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我们正处于一个大众化时代，大众道德的到来赋予道德和道德教育以真实、尊重、公正的时代精神。然而，大众时代所带来的对道德教育的挑战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这主要表现为道德崇高的失落、道德责任的落寞、道德行动的乏力。

关键词：大众道德；时代价值；时代缺憾

基金项目：济宁学院2013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项目（2013SZZX01）；济宁市2014年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14JSGX023）；2014年山东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J14WA57）。

中图分类号：G40-012.9      文献标志码：A      

 

任何道德教育都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下展开。当今时代, 大众化、多元化、网络化等已基本成为人们的共识，同时，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道德问题也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本文试图以大众化时代背景为前提，分析这一背景下道德教育的价值与缺失问题。

 

一、大众道德的时代价值

 

随着大众时代的到来，“大众道德”的说法应运而生，成为道德教育研究领域的新问题。同时，诸如乱扔垃圾、坐车不排队等一些不文明行为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于是身边的“大众道德”也成为街头巷尾议论的热点话题。“大众道德”在逐步为社会所认同的同时，体现出了真实、尊重、公平的时代价值。

1.呼唤真实的道德教育

大众道德的提出直接针对当代道德教育，认为长期以来我们所推崇的是一种“圣人”道德、“英雄”道德，不切实际地要求人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大公无私”、“只讲奉献不讲索取”。“在普通人心目中，我们所宣扬的这些道德标准就如同海市蜃楼，虚幻缥渺、遥不可及，使人感到做一个有道德的人难之又难。”[1]而“大众道德”是指“既满足个人自身的基本心理需求、价值需要和个人正当利益诉求，同时主观上没有损害他人、社会的故意，客观上没有造成他人、社会的损害后果的行为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该行为方式也常常是对他人和集体有利的。”[2]大众道德的提出是作为对传统“圣人”、“英雄”道德的改革和进步面貌出现的，然而，我们首先要分析的是，当代道德教育所推崇的那些先进人物和道德榜样真的是“圣人”和“英雄”吗？是他们的行为令现代人不可企及还是这样的宣传本身有问题？比如雷锋精神。雷锋做的都是平凡小事，无论是爱岗敬业的“螺丝钉”精神还是助人为乐精神，没有一样是我们当代人做不到的，这是多么“地道”的大众道德呀！但为什么令人觉得遥不可及呢？这是因为生活中“真实”的雷锋和出于宣传、教育的需要而被“包装”的雷锋有重大的区别。真实的雷锋作为道德榜样是在生活中自然形成的，雷锋对人们的道德影响是他的人性和人格魅力的自然显现。但“雷锋精神”中的雷锋已经不是生活中的榜样了，而成了一个一部分人为了达到某个道德教育的目的包装、树立的榜样。被“包装”后的雷锋形象已经由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生活中的先进人物变成了一个完美无缺、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大全”。

其实，真实的雷锋更接近普通人的生活，他有手表，有皮夹克，有爱美之心。2003年沈阳军区雷锋纪念馆新增加了一幅戴手表的雷锋照片，手表在当时可是最奢侈的个人用品之一，对一个普通士兵来说更是如此。“雷锋戴手表照”过去不敢公开展示，无非是怕有损雷锋艰苦奋斗的高大形象，令典型不够纯粹，不够完美。但结果却是完美的道德榜样让大众自惭形秽，敬而远之。由此可见，对榜样的学习和宣传一旦走向教条，脱离生活，榜样就会失去生命力。如果我们还原榜样的本真面貌，就会发现他们与我们生活的契合之处，他们不是“圣人”，不是“英雄”，他们也是大众的一员，他们的精神品质是任何时代的大众都应珍视的美好价值。因此，只要我们的宣传和教育不拔高、不脱离生活实际，也就不会出现“圣人道德”和“大众道德”的冲突与对立。大众道德呼唤真实的道德教育，而真实的道德教育其实就是一种生活化的道德教育，道德源于生活，在生活中进行，最终也是为了生活。这样的道德教育才容易让人接受，才能起到它应有的效果。

2.提倡尊重道德主体

当代道德教育是一种“目中无人”的教育，因为当代道德教育在现代化的转型中发生了变异，患上了“边缘化、外在化、知识化”[3]的综合症。首先表现在它的教育目的上。道德教育的目的是讨论道德教育所要培养的人应当具有什么样的品质。从总体上看，现行德育目的对个人生活幸福与德育的关系强调得不够，仍然是以社会本位为主的德育目标。但是社会本位目的论的缺陷是十分明显的，容易导致在道德教育过程中对个体的强制，这与德育追求人性卓越和美好生活的内涵是背道而驰的。“不应该把道德看成是目的本身，而应该看成是通向美好生活的一种手段。”[4]其次，在德育内容上，一方面，我国“德育”概念存在着“泛政治化”的倾向；另一方面，当代道德教育的知识化追求“将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放逐出外……根本背离了道德和德育的本性，是德育的自我放逐、自我消解。”[5]知识教育、思维训练成为了德育的核心，信念、价值、情感等因素统统被边缘化。“在这样的道德知识中，学生们看不到他们每天所接触到的人，感受不到人们内在心灵的搏动，它们只是一堆 ‘无情无义’的道德训诫，枯燥无味的教条，学来令人生厌，难怪学生们要逃离德育，逃离德育课程。”[6]最后，当代道德教育是知性德育，知性德育所惯用的灌输式教学、片面注重思维能力训练以及为了达到教育“目的”而对学生实施的体罚、讽刺、侮辱等等弃德的教育方法，已经使它背离了真正的道德和道德教育。

大众道德是时代的需要，是普通大众都能做到的道德要求，它尊重和满足个人自身的正当利益诉求、心理需求和价值体现，尊重大众的主体意识与权利观念，认同大众在不损害他人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去选择自己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在评价标准上强调一元与多元、先进性与广泛性的和谐统一。因此，它在弘扬拾金不昧的同时肯定还物取酬，在鼓励见义勇为的同时肯定见义智为，因为大众道德认为诸如此类大众不同的选择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存在，是人的道德境界具有不同层次的真实表现。因此，大众道德是一种“目中有人”的道德，它是对传统“目中无人”的道德和道德教育的批判，代表着道德进步的方面。

3.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当代道德教育的核心正在经历一个从仁爱到公正的历史演变。传统道德教育强调“无私奉献”、“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然而，这种道德权利与义务不对等、不公平的教育面对“无德而富、有德却贫”、“英雄流血又流泪”等残酷现实，却处于尴尬的境地。传统道德核心面临挑战和危机。其实，这一点茅于轼早在《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中已经做了精彩的分析。他通过对君子国里利益冲突的分析，认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在现实生活中实际上是行不通的，我们需要的是利己基础上的利他。因此，道德的核心应该是人与人之间利益的平等关系。大众道德正是这种道德公平思想的体现。它认为，一个健全的社会应该把道德行为与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承认利己是承担义务的前提，并且引导人们通过利他而合理利己，实现权利与义务的有机统一。只有进行以公平为核心的道德建设，才能解决上述道德矛盾，营造良好的道德环境，使“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最终促进社会公正的实现。

 

二、大众道德的时代缺憾

 

应当承认，“大众道德”的提出和倡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实社会状况和人们的心理需求以及思想境界层次，但我们在热情倡导和欢呼的同时，也应保持冷静和理性，防止道德教育流于平庸，丧失崇高，走入误区。

1.道德崇高的失落

说到“大众道德”，应先理解什么是“道德”。古今中外对道德的论述很多，主要包括两种含义[7]：其一是表示一种个人品性或者人性中的卓越，其二是指社会行为规范或者风俗习惯，但这种规范最终要落实到人心或者说良知。按照大众道德的说法，它重视道德义务与道德权利有效整合，尊重人的价值和个人合理的利益，要求人人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能够恪守最基本的道德规范。这样的要求接近于“道德”的第二层含义。但这两种表达哪一个是“道德”的根本性的、深层次的内涵呢?我国学者赵汀阳认为，道德是一个前规范概念，“道”意味着任何一种事物本然的存在方式，人的道即人的生活；“德”是道的可能发展方式，或者说是道的最好表现方式。[8]由于人性在于人的创造性，因此，道德就超越了“遵循”规范这一问题，而成为一种追求可能生活所获得的人性卓越。严格地说，规范并不具有真正的道德价值。一个真正具有道德价值的行动，并不在于是否遵从某种道德规范，而是不以利益作为考虑的、能体现人性卓越的表现。道德的真正内涵就在于此。一个人可以牢记道德规范，但恰有可能是最不道德的人。即使出于对规范的尊重或敬畏而做出符合规范的行为，也已经失去了道德的境界，破坏了道德的美感。显然，大众道德的要求并没有体现道德的真正内涵，它对于追求卓越、体现崇高的道德价值是一种消解和失落。

其次，说到“大众道德”，无论如何要谈谈底线道德问题。在对当代道德教育的批判与反思中，人们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从高标准的“圣人道德”走向了低标准的“底线道德”。所谓底线道德，就是“在与他人的相处中，只要不违反法律规范、不突破伦理底线、不相互侵害就是符合道德了。”[9]甚至连“盗亦有道”这样有争议的话题也被人认为是一种“底线道德”。底线道德的流行和倡导值得警惕，因为对道德底线的诉求会使人放弃对卓越和崇高等美德的追求，甚至连道德本身的价值都会遭到怀疑。赵汀阳就认为，满足道德底线的人与其说是好人，不如说是基本上还算规矩的人，根本谈不上有什么道德光彩。低标准的规范要求说明不了生活中真正重要的道德问题，如果连“欠债还钱”这样一些必须遵守的规则也被称颂为“有道德”，显然可以想象，这个社会道德标准的低层化。肯定是个非常可怕的社会。我们也不能期望一个只讲道德底线的个人和社会，还能追求和向往崇高。如果人们把遵守道德底线作为行为的最高准则，那么，卓越、美德、崇高只能成为一种遥不可及的幻想。

底线道德是一种最低限度的道德要求，应该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这一点非常接近于大众道德的要求。大众道德要求从实际出发，贴近大众的生活，尊重主体的权利，这些德育观念都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们必须警惕一个现象，那就是贴近生活的道德教育容易被庸俗化为底线道德，从而在具体的道德教育实践中堂而皇之地取得合理化的位置。一味地强调坚守底线，只会使人们离真正的道德越来越远。因此，我们可以说，一个遵循底线道德的个体，有可能表面上是一个谦谦君子；一个倡导底线道德的社会，也有可能构筑表面的和谐，但这样的个人和社会，却永远不可能摆脱平庸和虚浮，走向真正的卓越和文明。

2.道德责任的落寞

当代道德教育过于强调个体对整体的义务和责任，忽视了个体的权利和利益。大众道德关注个体利益，尊重权利观念，但是，在后现代的背景下，我们或许又将走向另外一个可怕的极端，即义务、责任观念被弱化、被冷落甚至被遗忘。于是，各种对于道德冷漠、道德滑坡的指责开始出现且日益激烈,似乎提倡责任感已成为当下首位的迫切需要而被社会所呼唤，但实际情况却是，“道德的回归”并未出现。推崇严格、明确、绝对的义务的时代已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文化：宣扬“舒适”的准则，而非理想化的崇高义务，伦理、道德不再被用来强迫或鼓励人们去奉献、去牺牲，而是要将其交给个人自己去斟酌，由此在后现代社会里，责任演变成为一种选择。一个责任落寞的后道德时代来临了。

吉尔·利波维茨基对后道德作了深刻的分析，他认为，后道德社会指的是“责任感淡化，且其约束力也日渐苍白无力，自我奉献的精神变得与社会格格不入，道德也不再要求个人为了崇高的理想而做出自我牺牲，主体权利支配了绝对命令，道德教育则被宜居胜地、阳光假期和大众娱乐所替代。在后责任社会，‘恶’为人们津津乐道，而典范则鲜有人提及；对邪恶的责备依然可闻，而‘善’的伟大则悄无声息了。”[10]在康德那里，责任是一种严格的绝对命令，即使在一般的意义上，责任也代表着担当和付出，意味着庄重甚至痛楚和牺牲，而如今，那个宏伟而悲壮的道德已成为历史。现在我们仍然强调责任，但“那大写书就的‘责任’被我们小写化了；没有人再敢于将‘个人的道德信条’与‘头顶上布满繁星的天空’二者的伟大性相提并论。这一切都意味着一种无痛道德的胜利。”[11]“无痛”的道德是一种责任感淡化的道德，它把个人幸福看得高于一切，它不一定追求崇高，也不愿意让自己吃亏，行事完全从自身利益出发，道德变成一种自由选择，没有心理压力，没有良心内疚，没有利益代价，没有强制谴责，“既无约束，也无惩罚”。当代个人主义与行善并不矛盾，而是与无私奉献的理念相矛盾。人们仍然愿意帮助他人，但不是过度地参与和牺牲自己，避免陷入“英雄流血又流泪”的惨痛境地。这种最低限度的伦理原则体现了责任与自利的相互调和，可以看出，个人主义并非自私的同义语，虽然个人主义比较看重自我权利和利益，主要为自己着想，但并未能摧毁基本的伦理关怀，事实上，它成就了一种无痛的利他主义，它不一定会导致道德的堕落，但一定会造成某种程度的道德的冷漠。

大众时代也是一个泛娱乐化时代和消费时代，正是这种消费、享乐型的文化摧毁了以往辉煌的责任理念。在消费、享乐成为了生活方式的今天，提倡奉献和责任的道德文化还能剩下些什么呢？道德推崇牺牲与奉献，而我们却向往度假、旅游和娱乐；道德颂扬高尚与文明，而我们却沉湎于声色与无聊的琐事；道德要求自我克制，而我们却享受着品牌包装背后那些艳羡的目光带来的肤浅的快乐。享乐和消费的盛行使道德建设步履艰难，因为这种人对物的崇拜与依赖胜过了人对人的依存，人们不再重视人际关系，冷漠由此蔓延，人与人之间由相互承担责任阶段步入了不再相互关心的阶段。

3.道德行动乏力

面对他人的痛苦，很多人不是没有同情，而是没有行动，整个社会也呈现出普遍行动乏力的状态。道德是“知、情、意、行”的统一体，归根到底，道德都要落实到行动上。一个行动缺乏的个人和社会，很难想象会充满道德的生气与活力。这首先是由于价值认同危机的影响。面对现实的道德状况，人们往往慨叹和怀旧。五、六十年代，价值观比较单一，人们对“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牺牲”、“奉献”等道德要求和道德价值是普遍认同的。[12]然而，大众时代，原有的价值体系被打破，“圣人道德”、“英雄道德”已成为历史，个人利益、个人价值受到前所未有的推崇和尊重。但是，在打破旧的道德体系的同时，新的公众普遍认同的道德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社会处于多元价值观并存的混杂局面。在多元价值观的影响下，是否追求崇高不再是一种强制，选择什么样的生活和行为方式成了人们的自由。缺少了道德高标的内在要求与外在制约，道德情感的淡漠与行动的乏力即成为一种常态，人们心安理得，不会再受到来自良心的纠结与压力。

道德幸福感缺失削弱了人们的道德动力。正如吉尔·利波维茨基所言，如今人们把追求自身幸福看得高于一切，即使不是对他人毫不关心，那种“无痛的利他主义”也让人们从有利于自身的原则去“选择性”地施行道德行为，力求避免牺牲自我来成全他人，认为绝对意义上的讲道德、做奉献会给自己带来不幸和痛苦，因而不愿意做行动者。必须承认，由于个体和社会复杂的原因，“英雄流血又流泪”等不公平现象的确存在，但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社会现象，从整体上来看，道德不仅美好，而且有用，能给人带来幸福。赵汀阳认为，一个幸福的人几乎不可能是个缺德的人。因为幸福意味着他活得很愉快，而生活总是与人共有的生活，因此他必定对人不坏；而从反过来的道理去看，一个缺德的人也几乎不可能是个幸福的人。[13]敌视道德，就是敌视幸福和快乐。生活的逻辑不是“或者做好人，或者去谋求幸福”这样二选一的情况，而是“做好人就是谋求幸福”并且“谋求幸福就是做好人”。每个人都想要过美好生活，那就是一种道德和幸福合二为一的生活，只有懂得了这一点，才能为美好生活的创造付出自己积极的道德行动和努力。

大众的非理性降低了人们的道德行动能力。古斯塔夫·勒庞在其名著《乌合之众》中分析了大众所表现出来的非理性的毁灭力量。他们暴躁、冲动，易受唆使、诱惑；他们容易迷失自我，容易步入极端。作为个体他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能够承担责任，一旦他融入到一个集体或群体，就开始丧失理性的思考能力，他就不会再去分辨，不会再去承担良心的责任，而只需要服从领袖的命令。道德行动是一种由理性指导的审慎的行动原则，它不仅仅追求一般意义上的遵循规范，更加重视行动的合目的性，而目的性意味着追求卓越德性和有意义的美好生活。大众的非理性不仅会在一般的意义上摧毁社会道德规范，打乱社会秩序，更会由于狂热而丧失思考能力，犯下严重的道德罪行，失去人生的目的与方向，破坏生活的意义与美感。在网络化时代，由于信息的广泛传播，大众的非理性可能会带来的破坏性将表现得更加严重。例如，网络暴力、情绪化的网络舆情等便是明证。

另外，大众的旁观者心理也会引发大量的集体冷漠现象。这种心理特征表明，一般情况下，如果只有他一个人能够对求助者提供帮助，他会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救援责任，见死不救反而会使他产生罪恶感、内疚感。而如果有许多人在场，就会出现责任分散效应，旁观者甚至可能连他自己的那一份责任也意识不到，从而产生一种“我不去救，由别人去救”的心理，造成集体冷漠。这种现象虽然不能说明众人的冷酷无情，或道德日益沦丧，但由于大众的旁观者心理造成的集体行动能力下降的事实是不能否认的，近年来社会上热议的道德问题如小悦悦事件等可以说明这一点。

 

三、学校教育对道德缺憾的超越

 

通过以上对大众社会道德价值与缺失的分析，我们对当今社会道德建设的方向与存在问题可能会有更深刻的了解。这是一个令人振奋、引人欢呼的时代，然而，在感性地歌颂与欣喜之余，我们还应保持清醒和理性的头脑，这里既有对道德缺憾的审思与忧虑，更有对道德进步的殷切期盼。它时刻提醒我们去积极地应对大众化时代难题，使道德建设既能保持和弘扬自由、权利、平等、尊重等时代精神，同时又能唤醒人们的责任观念，引人追求崇高、卓越等美好价值。

身处社会体系中的学校教育，也被这种时代的潮流所包围而显得无所适从，是随波逐流？独善其身？还是担当社会进步的中流砥柱？“教育从来都是朝向未来事业的，不能只以当下的标准要求自己，只是被动地适应社会，而是要以朝向未来的高度，抱持人类情怀，超越当下的社会。”[14]因此，在一个平庸流行、责任感淡化的社会中，教育不但不能惧怕社会的流俗和压力，而且要敢于坚持崇高的道德标准，体现教育自身的高贵；教育不但不能成为追求物欲的工具，而且要坚守“心灵的事业”这一特性，培养有爱和创造力、有信仰和责任心、追求美和善并以此为幸福的人；教育不但不能做消极社会潮流的追随者和旁观者，而且要坚守“自由行动者”的教育立场，担当起道德进步的责任，用自己积极的道德行动，成为社会的道德高地和道德表率。

参考文献

[1]扈中平，刘朝晖.对道德的核心和道德教育的重新思考[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1，(6).

[2]胡解旺.论大众道德[J].伦理学研究，2006，(4).

[3][5][6]鲁洁.边缘化、外在化、知识化——道德教育的现代综合症[J].教育学，2006，(3).

[4]高德胜.知性德育及其超越——现代德育困境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

[7]潘希武.学校道德教育的路径转变与作用界定[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2008.

[8][13]赵汀阳.论可能生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9]翟楠.价值分层：道德教育的路径选择[J].思想理论教育，2010，(8). 

[10][11]吉尔·利波维茨基.责任的落寞[M].倪复生，方仁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12]蔡秀梅.走向道德行动[J].教育学术月刊，2013，(7).

[14]高德胜.时代精神与道德教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3.