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中国成立以来，单位制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经济发展中不断形成，单位办学也有着辉煌的历史。随着单位制社会组织的出现，“单位人”这一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群体应运而生。子弟学校学生作为“单位子弟”，对单位学校所建立的共同体社会有着深刻记忆。本研究以集体记忆为概念工具，对十化建子弟学校的学生进行访谈，探索了其教育经历与单位制生活的同构。子弟学生的真实讲述和回忆为我们探索单位制变迁提供了重要依据，同时也引起了我们对于现代社会共同体精神的思考。

关键词:单位制；脱域；集体记忆；共同体；子弟学校

中图分类号：G40-0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11(2015)4-0053-06

作者简介:赵丹青，女，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康丽颖，通讯作者，女，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教育社会学研究（北京  100037）。

 

单位制是一种社会管理和控制的重要组织形式，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路风将单位制定义为：“一切微观社会组织都是单位，控制和调节整个社会运转的中枢系统由党的组织系统密切结合的行政组织构成。”[1]单位制建构了一种特殊的社会生存模式——通过对社会资源的控制和配置，为体制内的单位人提供了一种以单位为主体的社会生活空间，包括住房、工作、教育以及生活等多方面保障，单位人可以享受单位提供的医保、福利以及社会资源。由于个人对单位的依附以及单位对个人的控制，每一个单位都可以看成一个封闭的社会。随着改革开放以及市场经济的转型，社会组织结构逐渐由单一走向多元，单位制的消解实现了单位成员由“单位人”到“社会人”的转变。

在单位制的辉煌历程中，单位办学是单位制的重要体现。子弟学校学生经历了单位学校的历史变迁，他们的集体记忆是最为鲜活的。作为子弟学校的学生，同时又作为单位制中的一员，子弟们对于学校、学校生活以及单位有着独特的共同体记忆。哈布瓦赫认为，记忆赋予了过去生活一种历史的魅力，人们可以通过对过往的回忆，在现在的基础上重构过去。这种记忆，是浸润在集体脑海中的，因为他们有共同的记忆，且这种记忆是以他们的社会生活为纽带的。因此，在单位制下生活过的人们，生活史中深深烙有“单位人”的印痕，他们对单位生活有着特殊的记忆。

本研究旨在通过集体记忆的视角，以十化建子弟学校1996年入学的学生为研究对象，探寻单位制下学校生活的集体记忆，反思单位制的变迁，寻找一个小群体的教育经历与单位制同构的实践轨迹。本研究中的十化建子弟学校是中国石化集团第十建设公司子弟学校的简称，参与本研究访谈的子弟学生有6名，他们1996年进入十化建子弟学校读小学，2001年步入子弟学校初中部学习，2005年进入子弟学校高中部。这6名学生与笔者同龄，亲历了十化建单位制学校的变迁，同时也体会了单位制对于其生活的影响。另外，参与本研究访谈的还有一位子弟学校的外来学生。以下表格为受访者的编码信息。前六位为子弟学生，第七位为外来学生。编码第一个字母“S”表示求学，“W”表示工作；第二个字母是受访者姓氏的大写字母；第三个字母“F”表示女性，“M”表示男性。

 

 

 

一、十化建子弟学校概况

 

中国石化集团第十建设公司子弟学校，坐落于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前身是山东省化学石油建设公司子弟学校。学校建立于1972年，建校之初，经历了艰难的教师队伍组建和基础设施建设，逐渐建设起了初具规模的子弟学校。学校分有小学部、初中部和高中部，总人数400多人。1974年，化建学校为社会输送了首届高中毕业生27人。同年，学校建设了第一座教学楼，这也是化建最高的建筑。1980年以后，学校开始步入正轨，发展逐渐加快。为了提高升学率，学校对教师队伍进行了大规模整改。1980年，子弟学校分为子弟中学、子弟小学。1983年，公司成立教育中心，统一管理小学、中学、技校等。1986年初，中、小学又合并建制，合称中石化第十建设公司职工子弟学校。90年代以后，子弟学校的规模逐渐扩大，教学设施建设完备，学校秉承“人才加特色，合格加特长”的原则，大规模开展艺体特色教育，高考录取率逐年攀升。为了加强区域间教育资源的整合，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十化建子弟学校于2005年正式更名为“临淄区金山中学”,不再属于十化建公司管辖。2010年，金山中学高中部与当地多所学校合并为“临淄大高中”，金山中学高中部宣告解散。

 

二、学校生活变为单位生活的记忆

 

十化建公司建构了子弟学校学生作为“单位子弟”和“学生”的双重身份，同时也建构了他们对学校生活的独特记忆。90年代中后期到2000年初，是十化建发展最辉煌的阶段，公司经营规模不断扩大，职工们的生活和谐而稳定，子弟们每天都会一同上下学，都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单位制建构了子弟们独特的共同体式生活。

（一）时间控制下的生活：陪伴我们的广播

十化建分为四个小社区，每一个社区都有一个广播，早上、中午和傍晚都会按时响起，广播今天的主要新闻，包括关于十化建的相关新闻。

“印象最深的是，小学初中的时候都不用定闹钟，喇叭一响，就知道是六点半了，就赶紧起床收拾，吃早饭。到七点的时候广播就开始倒数了，那时候一般都在教室里了，如果还没到教室，就意味着要迟到啦。中午放学也是听着广播走，十一点半开始，那时候一放学，路上都是人，但是到了十二点，广播就停了，路上的人基本就少了。咱们那广播声音可大了，现在想想，熙熙攘攘的人流配合着广播的声音，真是觉得特别热闹。”（WJF4）

单位制初期，为单位人提供一系列能够满足其需要的社会资源，并对职工的一切社会生活进行控制。十化建的广播，是一种时间控制的体现。在单位制下生活的人，一切都会受到单位的约束和控制。我们可以看到学生学习生活与日常生活的一种融合。广播作为“闹钟”，提示着学生和职工起床、上班和下班。

（二）安全感为纽带：公园是我们的自习室

安全感是十化建学生子弟对单位生活记忆的一个重要特征。按照滕尼斯的观点，他认为共同体包括三种类型，从最初的血缘共同体发展为地缘共同体，最后是精神共同体。从具体表现来看，其典型的形态是亲属、邻里和友谊。单位制下的生活是一种共同体生活，具有高度的安全性。

“因为咱们放学挺早的，父母一般都还没下班，回到家也是自己一个人。所以小伙伴们都聚集在一起写作业，互相商量，有时候边玩边写，特有集体感。那时候咱们有好几个预定的地点来写作业，比如街心公园，还有胶厂的小花园，大家都坐在假山上，或者是石凳上写作业。放了学就赶紧跑着去占地方，父母都知道我们在一起写作业，或者是去同学家写作业，如果到了饭点还没回家，父母就打电话给同学家，或者是走着去同学家找我。”（SZF1）

通过口述者对过往生活场景的回忆，我们可以体会到他们对封闭的单位制生活的一种怀念与追忆。在单位制的生活中，人们生活在一个社区，有着高度的安全感，那种无忧无虑、自然恬静的生活确实值得我们怀念。放学后，学生与同伴一起去公园写作业，家长们也不必太过担心，若是找不到孩子，互相询问或是打个电话就能够找到。这种生活，是以安全感和集体感为主导的单位制建构的，诚如滕尼斯笔下的共同体。他认为共同体是一种集体的存在，每一个共同体成员都能够在心理和情感上得到满足，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安宁的生活。

（三）单位与学校的融合：丰富的文化活动

曼海姆认为，一代人共同经历的具体事件，使得他们进入一个代内单元，他们会以不同的方式积累不同的材料，但是最终的共通之处就是：他们经历过的那些事件会沉淀于他们意识的最底层。[2]通过口述者的回忆，我们能够感受到他们对学校生活记忆与单位生活的密切联系。

“每隔一年，学校和公司都会共同举办运动会。这种两年一届的公司运动会，是最热闹的了，因为参加的人特别多，项目也很多，特别精彩。有退休干部参加的老年运动，有教职工和学生参加的各个比赛项目。最后还会评出优秀集体，那种荣誉感和集体感是特别强烈的。那一刻，我就很为自己作为化建人自豪。”（WJF4）

“在俱乐部也会有各种文艺晚会之类的，元旦啊、校庆什么的，公司职工也参加，咱们学生和家长也有去表演节目的。有的职工一上台，咱们还都认识，就在私底下说这是谁的爸爸，这是谁的妈妈。”（WGM6）

为满足单位人的需求，十化建公司投资建设了游泳池、健身房、灯光球场、圆形舞厅等多个文化活动场所，为体制内的单位人提供一系列的生活保障和活动资源。公司有定期举办的运动会、篮球赛；春节期间还会举办文艺晚会和烟花晚会。值得一提的是，十建学校是以艺体特长为教学特色，学校组建的排球队也多次代表淄博市参加山东省排球比赛，取得了优异成绩。在比赛时，十建公司的二级单位也会为学校提供相关赞助，互惠互利。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与单位生活的密切结合，是属于他们最宝贵的也是最独特的记忆。

 

三、角色与身份双重建构的学校生活

 

单位制学校建构了子弟们的双重身份，子弟既是学校的学生，又是单位员工的子女。同时，子弟们还有着多重角色：在学校，他们是学生；在家庭里，他们是父母最关爱的孩子；在单位空间中，他们是需要保护和照顾的儿童和少年。这样的双重身份和多重角色建构了子弟们独特的生活记忆。

（一）封闭的体制与开放的生活

单位制建构了一种封闭的熟人社会，但是这种封闭是开放的封闭。作为单位人，在十化建社区和学校，大家都比较熟悉，人们有着充分的安全感，虽是封闭的小社会，但是人们之间的交往却是开放的。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呈现出的是一种融合状态——大家彼此都乐于结伴游玩、学习，共同度过美好的时光。这种封闭，恰恰是具有生命力的开放社会，一种鲜活的有机社会。

“记得那时候，吃完饭，六七点钟楼下特别热闹啊，有打羽毛球的，还有玩蹦蹦床的，还有跳皮筋的。我在楼上就能听到声音。我就想赶紧写完作业跟他们一起出去玩。而且爸妈都出来散步，也跟着咱们一起在楼下打羽毛球、玩捉迷藏，踢毽子，那个年代的化建很是热闹呢，家长对我们很放心。”（SZF1）

在社会学家滕尼斯的笔下，共同体的生活是一种亲情的存在。十化建社区的人们，除了地缘关系和业缘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亲缘关系，他们彼此了解，有着共同的归属感和集体感，似乎胜过血缘的亲近。因此，制度安排与制度安排下的生活恰恰出现了一种矛盾和冲突——体制本身是封闭的，而体制所建构的生活却是开放的。这种体制与体制所建构的生活的冲突，恰恰来自于子弟们的身份与角色的多样性。子弟们扮演着未成年人、子女以及学生等多重角色，同时单位建构了他们作为单位子弟的身份，他们很容易融入单位建构的熟人社会，因此这种封闭的小社会呈现的中恰恰是人与人之间开放的相处关系。

（二）身份的归属与权利的获得

在社会变迁的潮流中，社会组织结构也在发生着变化。在计划经济时期，农村社会以农村人民公社为依托，城市社会以单位组织为依托，单位控制着社会成员的全部生活，而人们的身份、地位也是与单位挂钩的，这就形成了单位身份制。在单位组织中，个人依附于单位并通过单位组织与国家发生关系，单位承担了政府和国家的职能，包揽其成员甚至成员家属的一切社会需求。单位所掌握资源的多少决定了其成员所获权利以及物质福利的多少。而作为单位职工的子女以及单位学校的子弟，他们因为父母的职业、交往关系等因素，能够享受到局外人无法享有的利益。

“因为咱们学校的老师咱都特别熟悉，有的还跟咱们住一个小区、一栋楼。而且有的老师的丈夫或者妻子也跟学生的爸妈一个单位，彼此之间比较熟悉。”（WGM6）

“咱们上学比他们方便吧，学校就在家门口，而且中午也能回家吃饭，睡午觉，晚上吃完饭再去上晚自习。确实比他们方便得多，因为初中的时候，外招的都不住校，都是骑自行车回家，中午他们吃完饭，学校也不开门，他们去周边转转，打发一下时间。”（SZF1）

“爸妈都在外地工作，寒暑假会跟着爸妈去他们工作的地方，父母出差回来也会有很多特产带回来，这可能是其他同学享受不到的。”（SXF5）

单位体制建构了公司职工“单位人”的身份，同时也建构了职工子女“子弟”与“学生”的双重身份，学生既属于家庭，也属于学校，同时还属于单位。作为单位子弟，由于子弟学校的特殊的教师文化和学生文化，子弟们也享受到了非单位制学生群体无法享受的权利。

（三）利益的诉求与公平的呼唤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作单位，对于其成员是一种全面承包的关系，即单位几乎提供了其成员经济所需的各个方面，例如，提供住房，提供食堂，提供子女教育等等。作为一种社会交换，单位成员也就将个人的权利全面让渡给了单位，不管这种让渡是主动的还是被迫的。[3]这就使得单位代替了政府的部分乃至全部职能，形成了与单位人的支配关系，通过资源分配控制单位人的全部社会生活。在单位组织中，对集体主义的关注要远大于对个人的关注。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较小，集体成员在价值观、特质等方面具有同质性，这样的单位社会是以集体湮没个性为代价的，也就是涂尔干所说的“机械团结”。这样的社会组织造就了一个个封闭的小社会，同时也对小社会之外的群体和个人产生排斥感。

由于“单位人”身份的建构，单位员工自然会融合在一起，享有单位提供的利益和福利，但是单位制度的建构对于局外人来讲，似乎意味着一种社会不公。

“当时我们特别羡慕你们，因为你们是一个集体，属于一个系统。而我们就是局外人，是被排斥的。甚至有时候觉得，这是你们的地盘，你们想怎么样都行，可是我们就不行，总感觉虽然在这里上学，但是这里一点都不属于我们，虽然咱们关系很好，老师们也挺照顾我们，但是总觉得身份、地位有差异，可能是自己比较自卑吧。”(WMY7)

这是局外人眼中的单位制，他们认为单位制将他们排斥于单位之外，与单位人是两种不同的系统。在单位制下，单位只保护其内部的社会成员——“单位人”，而对于单位外部的群体并不是单位的管辖范围。因此“单位人”这一身份的建构，导致了单位内部与外部的不平等性。单位制度的坍塌，在单位人看来是不舍，是怀念，是只有他们才能够拥有的集体记忆。相反，在局外人眼中是一种公平的体现。他们无需因为身份的不同而感到羞愧，无需因为地域的差异而感到沮丧，因为单位制的解散建构了一个新的社会，没有谁可以享受特权，在社会里，人人是平等的。因此，我们要用辩证的思维去看待单位制。制度是社会所建构的，社会的发展需要集体，需要公平。

 

四、单位制淡出与精神家园的失落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转型，单位制的社会控制力减弱，单位不再是满足个人需求的单一组织，个人逐渐脱离出单位制的控制，单位制开始淡出集体生活的建构。也就是吉登斯所说的脱域，即“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4]学生的活动场所开始扩散，由原先的小社会、小圈子，开始走向更广阔的社会，以满足个人多样化的需求。同时，单位人的身份逐渐向社会人转变。

（一）身份的转变：主人翁地位消失

十化建由于自身发展的原因，2004年左右，公司经济开始走下坡路，与此同时，公司也在极力探索新的发展方向——扩大国内市场，新开发重庆、安徽等地区合作项目，甚至也将市场逐渐扩大到海外。由于公司本地效益的下滑，公司职工开始分配到外地工作，这也成为部分子弟们转学的重要原因。由于父母在外地工作，而且能在外地得到更好的发展，子弟们也逐渐离开了十化建。随着公司经济结构的调整，公司在本地已无力支撑子弟学校的发展，而且为了整合区域教育资源，提高教学质量，十化建子弟学校2005年更名为“临淄区金山中学”，招生范围扩大，标志着十化建子弟学校的终结。在这种趋势的影响下，十化建的单位制与子弟的依附性逐渐减弱，在单位制最初开始淡出他们的生活时，子弟们会出现某些不适。

“咱们子弟很多上完初中之后就到外面上高中，我觉得，一方面咱们化建很多资深的老师都出去了，并且这边的条件也越来越留不住人，许多学生都觉得要考大学了，就到外面接受更好的教育。说的官方一些，进来的人跟咱们都不是一个系统的。咱们化建子弟不管干什么都是一块学习一块玩，他们（外来的）都是三五成群，一帮一帮的。”（WXM2）

在十化建发展的过程中，随着化建发展状况的变化，学校招生情况也在发生改变。由于学校外招规模逐渐扩大，子弟们原有的安全感和归属感逐渐淡化，甚至对于他们作为小群体的子弟生的身份有些不适。

（二）走出单位：活动空间的拓展

在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之前，单位是集职业活动场所、文化活动场所、社会生活场所以及政治生活场所为一体的。而市场转型之后，单位内部机制受到了市场的重大冲击，难以对单位成员的各项生活进行全面承包，单位人开始由原先的以单位场所为主的空间开始转向更广阔的社会空间。

吉登斯认为：“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态。在外延和内涵两方面，现代性卷入的变革比以往时代的绝大多数变迁特性都更加意义深远。在外延方面，它们确立了跨越全球的社会联系方式；在内涵方面，它们正在改变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熟悉和最带个人色彩的领域。”[5]依附于单位生活，子弟们最初的活动空间大都局限于化建范围内。随着人们需求的多元化发展，子弟们的生活逐渐由“小社会”走向“大社会”，活动场所不断扩散。单位不再是满足个人需求的单一性组织，子弟们可以在单位之外寻求满足自身发展需要的空间。

“小学，包括初中的时候，咱们都是参加学校和公司一起举办的活动，比如运动会，还有在灯光球场参加公司晚会的表演跟同学一起去爬山，在灯光球场打篮球。咱们公司有自己的电影院、俱乐部和图书室。后来，咱们都开始去辛店玩了。放假了，一起去辛店逛街、吃饭啊，看电影，买书，好像觉得化建慢慢地挺落魄了，也没有以前那么热闹。”（WWF3）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社会生活开始向更广阔的社会空间拓展，逐步建立脱域性的社会关系网络。在学生子弟的记忆中，在高中阶段，十化建的资源不再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一方面，与十化建的发展密切联系。在2000年后期，也就是受访子弟的高中时期，十化建逐渐在外承包项目，本地的职工越来越少，原先的集体氛围逐渐减弱，工人俱乐部、健身房已不再像过去那样频繁开放。另一方面，这些资源逐渐出现停滞，图书馆的书目更新率低，超市商品单一等等，都导致了居民开始向外流动，以获取满足自身需要的资源。访谈中受访者提到的“辛店”，是十化建附近的城区，各种社会资源丰富，发展规模远超出十化建，能够满足人们所需。通过子弟们的回忆，我们似乎能够感受到，子弟们的生活已经开始脱离单位，脱离制度的束缚，而单位制正在逐渐淡出他们的生活。

（三）交往空间的转变：没有小伙伴相陪的日子

在脱域机制下，随着时空的延展，社会逐渐开始出现跨越式的网络，人们的交往空间不再是日常生活中的社区了。但是这种看似开放的社会空间，对于依附于安全感，习惯于自己生活环境的子弟们来说，是一种陌生与失落。

“以前的上学路上，很是热闹，大家打打闹闹就一起回家。我家住在四区，上高中的时候得走二三十分钟，以前都会跟好朋友约好一起出门，后来他出去上高中，我就觉得上学放学路上很孤单，尤其是下了晚自习，一个人走夜路的感觉真的很难过。”（WGM6）

在访谈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子弟们对于过去共同体生活的追忆与怀念，随着单位制的逐渐淡出，子弟学校也在2005年更名为“临淄区金山中学”，属于临淄区教育局管辖，招生范围也逐渐扩大。与此同时，由于学校面向地方招生的规模扩大，遗留子弟们的身份、交往空间、学习空间和生活空间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单位制的淡出给他们带来更多的是失落与怀念。

五、余论：单位制社会解体与重拾共同体精神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位包揽单位成员生老病死的各个方面，为单位人提供一切所需资源。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经济体制的转型，单位制经历了重大变迁——单位成员逐渐向单位以外获取需求，单位所管辖的范围越来越少。在社会转型的今天，单位制逐渐开始走出我们的生活，但是对于曾经在我们脑海中遗留的单位生活的记忆，却是不可磨灭。单位制建构了城市社会中的“共同体”，虽封闭，却是开放的。它以情感、安全感为纽带，将城市社会中的居民融汇于一个大家庭，大家是好友，是同学，更是亲人。这样的共同体恰恰是鲜活的，是有机存在的。而在时空延展而来的现代社会中，各种社会矛盾突出，社会关系复杂，人们羞于交往，怯于表现，少了几分团结与融合。诚如滕尼斯所说的：“在共同体里，尽管有种种分离，仍然保持着结合；在社会里，尽管有种种的结合，仍然保持着分离……在这里，人人为己，人人都处于同一切其他人的紧张状态之中。他们的活动和权力的领域相互之间有严格的界限，任何人都抗拒着他人的触动和进入，触动和进入立即被视为敌意。”[6]我们无法阻止社会的变迁，但是我们需要继承社会上一时期遗留下来的精髓，现代社会需要人们的真诚交往，需要和谐的共同体。

单位制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半个多世纪，时至今日，仍然还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十化建学生子弟以自己的受教育经历，体验了单位制学校变迁的历史过程，在此基础上的记忆使得他们的教育生活经历与中国社会宏大的历史叙事发生了联系。通过十化建学生子弟的集体记忆，我们不禁会感叹时光的流逝，感叹中国社会的变迁，追忆曾经存在的最美记忆。时间在悄然流逝，社会场景在不断变迁，我们无法让历史停下它的步伐，但是我们却能够以特殊的记忆方式记录我们的过往。走出了单位制的束缚，生活在新的“社会”，或许我们怯于将自己的内心倾诉，或许我们心中的不安全感异常强烈，但是我们无法改变社会时代的更替，愿我们带着真诚的心，创造属于我们的“新社会”。

参考文献

[1]路风.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J].中国社会科学，1989，（1）.

[2]王汉生，刘亚秋.社会记忆及其建构——一项关于知青集体记忆的研究[J].社会，2006，（3）.

[3]李培林.社会学与中国社会[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204-205.

[4][5]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18，3.

[6]费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