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高校坚持群众路线的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意味着更大程度的民主管理与公众参与，这对复杂社会条件下管理改进与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具有积极意义。对依赖行政化力量以及实用主义的批判，对公共管理学思想的汲取，以及对决策过程的重新认识，汇聚于群众路线长效机制研究本身，旨在通过管理学理论推进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长效机制的建设。

【关键词】群众路线  决策  机制研究

【中图分类号】D252  　　 　　　【文献标识码】A

群众路线核心立场的坚持，关键在于党员领导干部群众工作领导力的提升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其群众核心立场彰显了群众路线唯物史观的历史底蕴。群众核心立场的坚持，其关键在党员领导干部，需要党员领导干部提升人格力量，率先垂范。在这一知行合一的过程中，既有理想情怀、精神层面的素养要求，又有科学执政、技术层面的能力要求。

在研究高校践行党的群众路线长效机制的问题上，一方面，将研究视角聚焦于党员领导干部，这本身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符合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党员领导干部本身就是创造历史动力的人民群众中的一员，群众观点也应该成为党员领导干部主动选择的价值取向与实践取向。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对认识层面的不断改造，现代管理学理论其背后的哲学之基越发明晰，即越来越将价值基点放在个人身上而非组织上，这与系统体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群众路线在理论上形成了高度契合。将研究视角聚焦于党员领导干部，聚焦于党员领导干部群众工作领导力的提升，在意识形态方面强调“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必然意味着在管理层面更大程度的民主管理与公共参与。这种“更大程度的民主管理与公共参与”，需要在技术层面强调提升党员领导干部群众工作领导力。

群众工作领导力提升与践行群众路线的关系：聚焦党员领导干部决策能力提升是高校践行党的群众路线重要的制度性安排

群众路线核心立场的坚持，关键在党员领导干部。理念层面群众路线核心立场的确立并不必然意味着技术层面群众路线机制的实现。如何构建高校践行党的群众路线长效机制，其研究思路之一，是聚焦于党员领导干部群众工作领导力提升。而什么又是群众工作领导力提升的关键。毛泽东认为，所谓领导关键在于做决策、用干部。如果将如何用干部也视作一种决策，那么领导的关键就应该清晰并直接的指向决策能力上来。毛泽东的上述论断在今天看来仍然不失为经典，可以得到现代管理学理论的支持。决策是管理者特有的任务，“安东尼结构”（Anthony Structure）把经营管理分成三个层次：战略规划层、战术计划层和运行管理层。根据该理论，管理者的主要工作应该聚焦于战略或战术层面的决策事务，是否具备科学决策能力是评价一位管理者是否称职的重要标准。基于管理学理论，决策能力提升是高校党员领导干部提升群众工作能力的重要路径。

高校党建意识形态工作与行政管理工作高度捆绑，并在“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制度安排下得以 强化。如何处理好上述两项工作的科学关系，关乎高校治理的有效性。基于高校党员领导干部的主体视角，从党建工作来看，治理供给的有效性来源于群众路线落实的工作机制，从行政工作来看，治理供给的有效性来源于决策的科学化水平。从另一个视角看，上述两项工作基于“主体一致性”，可以通过党员领导干部主体作用的发挥，在具体工作层面找着符合党务工作和行政工作“共同要求”的“接触点”。从“触点理论”出发，就可以通过研究党员领导干部决策能力提升的机制（机制A）来构建高校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机制（机制B），借助管理学理论构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长效机制。

以决策能力提升促进高校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工作的独特机制

决策是管理者识别并解决问题以及利用机会的过程①。如何提升决策能力，并通过决策能力提升实现高校践行党的群众路线长效机制的价值功能，可以从以下方面加以论证。

决策的合法性来源与把握群众路线观点的准确性。在决策过程中，应该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做正确的决策。如何找出决策的边界条件，也就是找出解决问题时必须满足的界限，这指向“决策合法性的来源”，这是决策过程中最难的一个环节。一项不符合边界条件的决策肯定是无效的，在决策过程中，“价值判断”和“边界条件”是逻辑上的第一步，其次才是“考虑必要的妥协、适应及让步事项”，也就是说应该先有“正确的”，然后才有“正确的折中”②。决策的正确性取决于决策者的政绩观，直接反映决策者对政绩总体的看法和认知，反映决策者的价值取向与判断。善的决策必然着眼于宏观，强调统筹兼顾、平衡各方利益。敷衍了事、急功近利、好大喜功、胡乱作为等管理乱象，其实质都是没有树立群众路线的立场。同时，如果决策者过分关注决策能否被接受，过分强调“调和”，甚至突破了决策的规范和边界条件，那么这种错误的“折中”将使决策失去合法性。

强调“价值判断”的正确性，就必然要求高校党员领导干部坚持群众立场，越是宏观性的决策越是要强调站稳群众路线的立场；反之，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决策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就把握住了群众观点的准确性，进而也就实现了党员领导干部在思考决策合法性的时候必然将之引导到坚持群众路线的立场上来的机制关联。

此外，要特别重视“前决策”的两个阶段：议程设定和政策提议构思，解决“什么问题才是群众需要解决的问题”。现实的困境在于，决策者过分强调“找出答案”，而忽视应该如何提出问题。即便能够提出问题，也是部分党员领导干部没有经过充分调研的碎片化结论，体现为对群众实际生活的隔离与漠然。而对于什么才是急群众之所想的问题，其根本方法还是强调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强调从人民群众的利益角度出发思考和处理问题。

目前高校所普遍存在的错位发展，其主要问题可以归结为高校在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的价值排序中发生偏差，高校也开始了艰难的自我纠偏历程。面对工作职能不断拓展与工作资源稀缺有限的矛盾，面对人才培养成效难以准确及时客观评估的困难，如何对高校的工作进行价值排序，这其实也是高校主政者政绩观的体现。同样，上述的“价值排序”可以在群众立场的坚持和践行中找到答案，在基于学生群体这个特定群众的立场对教育教学工作进行的反思中得到答案。需进一步说明的是，高校决策者尤其要增强风险意识，善于用系统、辩证的眼光分析看待问题，不应该以效率为唯一导向，在决策时必须兼顾考虑政治性问题。

决策的可行性来源与把握群众路线观点的广泛性。在决策过程中，要重视调查研究，符合客观规律，符合群众意愿。调查研究工作，历来为我党所重视并强调。调查研究其精神实质是要求深入群众，坚持实事求是，这也是转变工作作风的重要手段。决策方案要兼顾执行措施，让决策变成可以被贯彻的行动。这是决策过程中最费时的一步。这也是“决策”与“意愿”的区别。这指向“决策可行性的来源”。若要化决策为行动，首先必须明确无误地回答下面几个问题：谁应该了解这项决策？应该采取什么行动？谁采取行动？这些行动应如何进行，才能使执行的人有所遵循？③执行效果差的决策，在现实中沦为一种被各方普遍漠视的“宣告式管理”。背后所体现出的“自以为是的傲慢”与“决策立场的虚弱”均源于对于群众路线的背离。

如果将决策的过程视作是一个系统的话，整个调查研究的工作可以归纳为信息收集系统，作为决策系统的子系统。高校作为知识密集场所，在为社会保存知识、传播知识、创造知识的同时，其决策的失效却往往又归因于“知识”，更准确地说是源于理性主义的“知识—权力”结构，源自对技术权威的无条件信任以及对精英（理性人的代表）知识和道德优势的依赖。④一旦上述技术权威通过组织授权的形式与行政化的力量进行捆绑，那必然会产生一种野蛮生长的“任性之力”，在实现某些治理功能的同时，蕴含巨大的自我否定的逻辑，产生一种“法律更多但秩序更少”的状态⑤。这种状态在结果层面又会引发对“民主管理”的进一步伤害。

进一步讲，行政化的力量是一种趋向“简单化”的力量。这种力量试图通过一个“过滤器”将复杂性过滤到可管理的程度。经由“过滤”出来的事实有五个特征：是决策者感兴趣的实用主义事实，是成文的文件事实，是静态的事实，是集合的事实，是用平均值来表现的标准化的事实。反过来说，这种“过滤”的过程也排除了与上述五个特征相左的事实。这种“过滤”与“排除”本质上是一种“对决策信息分类上的垄断”⑥，进而导致决策的可行性来源缺失。实际上，好的决策对精英或专家的知识和道德优势的依赖不像想象那样大。决策者应该尊重来自于人民群众的力量，注重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汲取力量。党员领导干部如果能实现从“专家本位”到“群众本位”的转变，也就把握住了群众观点的广泛性，进而也就实现了党员领导干部在思考决策可行性的时候必然将之引导到坚持群众路线的立场上来的机制关联。

如何避免过度运用行政化的力量推进决策的有效解决思路，可以尝试通过设立“党代表常任制”的方式，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发挥代表在任期内的经常性作用，尽可能地使“立法权”与“行政权”相剥离，保证党委决策科学化、民主化。

通过“民主管理”激发群众路线观点的内在效能。在决策过程中，要充分发扬民主，注重依法决策。高校生活和大学生生活有其自身生动性，而这种生动性的体现，来自于在群众路线指引下的“充权于民”，进而“取智于民”。高校民主管理的有效性依赖于《大学章程》的确立、高校主政者的诚意、充分的信息公开、制度化的决策规则、理性克制的讨论、及时的回应机制与工群团组织的作用发挥。

教育领域政策敏感性强，利益相关者维权意识强，大学管理透明度高，这些特点都决定了高校在做重大决策时必须慎之又慎。高校的政策制定应该如何保证连贯性？高校的政策制定应该如何考虑溯及力的问题？对于有些政策的修订会不会导致今后管理工作的“自我失衡”？大学的政策背后是否能够传递大学应有的精神和价值导向？这些都是高校在重大决策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而事实上，民主管理的参与机制不仅是群众路线得以确立的重要配套机制，这种民主管理还有利于提升群众的效能感，启蒙、保持群众对社会治理、公共事务参与的热情与社会责任感，实现“群众”向“公民”的转变。

善的决策应该是可以对外输出大学价值观的决策。高校最高决策机构应该尽量避免在决策过程中组织的整体利益被部门利益“俘获”。高校的职能性部门组织化程度高，在资源、技术、信息等方面均具有强大实力，如前文所述，专业性力量与行政性力量高度捆绑后，会使得重要决策过程中，由某个职能部门主导决策过程和结果，这样的决策可能会因“俘获理论”⑦而与大学本应坚持的固有价值相背离。高校强调民主管理可以最大可能避免因“实用主义”的倾向而放弃价值原则。

通过“政策学习”巩固群众路线观点的稳定发展。决策看似是一个直线展开的过程，实质应该是一个“回环”。每一个阶段上所碰到的障碍，都可以引发对前面阶段的反思，构成一种不断的往复循环。直线展开的进程模型引导我们更看重自上而下的管理和控制，而回环解释更强调“政策学习”⑧。这种基于批判视角而引发的对于决策重新思考的学习过程，其实质是一种“反思”，重新思考管理层、专家与管理对象在决策过程中的相互关系，甚至以一种“哥白尼式倒转”重新安排他们之间的关系⑨。对于这三者关系的重新安排仍然可以从群众路线中找到答案。另一方面，这种“政策学习”的过程，本身就包含方法论上的争论与批判，进而引发意识形态的归宿必然在于唯物主义历史观，在于对人主体价值的重视，在于群众路线观点的确立。

在这一“政策学习”过程中，党内应该建立系统的基层领导干部轮训制度，克服现有教育模式呈现碎片化以及对于价值观传导显性忽视的弊端。同时党内应该向企业管理学习，重视内部讲师队伍建设，让领导者成长为教导者。建立了内部讲师制度，其实就是建立了知识管理体系⑩，可以最大化地避免组织核心价值观的稀释，如果运用得当，可以起到较好的激励作用，更好地发挥党员领导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在这个维度，轮训制度和内部讲师制度虽然是作为配套制度在回答如何提升决策能力完善群众路线的机制层面而提出，同时，其核心的价值还在于通过这样的培训安排，可以增强政党的组织结构，“通过结构化的决策程序去强化党内工作的结构化”，在基于互联网技术由此引发的“去中心化”时代，这样的政治功能显得尤为有价值。

结论：研究思路及其意义

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中的首要观点，是唯物史观的核心立场。强调群众观点的立场，也就意味着更大程度的民主管理与公众参与，这彰显了群众观点对于复杂社会条件下管理改进与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重要意义。但“更大程度的民主管理与公众参与”如何被激活，从“应然状态”走向“实然状态”，这需要在机制层面作出系统安排。

笔者认为，群众路线立场的坚持，关键在党员领导干部，党员领导干部群众工作领导力的提升，关键在科学决策的能力。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具体科学具有指导意义，通过对“决策”过程的还原，不难发现，“群众路线”可以起到“脊柱的作用”牵引起整个决策过程；而管理学视角下决策科学，在依附于“脊柱”生长的同时反过来成为有助于维持“脊柱”稳定性的力量。文章聚焦领导干部决策能力提升作为高校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制度性安排，希望通过研究现代管理学理论下的决策科学化机制，去推进高校践行党的群众路线长效机制的研究，由此进一步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如何通过具体科学的发展而不断丰富的。

（作者单位：江南大学）

【注释】

①此处引用Lewis Goodman and Fand对于决策的定义。

②③［美］彼得·德鲁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年，第130页，第131页。

④［英］克里斯·胡德：《国家的艺术：文化、修辞与公共管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9~40页。

⑤［美］罗伯特·C·埃里克森：《无需法律的秩序—邻人如何解决纠纷》，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354页。

⑥⑧⑨郭魏青：《中国公共政策分析2006年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87~288页，第295页，第291页。

⑦王锡锌：“中国行政执法困境的个案解读”，《法学研究》，2005年第3期，第43页。

⑩李海燕：“做好培训从选拔内部老师开始”，《中外管理》，2012年第2期，第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