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世界史是近代主体世界和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不断扩展的结果，它的不断扩张不仅干扰并中断了其他文化各自的历史，而且对自身的历史也不断地再建构（如重构了古希腊罗马哲学、艺术和神学等），使它们统统成为世界历史的构件和原料，使世界历史更能世界历史地构图世界、统治世界。

【关键词】世界史　哲学　工业革命　地缘政治重心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用世界史的眼光才能解释人的文化属性的历史源头

当代世界，并不是哪个国家的当代世界，也不是哪个民族的当代世界，它以世界历史的大坐标来观察当代世界，既是思想的大解放，也是理解当代世界种种现实的最低要求。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从出生、幼年、少年、青年、壮年直到老年，生命自我完成的时间轨迹和展开的个体节奏，就是他个人所属的历史是他的自然史。但人除了自然史，还有文化属性的历史，那就是人自我认知、自我建构的历史，历史学所涉猎的就是这种文化属性的历史，并构筑了地质时代、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古代、中世纪、近现代的历史叙事框架，在这个框架之前、之后和之外，人是没有历史的；人的这种文化属性的历史，实际上就是文化史，文化史事实上就是人类探索、构筑赖以栖居的家园的历史。自地理大发现和麦哲伦环海航行起，人类就转入世界史的共同宇宙观、世界观和共生共荣的命运，人的文化属性的历史（各文化史不同的源头）就已经被世界史的构图能力所支配。这些文化属性的历史并不能独自发现和解释自己的源头，而必须用世界史的眼光才能发现和解释自己文化属性的历史源头的意义。世界史是近代主体世界和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不断扩展的结果，它的不断扩张不仅干扰并中断了其他文化各自的历史（如古巴比伦的，古埃及的，古印度的，古中国的），而且对自身的历史也不断的再建构（如重构了古希腊罗马哲学、艺术和神学等），使它们统统成为世界历史的构件和原料，使世界历史更能世界历史地构图世界、统治世界。

世界历史是基于希腊哲学的构造史

世界历史之世界，虽然完成于近代欧洲，但它的本质规定是希腊的，我们至今所问的问题仍是希腊的，而且提问的方式也仍是希腊的。因此，世界历史是基于希腊哲学的构造史。

希腊的思想世界是泛神论的世界，从公元前2000年直至公元前800年荷马史诗时代的结束，希腊的泛神论思想无所不能覆设。直到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完成物理—后物理的哲学体系，人开始独自规定世界，规定物的属性，探索物在性质上的关联，定义物的概念，因此，西方人始终认为亚里士多德是哲学上不朽的人，是第一位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卓越贡献在于，自他以后，西方人要么不能思想，要思想就要按照他阐释出来的思想道路来思想，要思想就要哲学地思想，哲学地设问世界、假设世界。

在希腊之后的希腊化时期，虽然希腊人思想创造的高潮退去，但哲学的设定世界的方式把希伯莱的信仰世界接应了过来，这既造成了西方人恒久不衰的心灵与肉体的二元论，但同时也扩展了西方思想的张力和精神生活的强度。

由希腊哲学而来的世界史，其获得世界史统治地位的转折点是文艺复兴运动以后的近代世界。世界各国的历史教科书都反复提到的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麦哲伦的全球航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这些典型事件，每个事件都造成了巨大的思想解放，由希腊哲学而来的西方世界的边界都实现了跳跃式的扩展。由此，整个地球才在人类意义上构成了一个彼此相关的世界，世界史才真正开始，历史的文化属性、种族属性、民族属性、国家属性和语言属性才开始逐步消失，甚至连我们提到的世界、历史、文化、种族、民族、国家、语言这些概念本身就是由希腊哲学而来的世界史的概念，这些概念就在表明此一世界史的统治力量，更不用说现代法律、现代国家、现代制度、现代经济、现代科学、现代技术对世界史不断扩展其统治力量的更深层次的支撑了。仅凭一个世界史中现代国家的概念，就把整个的原有统治秩序冲得七零八落，依经纬线和自然地貌来划分国界，在世界各地造成了广泛的冲击和至今不能愈合的伤痛，不仅颠覆了中国文化属性历史有效自循环的朝代政治，也给整个亚洲和中东、非洲、拉丁美洲带来了自组织秩序的严重混乱，甚至亚洲、中东、非洲、拉丁美洲的这些名字也是这种世界史强势命名的结果。

哲学及工业革命影响成就近代欧洲的政治重心地位

如果说希腊哲学的本质就是把物属性化的话，那么近代哲学着力点则是工业化的规模提取物的属性。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命题就是用思维为我所用地提取存在的最高属性，使存在成为可转介、可移动、可制作的功能物。在此基础上，康德的为自然立法更是图穷匕见，要让整个自然法则变成可干预、可修正的东西，整体变成人类中心主义的附庸。康德之后，近现代几乎所有富有创造气息的科学家、哲学家，没有哪个人没有读过康德，从这个意义上说，康德是近现代知识大工厂的总设计师。在这个已经被世界史所支配的知识大工厂的运转中，不仅对欧洲本土社会各阶层进行配置，而且对全球各文化属性的历史进行大规模、持续不断的再配置。

从成就方面说，世界史的创造者和加之者当然是欧洲，所有哲学的创造，科学的创造，技术的创造，艺术的创造，政治制度的创造，经济模式的创造，乃至战争形式的创造都是欧洲属性的，所有的器械，所有的原理，所有的目标，都是欧洲中心主义世界史的书写，即便后来不是由欧洲人直接书写，也是以原发于欧洲的方式在书写。作为世界史的书写者，欧洲人自然满足于其创造的张力，但对这种世界史的书写胃口和过度扩张可能带来的灾难，也只有欧洲人最有认知高度。

从哥伦布发现美洲的1492年算起，或从哥白尼发表《天体运行论》的1543年算起，至今500多年。这5个世纪在人类展开史上意味的东西甚多，也甚为重大。这既是一个人类为自己的创造能力所惊叹的时期，也是为自己的创造物所困惑所绑架的时期，也是人类在整体上从自然世界迁移到人造世界的时期，这500年人类立了大业，也可能是闯了大祸，人在追求可控的人造世界的同时，却使人类整体的生存面对更大的不确定性。为什么说意味的东西甚多，也甚为重大？从大的坐标来说，大地变成了地球，地球变成了太阳系的行星，太阳系不过是银河系的一个局部，而银河系又不过是此起彼伏的宇宙生灭的一小段故事。在这样的视野中（人类在这里开了眼），地球是宇宙流浪的一个情节，地球上的人类也注定是流浪的，星际流浪的存在物，只不过，即便流浪，人类也秉持人类中心主义的意志，看看好莱坞的梦工厂和那些一再上演的探索外星人的故事，人在宇宙中还是要寻找人类的同类，这意味着人类认为，太阳系中地球的天地环境在宇宙中是普适的，一如欧洲中心主义人类学的普适价值一样。

从次一级的坐标看，人类赖以栖居的地球已经没有什么神秘可言，任何地方都可预期的到达，都可预期的理解，甚至都可预期的掌控，任何异国情调和异域风情都可居高临下的驾驭和把玩，任何生命的奇妙联系都可因果关系地加以处理，任何奇迹、奇观的东西都可以在理性的时空坐标中加以确定，即便不触及任何真相，人们也愿意在信以为真的真理体系中继续相信下去，如进化论，这种典型的英国思想，他们把可验证的进化作为进化的事实，把不可验证的进化则放进更大的自然周期，以期证明进化不是不存在，而是由于太长的自然周期无法检验。

不仅如此，他们把进化的原因限定在可重复的机械原因，并认为这些原因在地表系统中是自足的，这就把生命现象的宇宙相关性删除了，并认为凡是通过仪器而变得更为精致的感觉和通过理论而变得更为精确的思想所不能企及的东西，就是不存在的，并认为，当下尚不能解释的现象和眼下还不能控制的自然进程，在确定有效原因和有效原理的前提下，将来的某个时刻一定能做到。这种简化作用函数的知性思维当然是肤浅的，但它却有效地支撑了进化论乃至进步论的概念。

生命是时间的创造，每个生命从生到死的过程本身就是时间的枝叉，是不可重复、不可置换、不可复数统计计算的，机械论意义上的进化论最多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却不是时间自身生成的事实，这就是为什么在所有的物理公式的演算中，t和-t都是可以反演的，因为它描述的是空间性质，并没有提示时间的生成，而生命的奥妙就深深地隐藏在时间的创造中。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赫拉克利特的这句话点破了英国机械思想的进化论玄机。

再从更小的坐标中看，从社会演变的层面看，这500年的社会变革也是空前剧烈和翻天覆地的。大学替代了神学院，知识分子的主体建构替代了传教士，工业革命催生的产业阶级代替了手工业者，工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瓦解了城市贵族，一波又一波的城市拔地而起，冲垮了城堡国家和骑士阶层，也冲垮了封地封城封建领主和地主阶层……工业革命的社会性，其实质大众化共振，把贵族变为大众，把农民培养为大众，把宗教领袖、舆论领袖、政治领袖变为大众的代言人，它瓦解一切特权，把大众共振作为工业革命的唯一特权，培养的大众越多，工业革命这台机器的燃料就越充足，市场的终端就越有规模，工业革命的外引力也就越大。

并佐以伤感文学、抒情诗和文学的价值观重塑（如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并佐以交响乐这种音乐元素的再配置重塑审美秩序和艺术哲学观，并佐以启蒙运动和百科全书运动，全面实现近代人自我重塑的世界观位序和价值观位序。相比之下，法国的资产阶级大革命革掉的只是贵族特权者的头颅，而启蒙运动和百科全书派则掐断了贵族的血脉。

世界的智能化发展迫切需要以地质概念观察历史

在这500年中，还有一个不能说最大但却最本位的坐标，那就是人自身的坐标。人们公认近代起于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并非简单的文学艺术之复兴，而是从神正论世界的出逃，是通过回归希腊世界对人的发现，把希腊美少年的物理人性重新植入到文艺复兴的人性符号中，重新创造人性符号的人并不只有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这些人，它是由多重的思想解放共同铸就的。《天体运行论》的发表是思想解放，美洲新大陆的发现是思想解放，好望角的误打误撞是思想解放，印度的发现是思想解放，人对自身的感情还原也是思想解放，教士培根的实验方法也是思想解放，它们都在蚕食和融化旧世界体系，都在助推人的希腊物理属性的还原。先是完成人的物理还原，进而引伸到生理学层次，再进而扩展至心理学层面。

维萨留斯的《人体结构》的发表时间与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同年，都是在1543年，它们是人的物理发现的两端，一端是天文学的，另一端是生理学的，这是何等尺度和幅度的人性解放！围绕着天文学的物理人性之解放，人重建了近代哲学观，围绕着生理学的物理人性之解放，人重建了人类学意义上的进化—进步观，围绕着心理学的物理人性之解放，人重建了感性、知性、理性一体的近代认知观，并在此基础上又区分出情感、意志和意识领域，在意识领域又细分出意识、潜意识、无意识，构建出多层次一体的加工反射信号的认知体系。这些逐步延伸的人的物理还原、生理还原和心理还原是近代以来的人自我建构世界观、知识观和价值观的基础。近代哲学的基础就在于把人还原为主体元素，再把这些主体元素作为近代科学的构成要素，解析这些要素的功能关联，从技术层面提取这些功能关联，再通过工程学的程序和资本运转的逻辑把功能投放到工业化大生产上。这是500年来持续推进的系统工程，此一工程在当今世界的辉煌表现值是：人制作人。

500年的历程，从人的自我发现自我建构，到人向人造世界的迁居，直到人制作人。人制作人，这不仅意味着通过市场复印人（如消费观，化妆术，婚照），也不仅意味着在统计学上复制复数意义上的人（人只不过是一个统计单元），更重要的是，对人进行生物学的修改和制作（克隆）。人类已经转移到人自己设定的智能世界。这一进程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明显加快。

就当代看当代并不能真正理解当代的轨迹，因此，以历史观当代尤其以世界历史观当代，这是巨大的思想解放；但历史的解释也有其任意性，历史的分期和框架也是历史学家根据自己的认知标准和愿望目标建立起来的，它只不过是人们建立的一套有关已发生事件的因果解释链条，并不能时间性地重合于时间的发生和创造和消失。因此，以地质概念来观历史，这又是需要且紧迫的思想解放。

当代西方世界政治重心地位已经在达到高潮后塌陷

再进一步看，无论是当代、历史、地质时代还是天文学尺度，这些都是哲学的衍生物，准确地说是希腊哲学的衍生物。因此，没有意愿和能力回归到哲学，回归到哲学的希腊性，就不可能读懂历史，更不用说文化属性的历史和世界历史了。

命运，这是任何文化源头和文化属性之历史的共同起点，不论是浑然不觉还是浑然有觉。伴随命运的是恐惧和好奇。哲学作为爱智慧之学，是人尝试解释命运和消解恐惧所留下的痕迹。希腊哲学阐发了一套物理—后物理的哲学道路，一条存在哲学的道路，这样哲学把物敲碎为物的属性，把所获得的任何属性命名为存在物，再构建存在物的关联，最终将此一关联提纯为因果律，把因果律看作是反宿命的扩张之网，凭借这张不断扩张的网去构图人造世界的安全感，把自己掩护起来，并沿着人造世界的路径一直延展到当今世界。

人们无不惊诧于西方阐发出来的自然、自然科学、自然法则这些强大的词汇，非西方的文化也自知，不敌西方的关键因素就在于自然科学以及由此从自然法则中所摄取的能量！此一惊诧难以避免。因为西方的自然就是可分解为原因的自然，直至把整个世界都因果地转化为彻底的动力系统，经过连续的受控实验完成受控世界的构造，这种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自然，实际上意味着排除知识性自然与非知识性自然之间的所有阻碍，直至自然成为透明的玻璃体，才算得上是回归自然了。这种重构自然并且是机械化地重构自然的构图法是其他任何文化历史所没有的。这既是它让真正的自然失真的路线图，也是它显示人造世界的力量所在。这种力量不仅把非西方的文化属性的历史排挤到边缘，而且也把西方内的文化源头榨干，并且随着这股人造世界之力量的全球化，已经或必将把地球上一切天地养成的文化源头榨干，文化多样性、语言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的快速收缩，已经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

可是，就在西方因果化的自然连续推进人造世界跨越一切可能的边界的同时，哲学的物理—后物理的希腊道路也以其自身的连贯性完成了自己，它已经展开并耗尽了自己的所有可能性。在这条道路的结尾，所有生命的秘密都被揭示出来，生命的去魅完成了；所有自然非自然的文化形态价值形态都被转化为自然科学的机械图景的“自然”，非理性的去魅完成了；地球已经变成地球村，已经不存在人的他者、人种的他者和人类的他者，对大地母亲的好奇心荡然无存，大地的去魅完成了。有关观念、理念的大决战已经结束，人们不再为阐发观念而激动，不再有真正关于观念的争斗，不再有19～20世纪气吞山河的理想主义，不再有既定道路上火山喷发般的思想创造、艺术创造、科学创造，不再出现与人历史等深的追问，好像一切都尘埃落定。这些迹象综合表明，希腊哲学道路的近现代显现方式，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西方世界已经在达到高潮后塌陷，这种文明形式以往不断地创造各种观念，现在它自己现身为一种观念，并僵化地坚守着这一观念，伤感地回望着自己的创造生机随历史远去。

世界地缘政治重心向亚美秩序转移已日渐成为现实

构图世界的思想创造的高潮退去了，世界历史随之转入地缘政治重构。冷战结束是世界范围内地缘政治重构的转折点。在思想上，从西方内部的垄断性论争转入全球多元主义；在国际政治上，从两极对立到单极统治再到多极竞争初具雏形；在经济上，市场正在形成新的分层序列，北美、西欧和东亚（尤其是中国）正在分别构造自己的市场序列，并形成自由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三种主义分立同构市场的局面；在地缘政治上，其重心已从跨大西洋地缘政治格局转入跨太平洋地缘政治格局。

跨大西洋地缘政治的核心是欧美秩序，而跨太平洋地缘政治的核心是亚美秩序，相较于欧美秩序，亚美秩序的形成和磨合难度更大，不确定性更多，但距地缘政治这一概念的本义更近，更能直抵陆心说的核心。欧美秩序是单一文明的秩序，价值观趋同；亚美秩序则是融合性秩序，在世界构图和价值观融合上时有差异，不会像欧美秩序那样一番风顺，但价值观的差异和世界构图的差异也恰恰是一种秩序的活力所在。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实施，这一秩序的远景更宽阔了，内涵也更有深度了。这是因为，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不仅最大限度地尊重了二战后形成的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秩序，把印度洋的势力范围也有效融入，而且使地缘政治陆心说的核心区—中东西亚的古老文明获得千载难逢的复苏机会，并且使俄罗斯文明和西欧文明与东亚文明联为一体。这种穿梭于古老文明的密林中，不是以排他性而是以融合为战略基点的地缘政治构想，长远来看具有超乎想象的优势和后发优势，久而久之也会累积道义高度，在不出现极端重大事件的前提下势不可挡。

世界地缘政治重心向亚美秩序转移已经是可预见的事情，其要素包括：东亚有成熟的儒家文明圈；市场形成了东亚模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体量和前景已具备重心的支撑作用；美国的国家战略正在向亚太转移；俄罗斯正在从传统的欧洲国家向非传统的亚洲国家调整；日本从脱亚入欧的梦想被迫回归亚美秩序的现实；中国的融合战略正在重新定义非洲、中南美洲、南亚、中亚、西亚和东南欧地区；东亚古代文明的现代化与西欧近代文明的全球化已具备成熟的共识条件；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表明亚美秩序的事实走在了思想的前面。

相较于亚美秩序的现实，近年印澳学者和智库鼓噪的印太秩序则明显是一种仅仅能表明动机和意愿的臆想。能证明它不足以成为主导世界地缘政治格局重心的要素包括：这种构想的排他性动机明显，格局过小；印太秩序的辐射能力在深度和宽度上远不及亚美秩序；远离地缘政治的陆心说，无重心的地缘政治游戏是很难假设的；印度是一种古老文明的载体，但印度文明圈的支撑能力还远不足以代表一种模式，不足以作为三足鼎力的一足，而澳大利亚则在能力、潜力和地缘上更远离地缘政治重心；亚美秩序能涵括印太秩序（构想），印太秩序则涵括不了亚美秩序，无论从能力看还是现实看都是如此，只是由于中国的快速崛起，美日澳印匆忙构造价值观作用体，带有明显的围堵中国的动机，但无法形成地缘政治几何中心的力量，几何中心的力量是法则层面的东西，它不是一时的利益动机可以撼动的。

从世界史的深处来洞察，世界地缘政治的重心从来就没有离开北半球。人类的祖先因从海洋世界迁移到陆地才演变为人类，这是地缘政治的关键，否则就变成海缘政治的概念了。并非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勾几条线，世界地缘政治重心就变成世界海缘政治重心了。印太秩序在半个世纪内不可能成为世界地缘政治的重心，因为任何地缘政治要素的成长都有其固有的周期，欧洲退出地缘政治重心用了大半个世纪，况且还是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助推下才退出的如此之快。同样，美国也用了大半个世纪才逐步成为世界地缘政治的重心。退一步讲，设若印太秩序确有远景，在它成为现实之前，亚美秩序可能早已成为世界地缘政治的重心，印太秩序也早已作为次生秩序被亚美秩序吸纳进来了。

亚太（亚美）秩序与印太秩序的竞争是联想性泡沫，属伪命题。这里涵蕴的真问题是中国和印度两个亚洲巨人的苏醒。两个刚刚苏醒的亚洲巨人，谁都无法单独肩负复兴亚洲的责任，而且在全球化的今天，仅仅受限于亚洲势力争夺的视角也无法从根本上复兴亚洲，只会适得其反。中国和印度都应专注于自己国家的全面现代化，全面提升各领域的专业化水平，全面专注于战略互惠，而不是计算投机成本，用战术变量侵蚀战略恒量。如果印度与中国战略上相互侵蚀，对中国来说只会延缓它成为世界地缘政治重心的时间，但对印度来说，则可能永远失去成为世界地缘政治的机会，并使欧亚大陆整体复兴的议程进入垃圾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