民间美术，而不是其他地区的。可以说，一个农民创作者在艺术作品中表达观念时，不自觉地、潜意识地留露出传统文化因子对其的影响成分，以及对早期传承下来的手法的承继，尽管有的创作者认为自己是传统的叛逆，或者是背离传统的，实际上从来不是这样。

然而艺术创作毕竟是创造性活动，民间美术作品不是单纯的工艺性生成，它们是创作者灵感、内心情感以及“冲动”带来的结果，从这一角度上讲，民间美术与官方艺术一样，是绝对“有我”的艺术，参杂着创作者的思想和精神因素。艺术作品是人的产物，必然带有人的烙印，人具有除性本能以外的多重的、复杂的、丰富的体验和情感。弗洛伊德认为艺术作品经过苦心经营后，使一般人受压抑的愿望得到满足；艺术有宣泄的作用，比如艺术治疗；艺术不仅是一种补偿手段，也是一种社会性的治疗手段和公众摆脱苦难的出路；艺术作品是艺术家本人梦幻的真实写照。③民间美术亦如此，作品的创作过程就是创作者追寻自我灵魂旅程。一件民间美术的创作总是有一个特殊的缘头：父亲对幼子的祈福，会打制一尊炕头石狮；母亲对待嫁女儿的寄情，会蒸一锅面花小样；老太太对现实社会困难的逃避，会剪出一个“异度世界”剪纸；老人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会描绘一幅全景农民画来，等等。民间美术有着特殊的创作动机，它们总是带有强烈的农耕文明观念和世俗性精神因素以及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来的直接的“情感与爱”的诉求。作品中承载的浓郁的、沉重的情感与爱，例如，在陕北剪纸作品中，满是“男女耦合”、“鱼莲之欢”、“繁衍子嗣”的内容，然而此处恰恰是母亲（长辈）对女儿（孩子）最为真挚的爱的体现。在过去农村地区，这类主题是个体和群体生命价值最为核心的追求和体现，只有实现这些“愿望”，一个人才能获得幸福、尊重乃至生命价值。长辈的这种载负于“剪纸”的期盼正是在特殊的社会文化规制的背景下所采取的对孩子的保护和关怀的独特方式，是一种充满强烈情感的、诚挚的，且又是承载责任和无可选择的方式，所以民间美术也是一种带有沉重意味的精神内涵。它绝不仅仅是一副剪纸，或者一个面花燕燕，或者石狮子，而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

民间美术是创作者“本我”的放逐

民间美术甚至拥有着宗教般的价值，它们构筑着农民的信仰。一些作品的创作过程是非常虔诚的，更重要的是以一种“本我”放逐的方式投入其中。创作者忘却一切生活纷扰，抛弃一切社会规制，敞开自己的精神世界，遵循个体内心意识，发挥丰富想象能力，投入到自由且纯粹的创作实践中。

弗洛伊德提出，在人类自觉意识之外，还存在着一种人们没有意识到的内驱力，这个内驱力时刻影响着人的精神世界，同时对其行为起到支配作用。④在艺术作品创作过程中，心灵结构是主宰创作者肢体行动的主要动能。这个神秘而又深邃的心理世界有着可以很容易被认知的“意识”形态，同时更多的是不易被察觉、潜藏在心灵深处的“无意识”状态中。民间美术有一些非常具有“个人图式”的作品，它们“面貌”奇特、手法“怪异”，夹杂着十分神秘的符号，并且在整体上呈现出独特的风格和气质。例如陕北剪纸名人高凤莲、王兰畔和曹佃祥，三者的剪纸作品显现出强烈的个性色彩，且差异极大。而这种差异常常叫人吃惊和难以理解，人们都难以找到比较三者的切入点，而造成这种状况，就是由于三人的心境之差异所致。实际上，这才是民间美术真正的价值所在，民间美术不是对现实的模仿，不是肤浅情感的直接表露，它总是要连接于创作者个体内心的更深处，个人的世界在作品中也得到延伸。民间美术的精神不在世间，而在心境，它们无关大是大非的民族气节，无关宏观的宇宙奥秘，无关对全人类的终极关怀，而是围绕着创作者自身以及群体世俗生活所关联的自闭的认知世界。艺术可以使他们找到真正的自我，同时也承载着个体情感的价值取向，用其独一无二的价值特征满足情感的抒发，而不是通过理性的、智慧的思维方式设置某一个模式。这种创作方式带有即兴的成分，创作者遵循内心，自由发挥，每来灵感，创作激情便难以遏制，于是便随意赋形，意到手到、手到形到、形到则图成。这种创作方式带来的作品常常是预先所不知的，过程也是不可控制的，然而创作者却是最为享受这一过程，产生一种莫名的快感，作品呈现出出人意料的风貌。实际上，这种创作过程的不可控制和创作结果的不可预见是有创作主体“精神自由”行动的结果。这可能才是真正的艺术创作过程。

创作主体创作的“自由”带来的快感是创作行为的驱动力，这种魔力般的力量促使人摆脱“世俗思想”的约束，遵从趋乐的本能，直寻内心最为“真实的诉求”。这种诉求是隐藏在作者心底的一直被“自我”压抑的部分，它们是呈碎片、非逻辑、悖逆和荒诞，以及蠢蠢欲动的观念因子。它们也许是非常原始的，源于个体的幼年时代，或许是人类整体“童年”所潜藏来下的“意念”片段。这些因素就如弗洛伊德所说的梦的内容中的人类“精神古物”。这些残留的意念是“存留着我们不再能径直达到的人性的原始部分”，神秘亦不可言说。在陕北剪纸中就有大量的生者、死者、仙人、鬼魅、历史人物、现世图景和神化幻想同时并陈；原始图腾，儒家教义和迷信共置一处；人兽合体，花鸟相接的图案，这些内容或许就是处于潜在状态的原始意象，是远古图腾和宗教图符的遗示。当人的精神系统出现了“追溯”的心理暗示，潜藏于心灵深处的原始意象就有可能显露出来，呈现为剪纸人“眼里”的现实与神，人与兽同台演出的一个想象混沌而丰富、情感热烈而粗豪的浪漫世界。

民间美术是农民特殊潜意识的表达，主要是借助知觉材料，并无语言的参与。知觉材料表达能力比语言更优越，这种优越在于他的直接性、图像性、非逻辑性、形象性，这些特性能与思想观念对应起来。艺术作品再现荒诞、杂错、混乱面貌的能力，正是创作者表达头脑思想内容所需要的。从这一角度上说，这样的艺术作品才是真实的，是最能反映创作者“本我”的面貌，反映出去除时空文化规制个人生命过程中的最普遍的特征。这一过程也是创作者原始的活力，狂放的意绪，无羁的想象综合的结果，带有浓厚的主观愿望的色彩和对某些图式语言符号有巫术宗教般的热情。

民间美术有着特殊的图符形式

民间美术是农民内心世界的延伸，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其明显的传统继承性和连续性，显示出世俗性图符的一般性特征（共性）。例如中国人对“龙”、“红色”的认知和感受，剪纸的“鱼”的图符语言，农民画中的色彩，都带有古老的意蕴和内容。然而这些行为绝不仅仅是教育的结果，而是人类早期生命经验凝冻下来的，就如动物生下来就会哺乳；人的趋光惧暗；对异性的爱等，自然而神奇。使用它们的动机成为人的规定性所包含的部分并显现出比其他动物高级因子的力量。这种偏好可能不是人类偶然的选择而后形成的思维惯性，而是人类基因组织决定的，是生命力自然驱动的结果，亦有着深刻的生理原因。音乐与歌唱中的哭腔和喜剧给人的感受，切实地说明着各自规定性的存在。因而，民间美术有着特殊的艺术风貌和格调，粗犷、神秘、纯粹、充满想象，等等。例如在农民画作品中，画作铺天盖地，满幅而来，画面塞得满满的，几乎不留空白。这也似乎“笨拙”，然而，它却给予人们空灵精致的艺术所不能替代的丰满朴实的意境，分外的粗、重、拙、稚，然而，也是分外的单纯、洗练。它由于不以自身形象为自足目的，反而显得开放而不封闭。它以简化的轮廓为形象，变粗犷而有气势，更带有非写实的浪漫风味。一些作品十分简洁，但是在农民眼里则依然有着丰富的内涵，民间美术中一个简单的线条或符号，实际是从写实的形象演化而来，其内容（意义）已积淀（融化）其中了，它成为“有意味的形式”，处于共同文化基因的农民可以解读它，但是他者却只能感受到线条或符号所呈现的规范化的一般形式美。

民间美术的图式再现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是一种移入感情，属于“见其大意”式的形象，是想象的真实，而不是直观性的形体感觉的真实。农民创作者摒弃了世俗的逻辑关系，现实的物象状态，以一种不加分化的整体状态或者凸显某一典型特征的方式呈现出来。一种是超时空的全景呈现。例如在农民画中的“过年”活动大场景中，不同时间的活动，不同的活动内容，都同时布置在画面中，并且采取一种没有透视、没有遮挡、没有比例的“平铺”方式陈列。在一些剪纸作品中，甚至一只驴同时出现两个不同角度的头；另一种是局部替代整体。“十斤狮子九斤头，两只眼睛一张口”，硕大的头，开阔的口，就打造成一尊石刻炕头狮子；两只耳朵，配以形态，就塑造出面花兔子的形象。这是一种极其抽象写意的手法，高度概括，且又形象鲜活。民间美术有其独立的审美准则和造型“范式”，它自成体系，且不受当代“官方”的艺术理论经验所制约，也并不在意他者的评判，农民创作者对每一件作品、每一个创作过程都赋予了自己的艺术知觉感受，最大限度地释放自身的本能，实现自己“内心”图符世界在现实世界中的显现。

结论

民间美术是从物质延伸出来的文化产物，这种文化性处于社会结构中的相互作用、相互联系、交错形成的看不见的立体关系网络中。它在显性的物质形式之外，蕴含着深厚的隐性的非物质性元素，而创作者的主观意念和情感则是其重要的构成。农民创作者在世俗生活中徜徉在多彩的民间美术作品中，汲取了民间美术的“共时性”元素，又在自身的生活体验和心理认知基础上，对民间美术作品进行创作。可以说民间美术是农民创作者敞开心扉的内心独白，在创作的过程中，他们常常摆脱特定社会的整体性规范和准则（尤其是伦理价值），摆脱文化规制对个体身心的桎梏。民间美术创作是解放创作者个体的创造性的过程，释放出了农民艺术创作的原动力，扯掉“遮蔽心眼的覆盖物”，显露农民阶层的真实内心。在这一过程中，农民创作者获得了多重“自由”，他们释放出本我，遵循内心的真实，并通过这一方式，宣泄内心的苦楚，获取精神上的满足和内在的平静。所以，民间美术作品在内涵和图式上得到了更多的可能性，使其脱离了狭隘时空条件的限制指向更为广阔的人类本体，更加贴近本真的生命和自由的灵魂，最终在整体上变得异常丰富和复杂，产生了艺术作为人类精神产品的更为普遍的意义，具有永恒的价值。

（作者为榆林学院副教授；本文系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4JZ069）

【注释】

①杨雨佳：《陕北民间美术研究》，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第23页。

②顾浩：“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语境‘民间美术’研究属性的诘问”，《美术观察》，2015年第10期，第106页。

③孙嘉艺：“从精神分析学看艺术创作”，《美与时代（下）》，2012年第12期，第43页。

④周杨，苏晓民：“‘无意识’在绘画创作中的循变”，《文艺争鸣》，2012年第12期，第1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