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积极老龄化是和谐社会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有效措施。积极老龄化过程中常常面临着心理健康被忽视、对参与的认识存在片面性、参与质量较低、社会保障力度不够等问题。积极老龄化的实现需要从树立正确观念入手，国家、社会、家庭共同努力，解决老年人在身心健康、社会参与、制度保障等方面遇到的问题。

【关键词】积极老龄化　健康　参与　保障

【中图分类号】B84　　　　 　　　【文献标识码】A

积极老龄化的内涵及其影响因素

2002年世界卫生组织发表了《积极老龄化—一个政策框架》的报告，指出“积极老龄化是老年人按照自己的需求、愿望和能力参与社会、经济、文化、精神和公民事务的过程，是为了提高生活质量获得健康、参与和保障的最佳机会的过程。”①“积极老龄化”的政策框架涵盖了“健康、参与、保障”三大要素。健康，指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参与，不仅包括体力劳动的参与，而且包括智力支持、精神陪伴；保障，是对健康的保障，也是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保障。可以看出，“积极老龄化”以“尊重”、“权利”为前提，以“健康、参与、保障”为支柱，目的在于促进老年人与社会的融合，一方面通过社会支持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另一方面通过老年人余热的发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这一概念既符合我国“老有所为”的传统观念，也与现如今时代发展精神相吻合。

积极老龄化不同于健康老龄化和成功老龄化。健康老龄化强调老年个体、群体的健康长寿，而成功老龄化除强调个体追求健康长寿以外，主要关注成功的标准。社会建构论认为，所谓“成功”的标准具有潜在的文化偏见，我们需要的并不是发现关于老龄化的真理，而是在反思与批判中展现更多的积极老龄化景观，应该关注被“消极老龄观”时代所忽视的老年人群所具有的能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②积极老龄化最重要的思想在于把一个战略计划建立在“尊重”、“权利”的基础上。它不仅承认老年人具有的积极品质，并将其转化为社会发展动力，而且是应对老龄化，保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策略。

积极老龄化的实现不是某个群体、某个部门努力就能实现的，而是需要多方共同努力才能切实加以推进的。影响积极老龄化的因素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分析。

从宏观层面来讲，主要包括经济水平、政治制度、社会支持。首先，经济水平是积极老龄化的决定因素。经济发展了，“老有所养”、“老有所医”的老年保障问题才具有解决的基础条件；经济发展了，社会资源才会充足，老年人才会具有发挥余热的机会和条件。其次，政治制度是基本保障。有了经济的发展，还需要建立一套有效的制度作为保障，将社会资源公平分配，满足老年人的物质、精神需求，实现“老有所乐”。最后，社会支持是支撑。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老人在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后对精神层面的需求不断提升。积极老龄化认为老年人有不被歧视的权利，有积极参与社会的能力，而这一点的发展需要得到社会的认同和支持，创造公平的社会氛围，才能有效推进。

从微观层面来看，个体差异和家庭状况是影响积极老龄化的两个重要因素。研究表明，文化程度、性格特征、居住状况、身体功能均会影响到积极老龄化。③另外，良好的代际关系和最大化的家庭支持是积极老龄化进程中必不可少的影响因素。

积极老龄化面临的问题

积极老龄化框架下老年人的健康问题。积极老龄化提出，老年人不仅需要积极、提早参加各种健身活动，拥有健康的身体，而且需要得到社会的尊重，享有参与社会事务的权利，提高生活幸福感，拥有健康的心理。身体健康被认为是积极老龄化的前提条件，也是以往有关老龄化研究中关注的焦点。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城市中大部分老年人家庭经济条件较好，加上老年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疾病医治有了保障，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幸福悖论”理论指出，幸福指数的增长与经济指数的增长并不一致，更多的财富并没有带来更大的幸福，对于老年人来讲，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反而加重了老年人的抑郁情绪。④此外，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在城市，仍有相当一部分老年人仅能依靠低保、养老金或退休金维持基本生活；在农村，老年人生活则更为困难，长期辛苦的田间劳作使他们身体患上各类疾病。没有了身体健康作为保障的心理健康常常被人们忽视。然而，心理健康与身体健康是互为依存的，身体健康是心理健康的基础，心理健康不仅可以促进身体健康，也是提高老年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是积极老龄化的重要内容。2012年在全国开展的一项调查中发现，城市老年人中具有抑郁情绪症状的人高达39.86%。⑤心理健康已成为积极老龄化进程中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积极老龄化框架下老年人的参与问题。参与是积极老龄化的核心。积极老龄化的政策框架指出，老年人应享有平等参与社会的权利，能够继续参与社会活动。老年人社会参与主要存在着以下问题。首先，对老年人参与社会的认识存在局限性。老年人的社会参与不仅仅是从事有酬劳动的再就业，也不仅仅是参与各种文化娱乐活动或其他有益于社会的公益活动，积极老龄化的参与强调在社会、经济、文化、精神和公益事务等各方面的参与，包括家庭事务。林文亿、申群喜等认为，目前的一些讨论忽略了老年人参与家庭事务可以转化为社会贡献值这一要点。如果老年人参与家庭事务不被认为是一种社会参与，则是一种对家庭内部劳动的忽视，社会对老年人的评价就可能产生偏颇，进而影响到老年人的社会地位。⑥其次，老年人社会参与的质量有待提高。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常包括从事社会劳动并获得一定报酬的经济性社会参与，作为志愿者通过各种方式义务为他人服务的公益性社会参与，基于自身爱好参加各种文体娱乐活动的文娱性社会参与以及家务劳动性质的服务性参与。在这几类社会参与的类型中，家庭富足的老年人常常依据个人意愿和喜好从事文体娱乐或公益活动，经济条件较差老年人则通常希望从事具有一定报酬的劳动。积极老龄化中强调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在于“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参与，即老年人在社会活动中既能体现自身价值，发挥个人能力，又乐于为此奉献。但目前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只体现了某一点，要么是为了生计而被动劳作，不能满足个人喜好；要么是基于喜好的文体娱乐活动，不能充分体现个人价值。从这个角度讲，我国老年人目前面临的不是参与机会的缺失，而是参与质量的提高。

积极老龄化框架下的保障问题。保障是“健康”和“参与”的保障，是为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提供的社会、经济、医疗、权益等方面的保障。目前我国正在开展一系列有益的尝试，如60岁以上的老人可无偿享受医疗保险、通过延长退休年龄以保障退休人员的福利。这些尝试将会对积极老龄化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但还远远不足。首先，在健康的保障方面，医疗保险的比例偏低，我国在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不足GDP的5%，医疗消费大部分为个人支出，在相对贫穷的农村，患有慢性病或重大疾病的患者只有靠“拖延”或“放弃”来应对疾病。没有身体健康保障的心理健康更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其次，在平等参与社会保障方面，取消长久以来存在于各种公共政策、各种工作机会中的年龄限制近期不可能实现，平等的就业参与也就无法保障。

积极老龄化的实施途径

树立正确观念，塑造老年人积极形象。一是积极弘扬敬老、爱老的孝道文化。在市场经济和西方文化的影响下，我国敬老、爱老的优良传统受到了冲击，被个人主义甚至是功利主义所代替。特别是在家庭养老中，一部分人对老年人赡养是在有物质回报的基础上的，还有一部分人认为养老就是经济支持，忽视了老年人的精神需求，致使老人无法感受到“爱”和幸福。研究表明，当子女愿意与父母共同享受生活时，才会积极给予父母关心、理解等情感支持，父母的满意度和幸福感也会逐渐增加，但如果子女仅仅给予父母经济支持、帮助做家务等有形支持时，父母的满意度和幸福感却不会增加。⑦

二是客观认识老年人对社会的贡献。随着人均寿命的增长，60岁以上老年人仍有部分身体健康，并有积极参与社会发展建设的能力和愿望，他们拥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是社会的宝贵资源。老年人曾经是社会发展的贡献者，即使现在身患疾病，老年人仍然在家务劳动、代际关系、智力支持等方面对家庭产生重大作用，仍然是社会参与的一分子。因此，社会应该改变认为老年人老而无用，歧视老人，把老年人当作社会负担等消极观点，而建立尊重老人，认同老人，为老年人树立积极形象的积极观点。这样一方面可以为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提供导向，为社会和谐发展提供支持，另一方面可以为老年人提供获得自我实现的机会，从而提高老年人的生活幸福感，促进其身心健康。

三是正确认识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老龄化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生活质量改善，人均寿命延长，人类社会进入人口老龄化时期。人口老龄化意味着社会劳动力相对减少，对社会资源的需求增多，但这并不说明老龄化势必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首先，社会劳动力的相对减少促使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从而减少对劳动力的依赖，提高劳动生产率。其次，需求、消费是刺激生产的重要因素。老年人的文化娱乐、养老服务、精神抚慰以及养老产品等的需求对现有的产业结构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契机。

拓宽老年人社会参与平台，深化社会参与水平。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既可以是参加社会工作或退休后再就业的直接参与，也可以是从事家务劳动、照看孙辈、给予家庭成员智力支持的间接参与，还可以是参加学习和娱乐活动的第三层次的参与。无论哪一种社会参与，只要是基于老年人需要、愿望和能力的积极参与，都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从这一点上来讲，要求我们的社会必须是一个开放型的社会，在老年人有参与需求的社会领域中提供平台和机会，这样才可能实现真正的老年社会参与。在不同参与平台中，社区是一个可以发挥重大作用的平台。作为老年人活动参与的主要场所，社区既是一个小社会，又是一个大家庭。社区可以利用自身丰富资源成立老年协会、书画社、老年服务队等各种社区组织，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

老年人社会参与水平的深化需要国家、社会、家庭的有效联动。首先，老年人经济性社会参与的限制主要来源于政策性歧视，劳动市场对老年劳动力的排斥，缺少公平、公正的竞争机会，削弱了老年群体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因此，政府需建立具体的老年社会参与政策，通过有效的政策为老年人提供公平的就业机会，为老年人才提供畅通的社会参与渠道。其次，社会应引导有丰富工作经验、技术专长、专业特长的老年人从事能够创造更大社会价值的工作，并在政策上给以倾斜。这部分老年人一般生活殷实，退休后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他们一般只能待在家中安享晚年。但同时，他们相比于文化水平较低的老年人有着更高的社会参与动机，并且他们的知识、经验是社会不可多得的财富。因此，社会应通过物质奖励、精神鼓励等方式引导他们参与社会经济活动，这样既创造了社会价值，又满足了他们的成就需要。第三，家庭支持是老年人社会参与的重要动力。首先，尊重老年人为家庭付出的劳动。应该认识到，老年人曾经是家庭、社会的贡献者，也应该是成果的分享者，老年人的家务劳动让年轻人从繁琐的家庭事务中解脱出来，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工作中，他们在为家庭付出的同时，也在间接地参与社会劳动，他们的劳动价值应该得到充分肯定。其次，在给予老年人尊重、肯定的同时，也不应过度庇护。传统观念认为老年群体在家庭中是需要子女给予照顾和支持的，但有关代际关系的研究表明，老年人如果在接受支持的同时能够为家庭付出一些资源，如照料孙辈、为成年子女提供经济或劳力的帮助，则有助于提升心理健康和生活满意度，其晚年生活也更富有意义感。⑧

建立切实可行的老年保障体制。我国的养老保障制度主要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主要解决的是老年人的健康保障问题。健康是积极老龄化的基础，是老年人拥有高质量生活的必要条件。进入老年后，人体的各项生理机能下降，患病率较高，老年人除了需要有一定的经济来源维持生活外，对医疗资源、医疗护理的需求也较大。然而，目前我国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制度主要存在着两大问题：一是保障力度不足，二是保障对象分类存在缺陷。我国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报销比例均偏低，特别对于农村及城镇中的低收入家庭来讲，温饱问题尚难解决，慢性病、大病的医治更是面临困境。因此，国家在加大对老年人的保障力度的同时，还应采取有效措施加快改变我国现存的养老和医疗保障中“农村低城镇高”的倒置现象，提高对农村及城镇中低收入家庭的保障水平。

在参与保障方面，不同老年群体的参与需求内容是不一样的。比如在农村，特别是在当前进城务工的年轻人迅猛增长的大背景下，有劳动能力的60岁以上老年人除了需要照顾孙辈以外，还需要在田地里辛苦劳作，他们的社会参与不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愿望和能力的积极参与，而是生活所迫的被动劳动；在城市，由于经济条件、社会政策、家庭观念、个人兴趣爱好等方面的影响，60岁以上老年人参与社会经济发展者较少，而娱乐性参与较多。因此，在社会提倡给予老年人平等参与社会的前提下，还应依据客观条件制定有针对性的满足老年人需求的参与保障制度，比如对于农村及城市低收入家庭的老年人给予身体健康的参与条件保障，引导参与娱乐性活动的老年人参与社会利益最大化的社会工作或再就业，这才是积极老龄化中参与保障的重要体现。

（作者单位：铁道警察学院；本文系2015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河南省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5B630029）

【注释】

①世界卫生组织：《积极老龄化政策框架》，中国老龄协会译，北京：华龄出版社，2003年，第9页。

②郭爱妹，石盈：“‘积极老龄化’：一种社会建构论的观点”，《江海学刊》，2006年第5期，第124～128页。

③贾红力，谢丽霞，段功香等：“衡阳市社区老年人积极老龄化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护理学杂志》，2015年第1期，第85～88页。

④韩布新，李娟：“老年人心理健康促进的理论与方法”，《老龄科学研究》，2013年第1卷第4期，第8～17页。

⑤J Yu, J Li,P Cuijpers,S Wu，Z Wu:Prevalence and correlates of depressive symptoms in Chinese older adults: A population-based stud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riatric Psychiatry, 2011,27(3)：305～12.

⑥林文亿，申群喜：“广东省老年人社会参与的优势与劣势分析：基于积极老龄化的视角”，《社会工作与管理》，2015年第5卷第15期，第44～48页。

⑦Frieder, R. L.:Adult Children's Supportive Behaviors and older Par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A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on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2002,(58) 4: 661～680.

⑧Mcllvane. J. M., & Ajrouch, K. J., et al.: Generational Structure and Social Resources in Mid-Life: Influences on Health and Well-Being,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2007,63(4):75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