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4年底，习近平在江苏调研时，首次提出“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总方略，不仅蕴含着传统治理智慧，而且汲取了国际治理经验。换言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蕴含着丰富的中外治理经验。

【关键词】“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传统治理智慧　国际治理经验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蕴含的传统治理智慧

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曾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它在伦理道德和治国理政方面，堪称首屈一指。”应该说，“治国安邦”问题贯穿中国历代思想家的探讨主题，“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治理智慧。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蕴含传统治理的“民本”“富民”思想。“民为邦本”、“安民众则安天下”、“君以恤民为本”等传统说法，体现了古代传统的“民本”思想；“富民而教之”、“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等体现了古代传统的“富民”思想。“民本”“富民”思想，是历代有作为政治家治理国家的一条重要准则。

《礼记·礼运》中就描绘过理想化的小康社会，孔子提出过“圣人之制富贵也，使民富不足以骄，贫不至于约”的思想，这说明小康社会是中华民族一直以来追求的美好梦想。另外，《论语》中还提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明经世文编》中提到“古者明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均万民焉。所谓均者，至公无私，民各得其分愿之谓也，非曰夺彼以益此也”，说明古代就很清楚“均富”的重要性。《孟子》中提出“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命题，《管子》中提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的说法，《论语》中指出“民无信不立”，都在阐释着自古以来“民为邦本”的政治哲学。应当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当前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最大向往，也是最大的民心。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许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政治承诺，并为自己设立时间表，背后隐含着对这两个传统治理智慧的考量。

全面深化改革蕴含传统治理的“变通”、“不循古”思想。“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变古未可非，循俗未足多”、“治国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等体现的变通、革新思想，一直受到历代改革者的推崇。“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当前，我国利益合理分配、发展成果共享等方面面临难题，破解这些难题的实质是调整利益格局，也就是改革问题。熟稔历史的习近平清楚认识到这一点，在上任一年后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举措。将历代推崇的改革思想，延续至当代。而且，习近平引进古代“求治太速则激而反之”的改革智慧，以“蹄疾而步稳”主导改革进程。

全面依法治国蕴含传统治理的“法治”思想。古代有大量关于法治思想的论述，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历史文化基础。“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法者，所以齐天下之动，至公大定之制也”，“法令既行，纪律自正，则无不治之国、无不化之民”，“有治法而后有治人”，“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准绳也”，“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等，都为当前全面依法治国提供了丰富的传统文化滋养。平心而论，古代中国社会虽是“人治”社会，但却包含大量法治治理元素。形式上，历代君王以儒家思想统治社会，但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王朝轻视法治的作用。法治完善与否，直接影响到国运兴衰。当前，建设公平正义中国的最大保障是法治。唯有全面依法治国，国家才会真繁荣，人民才会真幸福。

全面从严治党蕴含传统治理的“贤人政治”思想。一些传统吏治思想为全面从严治党、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提供了有益借鉴。吏治，即官吏治员的行为、风气和绩效。吏治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绩效。“圣人治吏不治民”、“若安天下，先正其身”、“朋党误国”等体现的传统吏治思想，对当代中国治理很有借鉴意义。反面的如“朋党兴，则人心国是如乱丝”“朋党之兴，国之大患”等，说明了朋党误国、污染政治生态的危害性，亦颇有借鉴意义。

重视执政者的自身修养，是中国传统治国思想的一大特点。《论语》有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贞观政要》曰：“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可见古人非常重视个人修养和治理国家的密切关系。墨子更是把得贤子多少作为政治好坏的重要条件。这种“贤人政治”思想，是全面从严治党战略举措的重要文化来源。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以修身为其基础和出发点。这与当前中国区别于西方的“贤人政治”一脉相承，具有深层的文化和历史渊源。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无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还是全面依法治国，都需要抓住党的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精心以图之。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蕴含的国际治理经验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汲取“中产阶层是社会稳定器”的国际治理经验，旨在建设中国特色的中产社会。“小康社会”，某种意义上，就是中国的“中产社会”。在国际上，中产阶层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已成为共识。无论是历史学家巴林顿·摩尔，还是政治学家李普赛特，都强调中产阶层的壮大对于社会民主、社会稳定的重要性。中产阶层最讲究“理性”，而“理性”则是现代社会的最重要特征。纵观世界各国，发展成熟、治理有序的国家无不是中产阶层占多数的国家，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无不是如此，这种社会呈现出更加稳定的形态。从社会结构上说，与其说美国等西方社会的稳定源于民主，不如说源自中产阶层的崛起。反观中东和南亚、拉美的一些国家，中产阶层弱小、弱势群体众多，不仅社会不稳、经济不稳，甚至出现政治危机和政治失序状态。这些经验告诉我们，一个稳定的民主社会，首先是一个中产社会。有中产的民主才是好民主、优质社会。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要使中产阶层普遍化，成为社会阶层的主流。中产阶层不发达是政治不稳定的重要原因，当中产阶层弱小时，国家就会分裂为穷人和富人，在政治上往往互相排斥，很难达成妥协，极易导致社会不稳定。平心而论，当前中国的贫富差距、阶层裂痕不容乐观。仇富情绪、民粹主义、激进思想等蔓延，一定程度上就与中产阶层不发达相关。比较政治学研究表明，中产阶层是最维护现行体制的因素和力量，往往拒绝激进化的改革和革命，是现代国家转型的重要润滑剂。

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方，中产阶层与民主政治相关联。但是，如果西方寄希望出现挑战中共执政权威和导向西式民主的中产阶层，则会贻笑大方。《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作者巴林顿·摩尔依据大量历史事实，严重质疑资本主义和西方民主是进入现代工业社会的唯一通道和最终归宿，认为西方民主只是特定历史环境中结出的果实，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道路和与之适应的政体形态是形形色色的。①中国的中产阶层是受益于执政党改革开放政策的最大群体之一，与中国执政党是利益共同体，普遍支持现有的制度体系。当然，他们也对住房、环境等存在不满，但他们更倾向于变革改良，而不是激进革命，这种趋向将在未来更加明显。也就是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即建立中国的中产社会，只会支撑中国执政党的正当性，提升中国复兴的进程，而不是其他。

全面深化改革汲取“打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发展经验，旨在实现包容性发展。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认为，当一个社会稳定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产生大量既得利益集团，他们的本性是分利，抵制一切威胁其利益攫取的改革，导致社会财富分配封闭化，进而国家发展走向停滞、衰落。②经济学家阿塞莫格鲁认为，若使一国经济增长不断持续，迈出中等收入陷阱，必须朝着建立包容性政治经济体系发展。③

国际比较经验证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全面深化改革，调适政治经济系统，打破阻碍持续发展、共享发展的一切体制机制障碍，催生大量“创造性破坏”和创新，促进发展成果更加公平、更加合理的分享。韩国，就是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政治经济体系，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相反，拉美等国没有及时进行较为彻底的改革，最终导致经济发展停滞，社会动荡不安。

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正是吸收借鉴了国际上的正、反两方面发展经验教训，保持了强大的国家自主性和国家权威，及时有力出台各项改革举措，触动利益“奶酪”，避免中国迈入“中等收入陷阱”，朝着“包容性社会”前进。  

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政治经济系统里形成了一些分利集团，寻租腐败、贫富分化、缺乏正义都与此相关。然而，建设一个包容性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阻止分利集团的蚕食，必须打破体制机制的羁绊，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

改革必然触及利益，势必会遭到特殊利益集团的阻碍。那么，改革的动力来自哪里？无疑，改革的动力来自人民的力量，来自实现中国复兴的力量。突破既得利益，让改革落地，需要有决心、有担当。无论是从十八大以来的铁腕反腐看，还是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利益再分配看，都显出中国执政党带领人民实现美好生活的坚定决心，以及最高领导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个人担当。

全面依法治国汲取“法治是良政善治基石”的国际治理经验，旨在建设法治中国。纵观人类政治文明史，法治和人治问题是每个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都要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问题。

“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者弗朗西斯·福山最近提出，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需要三个构成要素：强政府、法治和民主负责制。而且，三者之间有着严格的时间顺序。民主并不是第一位，强政府才是。尚未获得实施有效统治的能力就进行民主化的政府无一例外地都会遭受失败。④很多文献研究表明，国家的繁荣发展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法治，缺乏高效的法治是国家衰败的主要原因。纵观英美等发达国家，国家的良政善治无不依赖于法治，国家治理的最大特征便是推崇法治精神。反观之，那些忽视法治、法治松弛的国家或地区，却常常与国乱民怨联系在一起。

事实上，中国正是以这样的渐进顺序走着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然而，中国历史上缺乏法治传统，现代法治进程也是充满坎坷。20世纪中国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悲剧，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放弃了法制。开国领导人毛泽东曾说过，“斯大林严重破坏法制，这在英国、法国、美国这些西方国家就不可能发生。”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乱。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实现长期执政，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依靠法治。

发达国家的繁荣，根本上不在于民主，而在于法治。欧美等发达国家实行的法律制度体系或有差异，但都是崇尚法治精神的。然而，发展中国家最大的政治缺点之一就是法治的相对软弱。诸如马里等失败国家最大的制度缺陷就是缺乏法治体系。当前，中国面临的诸多转型难题，与其说是民主问题，不如说是法治问题。换言之，当今中国问题的最大症结便是法治权威不足。群体性事件、信访不信法、“塔西佗陷阱”等无不是由于法律权威不足所致。要想解决中国“成长中的烦恼”，依靠法治权威无疑是最现代、最文明、最有效的。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180多项重要法治改革举措，许多都是涉及利益关系调整的“硬骨头”。法治领域的改革与政治改革密切相连，改革难度大，社会关注度高，特别需要自我革新的勇气。然而，法治改革关涉执政党能否长期执政，关涉良治社会能否顺利实现，关涉中国复兴能否到来，意义非凡，必须下死决心。

全面从严治党汲取政党兴衰的国际治理经验，旨在建设组织化、制度化、权威化的现代政党。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对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来说，一党制和多党制孰优孰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就政治发展而言，重要的不是政党的数量，而是政党制度的力量和政党体制的适应性。⑤换言之，处于现代化过程的国家，政党的制度化、组织化程度至关重要。

处于现代化转型的中国，目前的政党制度是合适的，是符合国家演进一般规律的。这与福山认为良好秩序的首要条件便是强国家是一致的。因此，只有坚持从严治党、制度治党，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才可能有序稳定的，才可以实现。从现实来看，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除了中国共产党无任何其他政党能够担当。一个管理严格、制度执行力强的中国共产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证。如果党内不纯洁，缺乏正气，相反被团团伙伙、利益集团充斥，制度和规矩成为软约束，是不可能引领国家走向复兴的。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多次强调“三严三实”要求、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党建是最大政绩”的重要原因。

在中国的政治体系里，如果没有政党治理的制度化、现代化，就不可能有国家治理的制度化、现代化。因此，全面从严治党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之义。从这个角度说，能否从严治党，关系到能否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系到能否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关系到能否使依法治国落到实处。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把中国共产党建成各项制度更加成熟、组织化程度更高、更加权威有力量的现代政党。

全面从严治党，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比较、总结世界政党兴衰发展史的基础上形成的治党思路，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一招。全面从严治党的最大启示就是苏共的兴衰。苏共偌大一个政党，由于治党不力，导致信仰缺失，组织涣散，腐败风行，以致失去民心而垮台。相反，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之所以长期执政，民意支持率居高不下，正是由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始终坚持从严治党，精心治理。可以说，政党兴衰的关键在于治党是否严格、有力。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执政党不断调适、不断变革、不断进步，兼收并蓄，汲取中外治理智慧、治理经验。这势必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使13亿多人民享有更多的获得感。

（作者分别为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全国宣传干部学院干部）

【注释】

①［美］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

②［美］曼瑟·奥尔森：《国家的兴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③［美］德隆·阿西莫格鲁，詹姆斯·罗宾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2015年。

④［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⑤［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